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西方冷战思维定式下的中国发展安全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西方冷战思维定式下的中国发展安全

　　问题的缘起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一度使全球银行业资本金缩水1/3，市场价值缩水2/3，一些国家从金融危机发展到整个经济危机，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国家危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是全球性的，中国当然无法幸免，许多危害后果的暴露具有时滞性，并且救市的效果也有待观察与评价。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所遭受的短期损失要小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社会在遍寻危机解救良方而不遇后，幡然发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独具魅力，于是各种版本的赞誉纷至沓来，一时间盖过了早些年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冷静分析，这其中不乏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真心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友好人士;但也有表面唱赞歌，实际上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要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不切实际的责任，让中国为危机买单的民族主义者;还有野蛮地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无端地归咎于中国，对中国横加指责和干预的用心险恶者;更有甚者，始终不放弃霸权思维、冷战立场与遏制战略，热衷于绞杀或“捧杀”中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千方百计设置障碍。中国的发展安全涉及诸多方面与关系，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西方意识形态围堵中的“普世”价值观渗透

　　普遍认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美国化”，即把美国作为现代国家的缩影，抬高到发展中国家模仿的模式。系统地表述了旨在发展中国家复制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政策”。一个组织或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是衍生软实力的资源的主要渠道，约瑟夫•奈援引基辛格的观点说，“美国不能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此之外，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今天的全球主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绝大多数动力来自美国，全球信息网络的大部分内容在美国制造;美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资讯、信息和媒体网络，通过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体长期传播美式价值标准，最快速度地以美国人的视角编辑、发布、评论国际事件，削弱其他国家维护民族利益的社会政治意识，进而打压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趋向，整合西方“普世价值”。正如戴维•兰普顿所说的，“美国人最支持这样的外交政策:实施这一政策能令人信服地既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又能服务于美国的理想”。

　　美国的价值观全球扩张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20世纪下半叶的大国中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美国的政治精英始终将美国妆扮成“‘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楷模’，是‘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不论是外交事务，还是国内政治，美国的大众辩论从来不说是不同利益的竞争，而说成是善恶的斗争”。1990年4月，老布什总统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全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1993年9月，克林顿在其首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抛出了被称之为“克林顿主义”的新干涉主义理论。克林顿声称:“世界上任何遥远角落的任何国家所发生的内部事务，都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不仅要为维护和推进美国的利益而战，还要为维护和推进美国的价值观而战”。2005年1月，小布什在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的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实现这个目标最终不应由暴力达成。但在必要时，我们将以武力自卫，并保卫我们的朋友”这充分暴露了美国输出价值观、干预他国内政、追求单极霸权的图谋。当世界其他国家与西方的或美国的价值观不一致时，美国或意识形态进攻，或政治孤立，或煽动分裂，或经济制裁，或直接出兵侵占、颠覆现政权，或上述手段兼备，这从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国家的一系列全球干预行动中可见一斑。

　　在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过程中，由于政治孤立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直接的军事干涉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反对，而经济制裁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后果，于是美国在加紧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推行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输出与攻势。霍勒斯•卡伦曾说:“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美国生活方式等同于文化理想、多样文化和乐观主义。那么，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在价值上就等同于一个世界公民”。阿扎雅胡对“美国化”的基本定义是，“一般而言，在文化领域，‘美国化’主要指美国大众文化对美国之外的文化环境的冲击。从根本上讲，美国化涉及到文化输出和文化移植。美国化意味着文化变迁。”“美国化”一方面带来美国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造成当地文化状况趋向美国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最终结果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胜利，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创造了一种全球超文化，瓦解甚至取代了地方文化和传统”。用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的话来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很显然，西方文化或美国式文化输出和扩张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文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他国的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宣扬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植入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而改变他国主流价值观，成为西方世界的追随者和拥护者。

　　早在1945年9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指出，以人员、图书、教育、艺术等手段进行文化交流是一种“慢媒介”，主要用于“影响精英人物”，着眼于“长期的文化调整”;无线电广播和电影宣传则是“快媒介”，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借助于资本的提携，抑或依照资本的逻辑，形成了西方霸权文化“殖民”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现象与趋势。有论者将这种单向度的全球化潮流和审美心态称为“(资本)帝国审美”。

　　美国式消费文化的全球扩张是西方文化攻略、进行价值观渗透的成功案例。战后美国通过消费文化析示范作用，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陷入了对资源能源等初级产品高度依赖的泥潭中。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在追赶国际消费潮流，不断实现强势国家所创造的需求背后，是本国资源的大量廉价输出、过度消耗、大量的碳排放以及国民福利的流失，而强势国家则扬长避短，获取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政治和价值观利益。

　　互联网日益成为宣扬西方价值观、对非西方体系的青年人展开意识形态攻势的重要平台。“9•11”事件后，美国成立“全球宣传办公室”，其职能是利用网络等媒体来控制信息。2009年5月，奥巴马宣布在白宫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并任命网络安全协调主管负责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被称为“网络沙皇”。《纽约时报》引述国防部发言人布赖恩•惠特曼的话说:“我们不想讨论攻击性网络行动的问题，但我们认为，网络也是一个战争领域。我们应该有能力像在其他任何战场一样在那个领域展开行动。”

　　美国重返亚太:衰落中的全球战略调整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安全依赖于国家实力，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加必然带来国家安全的相应增加，“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但“9•11”事件却意味着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关系的非对称性。多伦•查尔斯认为，在霸权相对兴起和衰落的特定拐点上，战争要比其他时刻更容易发生;针对新的角色来调整外交政策以与新的霸权相一致，往往更有可能导致战争爆发。尽管对美国是否开始衰落或已经衰落存在着广泛的论争，但冷战后世界更加趋于多极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从海湾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仿佛给查尔斯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注解。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尽管经历了“9•11”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强势国家的官方及其智库的观念并无本质性的变化。正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马修斯所说，恐怖主义和反恐需要并“没有改变中美最基础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根源，它只是暂时地搁置了其中的一些根源。在台湾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权、反导、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作用等问题上两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互不信任。即使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增加，这些分歧也仍将存在”。客观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日益加深的趋势，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使两国面对共同的市场衰退，利益关系更是紧密交织。此外，中美之间在反恐、防核扩散、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也存在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的提升，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金融危机及此后的经济复苏中的突出表现、进而谋求更加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G20取代G8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机制等等，对习惯于保持代际优势的美国产生一种压迫式的危机感，与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核心利益产生重大冲突。早在2002年9月20日，“9•11”事件一周年，小布什政府公布了其任上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体现了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帝国(霸权)”论的战略思想，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影响。”《报告》强调“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威慑对美国、美国的盟友和朋友的利益构成威胁的事物”，“我们的军队将强大得足以使任何潜在敌手放弃企图通过某种加强军事实力的措施来赶超或与我们的军事实力抗衡的想法”。事实上，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和自我价值体系的认定，使美国需要一个对立的“他者”，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意识形态来保持团结和建构身份。尽管没有明言，但美国实际上是把中国等新兴大国视为潜在的对手并予以防范。

　　时代的发展，既有的世界体系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西方强势国家顽固执守冷战思维，无视新兴大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傲慢看待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重要的作用，依然将国际交往视为零和博弈。从固有的美国利益出发，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自己却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动辄采取报复手段;一方面认为中国是新兴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最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将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问题的症结，包括全球经济失衡、资源竞争、军备竞赛、地区对抗与冲突、国际安全等等，归咎于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横加责难。在美国身陷阿富汗、伊拉克泥潭，日感力不从心时，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周边和平环境、维护周边秩序的目的。这些都对美国造成一种紧跟式的追赶态势。2011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指责中国的歼-20隐形战斗机、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航母建设计划似乎都是针对美国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认为，中美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政治、经济、安全诸方面，外交政策转型的重点是，把各种外交资源分派到亚太地区的各个国家。11月10日，希拉里在夏威夷檀香山发表讲话时说，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012年初，奥巴马宣布了新战略的指导方针，尽管没有明确说中国是一个威胁，但文件提及，“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一个地区强国将有可能以多种方式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构成威胁”。显然，以地缘政治为先导、双边军事合作为支撑、多边经贸合作为途径，可以发现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在于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地区安全机制、经济秩序等全方位的主导权，化解中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国模式的挑战。

　　2010年2月初，美国两大新闻媒体《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共同进行了一项题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还是美国人的世纪”的民调，结果显示器，41%的美国人认为左右21世纪世界经济的是中国人，43%的美国人表示21世纪的国际事务将由中国人主导，比认为这两个领域仍由美国人支配的比例分别高出1个和5个百分点。有论者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美国人近年来在面对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过程时日趋明显的焦躁心理。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东亚的关注点骤然升温。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亚等非传统西方核心区转移，以东亚为代表的非传统西方核心区对全球政治秩序变革和重构的作用日益显著。有论者指出，地区安全局势的结构性调整的核心，是在东亚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权力场”(powerhouse)之后，各主要大国如何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

　　事实上，美国领导人早就加快其全球战略部署，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是其中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抑或美国从来就没有放弃亚太。“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并非一定针对中国，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访华期间强调:“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相反，一个强大且繁荣的中国的实力上升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力量。”但从其行动的导向上，中国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是最大的。在2010年美国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导弹防御计划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防务与安全政策的重要文件，大佛上可以把握美国对威胁的评估和应对威胁的战略转型的脉络。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正是美国的军事存在缓解了东亚的安全困境，维持了东亚的和平。由于东亚地区政治文化的异质性，国家间权力、利益、观念分配的变动难以预料，地区内的安全机制缺乏活力，以及充满后殖民时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领土争端等因素的普遍存在，“许多东亚国家对美国的信任都超过彼此间的互信”。例如，许多亚太国家认为，冷战后美国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将日本完全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对日本企图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担当东亚领导的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制约的作用。例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公开呼吁，“亚洲唯一能够制衡中国的力量，是美国在亚洲坚定的战略存在。”

　　在地缘战略方面，2010年以来，美国高调介入东亚事务，反客为主，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一是曲解中国必要的和有限的海防政策;二是稳固和提升美国与相关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如加强驻澳军力，升级美菲同盟关系;三是利用南海问题挑拨、恶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图谋制造地区矛盾和纠纷，并试图进一步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四是通过军演炫耀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存在，传递支持盟友的决心;五是通过人道主义救援、出售武器等方式，加大军事方面的投入;六是举办APEC，强势推进TPP，“走进”缅甸、参加东亚峰会;等等。“美国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咄咄逼人的亚太外交攻势，从中不难发现美国主导亚太事务的迫切心情和政治决心”，有论者认为，“为了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领导权，美国的目标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挤压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在制衡中国的共同利益引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不仅损害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战略利益，而且过早地与美国的利益接壤，有可能会缩短战略机遇期。

　　在军事战略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战略的调整主要方向是，针对“反介入/区域拒绝”威胁，着眼未来10—20年的战略格局演变态势，深度整合军力，提升美军远距离投送能力，确保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并将未来常规冲突的目标区域锁定在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至印度洋地区和南亚的弧形地带。具体而言，一是扩大亲美阵容，提高“集体安全”能力，把军事同盟关系视为“力量倍增器”;二是重心后移，以关岛为枢纽，完善三线部署，加强在东南亚、特别是南海周边区域的军事存在;三是更新前沿武器装备，提升亚太美军的快速反应和全维攻防能力。2010年7月河内ARF会议上，希拉里高调表示南中国海“有美国利益”。这是美国南中国海政策上出现重大战略转变的标志，其含义已经非常清晰:美国将全力应对中国崛起之后的东亚地缘战略变局。

　　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挑战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给中国和平发展设置了诸多障碍，使得中国发展的战略环境更加复杂易变，中国此前为改善东亚、东南亚关系所付出的外交努力的成效大打折扣。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和防范，部分国家则试图通过强化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关系来谋求地区霸权，这为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存在提供了借口。

　　第一，中国的合法行动受到限制。2010年7月，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表分析文章，强调中国在南海的核心国家利益，由中国海军主导自己在这一海域开展反海盗行动。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10年7月13日在网站上刊登彼得•哈尔彻的文章《中国正朝领土野心全速前进》，指出“此举令中国与5个邻国的领土主张直接冲突，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上的海上优势形成挑战”。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将南海列为核心利益，意味着南海在中国领土主权上的重要性上升，这不涉及南海的归属问题。维护中国海洋领土完整和海上安全，保护中国新兴的、广泛的海上经济利益是中国海军的“远洋防御”战略的题中应有之意。核心利益关涉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关涉重大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绝不容许外部干涉。宣示核心利益等于昭告国家利益的底线，本意是防止国际社会的误读和误判。然而，西方国家却故意曲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将中国军队的正常防卫建设当成军事扩张的前奏而大加渲染，并鼓动、插手相关国家的外交、军事政策走向。例如约瑟夫•奈就认为，“中国太过于高调的军事姿态很可能在中国的邻国中催生一个反制联盟，从而削弱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亚洲，中国实力的崛起招致了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抗争”。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本身应付带来更多的反对”。例如，2011年9月16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发了一组题为《美澳军事合作针对中国迈大步》的报道，报道指出:

　　美准备让两国军事关系迈进一大步，即在澳西部海岸和北部海岸部署美军。……澳大利亚一直试图在与中国的贸易和与美国的安全协议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随着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和东亚其他地区所采取的行动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一项民调显示，由于担心安全而支持美国在澳驻军的澳大利亚民众比例高达55%。……美国谋求获得新基地一事反映出中国不断上升的国力已开始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挤压美国势力范围的边界。

　　有论者从澳大利亚的立场出发认为，“澳大利亚的新贸易格局意味着主要商业伙伴——中国并非战略盟友……澳大利亚人的对华态度依旧十分犹豫。……罗维研究所当月(2011年4月)的一次民调结果却显示，近半数的受访者相信中国会在20年内成为一大军事威胁。许多人对中国投资增幅感到担忧”。除澳大利亚外，中国周边的一些中小国家，忧虑中国崛起后会实行对外扩张，“开始转而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与防务合作、增加自身军费和防务开支、发展与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大国合作来牵制和防范中国，即采取所谓的‘对中国两面下注战略’(hedgingagainstChina)，巩固在中美两大国之间谋求最大战略空间的现实主义战略选择”:既想利用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牵制中国，又渴望在经济上通过分享中国的市场、投资和贸易来获取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对中国两面下注战略”的核心是要在东亚较为稳定的中美“两强结构”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中美矛盾，让中美相互制衡，为其赢得最大的战略收益。

　　事实上，中国的国防建设还不足以支撑与新时期历史使命。就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而言，美国为3.5%俄罗斯2.41%，法国为2.35%，英国2.28%，而中国仅仅为1.36%。中国的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中国的军事战略总体上趋于防卫型，中国的军力发展服从于“中国永不称霸”的战略构想与国际承诺，因此，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就是等同于世界上维持和平的力量增强。西方国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炒作“中国威胁论”市场式微的情况下，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中国责任论”，挖空心思阻挠中国的和平发展。

　　第二，中国易落入国际事务与大国责任的陷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后，就有较强的意愿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是因为霸权国通常占有最领先的技术，最具比较利益的优势，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产国，因而也就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但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其他国家将有可能依托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而保罗•肯尼迪提出的过度扩张论认为，“国际承诺太多、军事费用过大，因而形成了帝国战线太长的现象，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由此，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来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成为强势国家重要的选择。长期以来，美国的国家战略其实都是“全球战略”:在经济(金融、贸易和产业)战略方面，美国始终从制度层面把持着全球经济规则、产业标准的制定，控制全球生产体系的运行;在科技战略上，美国始终牢牢掌握知识创新的最前沿，并将最先进的科技运用于军事领域;在军事战略上，一直谋求与其他国家保持代际优势，同时在太空、网络、极地、海洋等领域抢占先机，服务于其全球霸权构想;在文化战略上，宣扬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模式，输出“普世价值观”，强调“世界警察”的“霸权责任”。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必然衰落，但其无力同时应对全球危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上升至世界第二位，在国际交往中要求中国承担更重要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责任论”发端于金融危机前，流行于危机爆发后，是西方国家试图让中国为金融危机“买单”的舆论工具之一。自从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后，所谓的“中国模式”就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热议。2007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曾提出“中美国”的观点，称“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形成了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但危机导致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增加，“中美国”的平衡结构似乎被打破了。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促使“中国模式”在国际上的再度热炒。美国提出的“再平衡”就是要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责任论”就此流行。

　　“中国责任论”的出现客观上是由于中国的实力显著提升，“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英国前副首相赫塞尔廷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变化的三“大”——变化范围之大、变化速度之快和变化观念之深对西方世界正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美国的霸权实力正在逐渐衰落，世界多极化趋势越发明显，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世界的强大冲击，无论出于何种居心，国际社会均期待中国能发挥更多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华裔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认为，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更多地出钱出力;二是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三是道义上的责任，要求中国逐步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早在2005年9月就明确提出中国应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责任论”有诸多版本，当西方相继陷入困境，中国付出极大代价来抗击危机时，西方却声称单单中国从金融危机中受益，谓之“中国独秀论”、“中国救世主论”;当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宣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时，世人惊呼“中国火车头论”;当中国严正声明自己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而无法承担西方强加的脱离实际发展水平的国际责任，西方称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也有诸多形式，贸易顺差、美国国债、人民币汇率、碳排放、能源消费等皆成为西方的兴趣点。西方某些学者、媒体、国家政府，多次发难，认为中国“刻意保持巨额贸易顺差”、“操纵人民币汇率”、“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以及“国内消费不足造成高储蓄”，从而最终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无论何种版本或形式，其包含的促使中国按照西方意图进行政策调整，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的目的没有改变。例如，在世界经济交往深入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绝非仅仅由某一国因素所造成，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本身就是别有用心;在贸易顺差问题上，有学者指出，美国一方面大量进口中国产品，另一方面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实施严格管制，是造成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持有美国国债问题上，有学者指出，美国要求中国多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危机分担责任，但同时认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过多，有操纵美国经济之嫌，使中国陷入两难境地。与此前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敌意昭然的攻击相比，“中国责任论”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

　　，中国积极参与各种非物质性的国际制度建设，例如在对待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的旨在降低全球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问题上，中国早在1998年5月29日就签署《京都议定书》，于2002年9月3日核准，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意味着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制度的构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美国、加拿大却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

　　简单结论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的走向可知，后危机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依然十分严峻。在西方强势国家的思维定势中，无论中国做什么，无论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

　　中国发展模式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无论是赞誉还是抵毁，无论是效仿还是围堵，中国的和平发展依然步履坚定。正如戴秉国所说:“那种要拉帮结派对付中国、遏制中国的图谋，那种在地区国家间挑拨离间及在中国近海搞联合军演的做法，更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既不合时宜，又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更会失去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历史性机遇，注定是行不通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2期，摘自2012年第9期《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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