若干年前我到一个中部地级城市调研，这个城市正在改造主干路以铺设盲道，要花费两个多亿。有一位经济学博士出身的官员对我说，这件事做得非常没有效率。因为40多万人口中，盲人不到800人。如果能换他决策，还不如把投资改造道路的钱，拿出一部分直接给盲人作为货币补贴，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其时，正是中国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阶段，不少主流经济学家从标准教科书出发，认为把各种福利待遇货币化，直接发到保障对象手上，才最有效率。
我当时没有反驳他。事后，专门查了查盲道的由来。据称，世界上第一条盲道起源于日本冈山市，倡导者是三宅精一。有一次他在街道上看到，盲人在车水马龙的间隙中左支右绌，险象环生，触发了他的同情心。于是，自1961年始，通过边设计施工边听取盲人意见进行修改，到1967年，在通往盲校的道路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盲道。这一创举很快在发达国家得到响应和推广。最后，通过设计和改造城市基础设施，让包括盲人在内的残疾人无阻碍行走，成为文明社会一项成果。
的确，仅从经济效率上看，因为盲人毕竟在全社会占少数，花如此多的费用，为他们修建专用道路，当然是不经济。再拿北京为例，盲道总长已达1500公里，但真正使用者也并不多见。正因如此，当年美国在通过相关立法时，与最低工资法一样，遭到诸多经济学家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把这笔由政府花出去的钱中一部分，直接发给盲人，盲人既可以用这笔钱买导盲犬或雇带路者，也可以选择用这笔钱投资理财，既可以省下一大笔钱，还可增加盲人选择的自由，更可以防止政府职能借此扩张和腐败发生。但是，经济学家这一说辞并没有说服普通人，也没有动摇政府通过《无障碍标准》的决心。因为在后者的“理论”中，包括盲人在内的残疾人出行的权利，是无法用经济效率来否定的，甚至也是无法用残疾人本身的“福利”这一经济学指标来衡量的。
普通人的社会观念与经济学家的冲突，同样发生在对待患者获取低价药物领域。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因为药品研制成本极高，风险极大，所以，必须给药品以高定价，让制药企业能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只有这样才有创新的动力，也才能使药企研制更多新药以对付更难治的疾病。如果给无法付得起钱的穷人网开一面，让他们低价甚至免费获得药品，就意味着只能取消药品的专利保护制度。这样的后果，可能是没有一家药企愿意再进行新药研制，最后可能是既无法对付穷人的疾病，更对付不了人类的疾病!从这一理论出发，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喊出了“付不起钱，就得死”这样的口号。说这才是符合经济效率的事。跨国药企也是在这一理由下，裹挟美国政府对仿制防治艾滋病药物然后低价提供给患者的非洲国家进行制裁。
但是，面对一个个穷人得不到治疗眼睁睁等死，经济学家所谓“效率”、“长远眼光”的说辞，过于苍白无力。无国界医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遍布世界各地的NGO，以及各种新闻媒体，很快都选择了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他们组织了数不清的游行、抗议，发表了无数的报道与评论，内容都是谴责制药公司把挣钱置于生命之上。很快，经济学家内部也发生分化。有的经济学家指出，“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本身是一种市场失败，正好需要政府予以纠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2001年，美国五大制药巨头宣布将以成本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艾药物;美国政府也宣布不仅不对撤销抗艾药物专利权的国家实施制裁，还将对其进行援助;欧盟制订了一个梯级定价方案，降低贫穷国家药品价格;同时还呼吁改革国际专利规则，让贫穷国家更容易进口仿制药品。
以上两个故事，很好地印证了著名经济史学者约翰·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的观点。在麦克米兰看来，经济规则一开始是由正常的市场力量所推动。但人类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很快会参与其中，并推动市场的重建。而政府也更容易在公众的压力下积极改变市场的规则。一旦这些新规则被确立，它就是市场本身的一部分。正因此，社会进步在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往往就是政府与企业会越来越多地做一些看似不符合单纯的经济效率与市场规则的事。
我今天之所以再度重复这两个故事，也是想对当下中国现实有所提醒：经济增长与效率当然是发展所需要的，但不应由政府来越俎代庖，主要应由市场发挥作用。但一旦发生老百姓买不起药或药厂因利润低不生产低价药这样的事，正好是政府需要出面制订新规则的时候。因为，权利是不能用效率来衡量的。在需要保护权利的时候，即使不符合效率的事，我们也必须去做。卢周来(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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