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进一步开放将严重威胁我国核心战略利益
杨斌：“引进战略投资者”为控制我国经济命脉
江涌：消灭国企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目标
张宏良：取代国企垄断的只能是外资垄断
夏小林：贩卖拆分国企的毒药是为外资垄断开路
贾根良：引进外资对中国百害无一利
383方案内容
----以重新界定职能、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以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改革。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对外开放，引入有竞争力的投资和经营者。深化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开放，引入新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带动服务业加快发展。
----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更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改革外资审批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非禁即入”的试点;统一内外资法律，强化法律法规的一致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
----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减少对上游投入品的歧视;以海关特殊监管区为基础开展自由贸易园区试点;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查验，降低收费;以暂定税率方式，推行结构性降低关税;在存在进口特许权领域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竞争;以中日韩自贸区为重点，加快谈判建立高质量的自贸区。
新闻一：刘鹤联合外国施压国企改革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学者李成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银行在2012年公布的一份主张加速市场化改革的报告中，将刘鹤列为“主要合”，而他也被普遍视作金融自由化的支持者
据世界银行官员以及其他参与人士说，去年刘鹤为世界银行以及中国政府一个知名智库制定的经济改革议程提议提供了指导。这份报告剑指国企。参与制定这份报告的官员说，由于遭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的反对，这个提议被取消。
自那以来，刘鹤和其他中国决策者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与美国等国就要求中国开放封闭行业、引入更多竞争的条约进行磋商。去年的“封闭行业”指的是金融、石油、电力、铁路、军工等国家命脉行业，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今年这些封闭行业已经陆续“开放”、“引入更多的竞争”。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开放”是“与美国等国要求”，刘鹤为何总是要里通外国?
新闻二：刘鹤联合外国施压中国搞投资自由化
有熟悉刘鹤的业内人士预测，在即将面世的经济改革蓝图中，金融领域有望迎来实质性“动刀”，刘鹤在金融业有强大的同盟，刘鹤主张资本更自由地进出中国。资本更自由地进出中国，则更自由地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更自由地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更自由地卷走中国财富，更自由地杀回来低价买走所有贬值资产。
刘鹤及其同盟相信，使外资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实现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将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民营高科技和服务企业，并且有助于重塑中国经济。刘鹤还曾支持过周小川有关允许外国人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允许中国普通投资者投资海外的计划。
今年6月份，刘鹤向来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号人物利普顿(David Lipton)抛出了有关推进贸易协议的问题。利普顿曾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任高官。今年春季早些时候，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说，其他中国官员已明确告诉他中国愿意重启拖延已久的围绕一个将放开投资限制的协议的磋商。
双方在6月份同意重启相关谈判。中国说，中方将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除双方约定好的某些领域之外，允许外商在任何领域投资。
尽管这种谈判可能持续数年，但中国做出的承诺可能会倒逼国内进行一些改革。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令中国工业体系遭到外国资本的毁灭性打击，数万家国有企业被迫关闭，几千万工人下岗，中国一改独立自主工业国的境况，沦为全球化下的打工国。而刘鹤所设想的，通过联合外国倒逼中国允许外商投资全方位自由化将进一步打击中国的工业体系，进一步将中国锁定在资本主义外缘依附国的地位上。
呜呼！顶层设计三十年，不反思改革中的错误，天天鼓吹财富的大涌流，而完全无视财富大涌流实质是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品牌+中国廉价劳动力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和利润属于外国。顶层设计的精英们鼓吹现象遮蔽本质，兜售它们代表外国资本利益、进一步瓦解中国工业体系的说教，要将中国带向何处？
高梁：进一步开放将严重威胁我国核心战略利益
利用国外资本必定要以出让本国权益或未来利益作为代价，随着FDI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向我国经济核心领域的延伸，其弊端日益显著。
冲击和挤占国内装备工业市场，侵蚀民族工业产权和控制权，威胁我国核心战略利益。我国部分工业行业已被外资企业主导。在39个工业行业中“三资”企业在19个行业的销售额已超过30%，其中，“其他采矿、皮革羽绒等加工、家具、文体产品、电子、仪表”六行业的销售额占50%以上的绝对优势，在服装、橡胶、塑料电器设备等重要行业的销售额也占到40%左右。(《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
跨国公司还企图趁我国企“产权改革”之机，控制我国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包括像卡特比勒这样的产业型公司，还包括像高盛、凯雷这样的金融大鳄。除著名的徐工并购案外，在齿轮、轴承、机床、汽轮机等重要装备和零部件领域都有类似的经历。
各行业现存不多的国有重点企业，是我国60年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这些企业的意义，远远超出账面的“资产”，而是综合国力的核心——企业管理团队、熟练技工、技术团队及核心技术、品牌等能力的集合，是行业内配套体系不可替代的部分，是行业自主创新的带头人和产业升级的战略支点。一些关键企业一旦被外资控制，就会造成全局性的损失。一些重要企业被外资控制后，还将威胁到国防科技工业建设。
按产业控制理论，外资和东道国对产业的控制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旦某一领域的外资在东道国市场份额中占据了相对优势，则本国企业就将失去了话语权;产业安全的程度，本质上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
随着外资在华势力的增长，已经出现干扰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的现象。
阻碍自主型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大量事实证明，所谓“外资企业带来先进技术”，所谓“以市场换技术”，越来越成为空话。随着我国经济技术实力的增长，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出口采取越来越保守的态度，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对华封锁遏制政策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国有的实际经济部门多年来以“市场换技术”为名，形成对外资的“技术进步功能”的过分依赖，这已经成为阻碍自主创新的思想障碍。由于国外装备和高技术产品的大量涌入和普遍不注重吸收消化再创新，本国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空间被一再压缩，并加剧了产业控制权的旁落、利润的外流。这实际上成为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大障碍。
我国目前是世界看好的大市场和“增长亮点”，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必然重视抢夺我国市场蛋糕，如抄股市楼市大底，趁我国大型工业企业效益下降、卷土重来实施并购等。这是资本的本性，我们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
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开放不够的问题，而是不善于在开放环境中自我保护的问题，是在安全形势渐趋严峻的情况下，防范意识、防范机制不足的问题。确保国家安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
杨斌：“引进战略投资者”为控制我国经济命脉
美国推行作为“华盛顿共识”核心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总是密切围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和战略产业，首先通过私有化政策拆除国有企业形成的阻碍，再通过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为跨国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命脉打开大门。对于遇到民族主义抵制较小的国家和产业领域，美国会要求跨国公司直接收购兼并，对于遇到民族主义抵制较大的国家和产业领域，美国往往以产权多元化为借口，策略地先提出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这种看似中性的产权改革，让跨国公司间接地参股涉及经济金融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然后再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政府双边高层战略会谈施加压力，以最终实现完全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目标。
美国竭力推行作为“华盛顿共识”核心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是否也会误导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改革，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并保持警惕。当年泰国、韩国、阿根廷等国爆发金融危机之时，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逼迫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将涉及经济金融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廉价卖给国际资本。美国本国爆发危机后采取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做法，同其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预截然相反，这种双重标准表露了美国鼓吹的“华盛顿共识”的虚伪性。
冒然地推行私有化不利于实现维护民众利益的真正民主，不利于解决铁路、电力输送网等技术性自然垄断弊端，反而会造成私人资本垄断政治、经济、媒体的更大危害，甚至会呼应美国倡导的“普世价值”酿成“颜色革命”，并严重威胁国家政治稳定。
江涌：消灭国企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目标
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新自由主义就是因应这一需要而诞生的。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其基本要义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扫清资本扩张的障碍。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大张旗鼓地出售国有企业。阿根廷基本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并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的“全流通”。但是，这些被变卖的国有企业经过短暂民营后，很快被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金融寡头所收购，阿根廷由此丧失了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由外资主导，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深受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因为没有国有企业的抵押或担保，美国及IMF拒绝给予资金援助。与之相反，墨西哥能在危机爆发后获得及时援助，则是以该国的国有石油与铁路企业的股权与收入作担保为前提的。普京总统掌权下的俄罗斯，对叶利钦时期的自由经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全力收复石油等战略资源行业，重组国有企业，保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与国际地位因此有了明显改观。拉美及原苏东地区的经验与教训说明，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国家经济危难时的最可靠依托。
张宏良：取代国企垄断的只能是外资垄断
铁路、能源、金融、市政、电信、教育、医疗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航空母舰，拥有数百亿乃至上千亿资本，国内私人企业根本就无力进入，而能够进入这些行业抢占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只能是另一种“民营资本”，即外国垄断资本。既然连目前要被取代的国有企业都是垄断，那么能够取代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外资企业，自然是比国有企业更大的垄断，而一旦形成外资企业垄断，则意味着垄断价格的为所欲为，如同现在的食用油和日化产品一样，垄断价格想怎么涨就怎么涨，中国老百姓完全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待宰羔羊。大家只要看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凡是外资控制的市场和商品，无不是价格飞涨的商品。即使外资没有垄断，只要是外资大规模进入的行业，同样是价格飞涨，房地产行业就是典型。三年前国务院宣布大型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行业，打破垄断推进“民营”化，结果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地盘绝大部分落入外资手中，房子价格如同火箭般急速蹿升，全国房地产价格不同程度地翻了几番。对此，呼吁和落实“民营”化的人笑了，中外房地产开发商笑了，中国老百姓却哭了，甚至哭都哭不出来，看着飞入云天的房价，只能盼望下辈子哪怕是脱生为飞禽走兽，再也不要脱生为人，因为飞禽走兽至少不需要购买天价房屋。
夏小林：贩卖拆分国企的毒药是为外资垄断开路
即使按照那些“向往欧美模式”的“经济学家”和“学者型官员”的价值标准来看，欧美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推行的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中，在众多场合下将垄断行业改革为“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的目标也是空话。有的国家一时间的放宽准入、拆分个别大企业，事实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垄断行业的面貌，也没有改变“竞争产生垄断”的铁律。
欧美国家里垄断行业的大企业兼并重组一直在进行，并且是跨国进行的，更对中国的相关领域垂涎欲滴、望眼欲穿。
例如，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中美商会主席狄安华称，在电动车、清洁能源和高铁等领域，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扶持本地企业。他说，中国国企向全球扩张，现在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海外的商业竞争中，都可以击败美国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应该将注意力从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移开，转向中国国内那些不利于美国企业同中国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准入壁垒。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指出，41家中国国企登上了2010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单，其中3家还跻身百强之列。
一个凸显出来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如果“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垄断行业真的“改革”成了“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迫使中国电信、民航、能源、金融等垄断行业成为竞争性行业，将这些行业中的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正言顺地拆分为若干更小的企业，产业集中度将大幅下降，最大的利益将“花落谁家”?
答案只有一个：这种迷信西方经济学个别流派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不管欧美国家实际做法的改革设计，将最有利于欧美垄断行业中越来越大的跨国公司在“十二五”期间快速进入中国电信、民航、能源、金融等行业，并形成新的外资垄断格局。在它们面前，中国的个体私营企业和它们的所谓的呐喊者们，如工商联等等，将被“秒杀”，不堪一击。而且，这将是基于同一个理由，自由竞争，全球范围;一视同仁，WTO!
我国加入WTO以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重大决策，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垄断行业(和其它重要领域)的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大型国企的国际竞争力和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这应当成为垄断行业改革目标和产业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
相反地，谁也不能说，这里的改革就是要消除垄断、削弱垄断性国企的竞争力和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因为，那样欧美跨国公司就会率先占领这些行业的制高点。至于中国的个体私营企业有没有能力和时间去做到这一点，看一看产业组织理论记载的那些纯粹经济性的进入壁垒就一清二楚了。
贾根良：引进外资对中国百害无一利
历史经验说明，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不仅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其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但在过去三十年中，由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有预谋地推进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保护主义经济学和保护主义发展政策遭到极大贬斥，被华盛顿共识宣布为非法。在这种欺骗性思潮的影响下，自由贸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被看成了发展中国家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自由贸易已经普遍地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论文都在讨论中国如何推进自由贸易，即使中国大豆产业的生存岌岌可危，即使中国国内市场被外国产品大量占领，即使中国产品遭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围追堵截，也没有人敢说要拿起保护主义的武器，捍卫中国的民族产业和保护中国的国内市场。究其原因就是人们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欺骗太深，已经把保护主义看作是落后的代名词，认为在保护主义的壁垒之下建立的企业依赖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不思进取和缺乏竞争，更遑论承受国际竞争;认为保护主义无法解决技术进步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才能达到“市场换技术”的目的。这些看法不仅存在着基本的逻辑混乱，而且也与历史经验大相径庭。
笔者曾撰文讨论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十大危害：它是中国深陷美元陷阱、人民币被迫升值和中国经济“自我剥夺”的罪魁祸首，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内需产业和内地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使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泡影；并成为寻租、滋生庞大买办利益集团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强大力量。它加快了通过掌控产业价值链垄断和支配中国经济的进程，因而成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破坏和谐社会的隐蔽性杀手，并通过挤占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成为催生中国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外资不仅加剧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它还通过直接投资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夺我国自然资源和金融财产，并最终将造成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即使中国保护本国市场也主要保护的是外资企业，从而使外资支配中国经济的格局永久化。所谓缺乏资金、转移技术和“搅局”中国经济等引进外资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误国误民之论，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必须停止引进外资并回购外资企业;而对那些我国政府没有回购的外资企业，也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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