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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摘录汇编——评楚树龙等著《美国政府和政治》

张聚国 · 2014-06-16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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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90年代留学美国,归国后长年发表偏执的亲美、亲日、亲南伪的观点。我们通过此文可以看看这个教授的学术水平到底如何?

  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张聚国博士

  最近,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了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公共管理学院楚树龙教授与荣予合著的《美国政府和政治》。全书共三卷,171万字,1700多页。这可能是国内有关这一课题的最厚的一本书了。

  书的扉页标明该书属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在该书的前言中,介绍这是其“十年磨一剑”的结果。但如果从1988年开始搜集资料算起,到最后完成写作,当历时20多年。看到这样一套如此“厚重”的书,当时真的非常欣喜。可是,在读了这套书后,我感到非常失望。原来,这么一项教育部重点支持的科研成果,竟然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摘录汇编。

  一、在写作方法上,全书大段材料摘抄,过于集中、连续多页摘自同一本书。最高纪录是21页。

  上册第542-563页几乎全部摘自Susan Welch等人编写的英文教材《美国政府》。

  很多摘抄内容属于成段原文照录,一字不差。

  有很多部分对引用资料消化、分析不够,同一主题下,引用资料内容重复。如上册第530、532页,对“司法审查”的定义,分别提供了三段语义基本相同的解释;中册第842页有关联邦选举中“硬钱”解释,就说了三遍;第843页关于“软钱”的用途,说了两遍;下册第1255-1256页有关21世纪美国移民数据,杂乱地引用了几个年度的移民统计数字,占用了近一页篇幅;下册第1304-1305两次解释加州187号提案的内容;下册1357-1358页两次解释什么是“肯定性行动”;下册第1551-1552页,分别从两篇不同文章抄录两大段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介绍奥巴马政府2010年通过的《患者保护与可负担医疗保健法》。更多的是一些类似数据的重复引用,一些资料罗列杂乱无章,时间顺序颠倒或重叠,甚至出现前后不一致。如下册第1586-1588页,关于大学学费上涨的材料,就引用了两页7段。段与段之间缺乏过渡与关联性,很难看出的思路与逻辑。资料重复和杂乱无章的原因是,涉及某一问题时,分别从几本书中摘录材料,堆放一起,不加概括、简化和整理。

  二、在材料运用上,所使用材料过于集中于几种中文译著和论著、两种有关美国政府和政治的英文教材(Susan Welch等人合著的American Government;Steffen W. Schmidt等人合著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Today),无视相关领域中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和大量的英文原著和原始资料。

  例如,关于美国移民史的中外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可是,非但不去看,反而直接从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连续摘录了十几页的内容(下册,第1292-1302)。书后所列139种参“考考文献”,实际引用过的很少。除几种主要中外文论著或教材外,大量使用一些当代的中英文报刊文章、新闻报道。

  很多内容直接摘抄自别书,未加适当注释。而且在抄录别人的书和文章时,抄了很多段,有的加注释,有的不加。例如,中册第744页倒数第二段后半段摘自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中译本第262页;中册第772-773页两段原文照抄自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第411页;中册第761页最后一自然段的后半段、第766-767页三大段,原文照抄任东来《美国公民:不太热衷“选总统”?》(《南风窗》2004年11月16日(下)第49页几乎全文);中册第810-812页大段间接引用的数字和直接引用的文字,没有标注出处;中册第936页四个段落摘抄自李晓刚《K街故事:公关公司影响美国外交》(《世界知识》2005年第18期)一文,但没有注明;下册第1294-1276页,有两页多有关华人移民的数据,没有标注来源;下册第1616、1617、1618等页的数据,没有注明来源;下册第1644-1647页,抄录自李大光、王佩的《亲爱的,我要把海军缩小了》,除一段加注了注释之外,其他三页多均未注出;下册第1676-1680页《美国的全球经济目标》部分,从标题、文字、到图表,全部摘自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中译本)第616-622页,但均未注明;下册第1681页,第三自然段抄袭自王晓德《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及其实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未加注明。

  三、注释与引文对不上

  据对几篇文章的核对,一些引文与注释对不上,张冠李戴,原引注文章中并无相关引文,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如中册第786-787页所注引自“王恬:《希拉里与女性主义》”一文的两页文字的六个注释;下册第1280-1281页引自“张焱宇:《移民版的‘我有一个梦想’》”的5个注释;下册第1293页引自Nina Bernstein《纽约时报》的两个注释;下册第1367-1369页引自《纽约时报》的两页半文字、六个注释;下册第1384-1386两页多引自“沈红梅:《美国家庭主妇青睐布什?》”一文的11段文字的11个注释;下册,第1387页,讲到美国肥胖问题时,引自“《肥胖让美国人付出沉重代价》”和“《这里的竞选静悄悄》”,但原文找不到。更为令人费解的是文中讲的是肥胖与疾病和死亡率的关系,竟然注释是一篇有关小布什竞选的文章的资料;下册第1391-1393页引用的两页多8个段落、8个注释说材料来自“《这里的竞选静悄悄》”,但原文并没有;下册第1414页注释4“《谁篡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与引文不符;下册第1417页注释4和1418页“美国主要城市社区分配趋势一览表”,并非来自所注“《21世纪,缔造百万富翁的年代》”;下册第1448-1451页4页内容6个注释内容,在标注的《华盛顿观察》网站《民意测验:绝大多数美国人以家庭为重》一文中找不到,原文只有180多字,而引文却有数千字之多;下册第1451-1453页引自“李月:《美国职场新动向:女性上班族少了》”的4个注释相关内容,原文找不到;下册第1457页注3引自《华盛顿邮报》的材料,原文没有;下册,第1459-1460页,讲述美国人的性观念的两段文字,所注释的文章是《青年美国人助长了弹性工作时间》(Younger Americans Put a Premium on Flexible Job Hours),与前一部分讲美国人“工作观”内容,竟然使用了同一篇文章作注释,引文与注释对不上;下册第1460页,讲述美国人“道德观”的部分,竟然有一段属于下面部分“女性”的内容,讲的是“女强人流行回家做保姆”;下册第1552页中部《患者保护与可负担医疗法》的介绍,有一半内容在所注两篇文章中找不到;下册第 1573-1574页连续4段文字中,一段数字没有注释,来源不明,另外三段所注《纽约时报》Robert Pear的文章(Social Security Enlisted…)题目不但搞错,而且在原文章中也找不到所引文字;下册第1579页,第一段引用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来源不明;下册第1580-1581页,引自李月《华盛顿观察》上的文章,不但题目搞错了,而且四大段文字没有注明来源;下册第1590页,第二个注释(Sam Dillon, “Tuition Rise…”)对应的引文,原文找不到;下册第1610页注释1(占3/5页)和1611页注释2引自徐岚《各国靠科技创新强国》的材料,原文找不到。

  这只是对笔者感兴趣的引注文章核对时偶尔发现的其中几个,如果对注释全部进行仔细核对,有可能会发现更多类似情况。作为学术论著,这是极不严肃的。这跟伪注有什么区别?如果根据注释找不到原文,那么注释的意义何在?这说明有些引文与注释脱节错乱,没有认真对资料进行核对。因此,有必要对其所引所有资料的真伪问题进行核对。

  四、很多英文译名很随意,不规范,不正确,无视前人研究成果中约定俗成的翻译。

  如国会议员的免费邮寄信函特权(Franking Privilege,frank的原意就是“盖邮戳”),翻译为“弗兰克特权”(上册,第335、336页);国会指导与政策委员会(Steering and Policy Committee,这里的steer原意是“操控”,即把握方向)翻译为“提议和政策委员会”(上册,第354页);老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Sr.)翻译为“施奈辛格”(上册,第426页);1883年文官制度改革法《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翻译为“潘德莱顿法案”(上册,第441、467页);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System Board of Governors)翻译为“联邦储备系统”(上册,第461页);核能管理委员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regulate原意为“管理”)翻译为“核规则委员会”(上册,第450、462页);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翻译为“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上册,第428页)和“联邦储备和保险公司”(上册,第463页);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翻译为“美国宇宙和航天局” (上册,第459页);约定俗成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翻译为“田纳西谷管理局”(上册,第462、463页);国家铁路旅客公司(National Railway Passenger Corporation)翻译为“国家铁路顾客公司”(上册,第463页);全国养牛者协会(National Cattleman's Association)翻译为“全国牛业”(上册,第464页);政策和支持性岗位/职位(Policy and Supporting Positions)翻译为“政策和支持位置”(上册,第465页;同义词Plum Book在第466页翻译为“差表”);美国文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翻译为“文官服务委员会”(上册,第467页;它是一个管理文官而不是服务文官的机构!);联邦劳工关系局(Federal Labor Relations Authority)翻译为“联邦劳动关系局”(上册,第473页);布什政府副国务卿卡伦·休斯(Karen Hughes)翻译为“卡葚·侯君斯”(上册,第476页);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Intelligence Identities Protection Act)翻译为“情报身份保护法”(上册,第489页);国会黑人党团会议(Black Caucus)翻译为“黑人小组”(上册,第495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翻译为“布瑞南”(上册,第516、522页);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上册第517页写作“厄尔”,第529页又将“厄尔”翻译为“欧文”;大法官戴维·苏特(David Souter)上册第522页翻译为“邵特”,上册第538页又翻译为“索特”;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翻译为“亨利·布莱坎”(上册,第522页);大法官Stephen Breyer上册第522页翻译为“斯蒂芬·布瑞叶”,第538页翻译为布雷亚;宾夕法尼亚州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翻译为“计划父母”(上册,第524页);美国19世纪总统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翻译为“扎恰瑞·泰勒”(上册,第527页);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上册第534页的译法,这也是最常见译法),而在上册第522页,另翻译为“克莱伦斯”;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一些州确立的公民“创制权”(initiative)被翻译为“倡议”(上册,第612-614页);爱德华(Edward)翻译为“爱德华特”(上册,第641页);亨利·克莱(Henry Clay)翻译为“亨利·克雷”(中册,第709页);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翻译为“欧弗里德·史密斯”(中册,第718页);内战前反对移民的“无所知党”(the American Know-nothing Party)翻译成“美国人什么都不了解党”;禁酒党(the Prohibition Party)翻译为“禁止党”;19世纪后半叶的“绿背纸币党”(Greenback Party)翻译为“绿色回归党”;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的“雄鹿党”(又称“进步党”,Bull Moose Progressive Party)翻译为“布鲁·茅斯进步党”(中册,第724页);选举制度中的“plurality”(简单多数/相对多数)被说成是“胜者得全原则”(中册,第 719页);“the religious right”(宗教右派/右翼)翻译为“宗教正确者”(中册,第748页);美国妇女史上的“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翻译为“平等权利法案”(下册,第1371页);美国零售集团百思买(Best Buy)翻译为“最好的购买”(下册,第1379页);针对贫困家庭的所得税退税计划(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翻译为“所得税信用”(下册,第1425页)和“劳动收入税额递减”(下册,第1508页);“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翻译为“美国劳动统计局”(下册,第1461页);威斯康星州的米尔沃基(Milwaukee)翻译为“梅尔沃克”(下册,第1485页);“贫困家庭临时补助计划(Temporary Aid to Needy Families, TANF)”,翻译为“对需要家庭的临时援助”(下册第1425、1502、1503、1507页);联邦政府对各州的整笔拨款(block grant)翻译为“一揽子援助”(下册,第1503页);约翰逊“伟大社会”针对贫困儿童的“教育先行计划”(Head Start)翻译为“从头开始”(下册,第1513页)和“大脑开始”(下册,第1605-1606页);全国医疗保健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on Health Care)随意地翻译为“全国健康联合会”(下册,第1536页);全国家庭护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Care)翻译为“全国家庭照顾协会”(下册,第1538页);美国医疗保险中的“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HMO)和“优选医疗机构”(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 PPO)分别翻译为“健康保障组织”和“倾向性提供者组织”(下册,第1544页);美国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又称“雪城大学”),翻译为“斯拉丘思大学”(下册,第1554页);美国西夫韦公司(Safeway)翻译为“安全之路”(下册,第1560页);美国早期教育家贺拉斯·曼(Horace Mann)翻译为“贺拉斯·曼恩”(下册,第1576页);“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翻译为“美国科学院”(下册,第1579、1591页)。

  可见,对于很多人名和机构名称没有查阅相关的英语人名和机构词典。其实,如果不熟悉的查一下或者询问一下相关领域的专家,也许会避免这些有时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

  书中英文拼写错误也不少:施莱辛格(Schlesinger)的英文拼写为“Sehlesinger”(上册,第426页);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Taft-Hartley Act)英文拼写成“Taft-Hartlev Act”(上册,第441页);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英文错误拼写为“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d Administration” (上册,第459页);国会审查法(the Congressional Review Act)拼写为“the Congressional Reviwe Act”(上册,第486页);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的英文名字拼写为“Earl Warrn”(上册,第517页);市长(mayor)拼写为“Mayer”(上册,第636页);未婚夫妇(unmarried-couple)的英文拼写为“unmaried-couple”(上册第1442页);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英文拼写为“Rrtgers University”(上册第1446);下册第1464页,“鲍尔斯诉哈德威克”(Bower vs. Hardwick)中的“Bower”应为“Bowers”;下册第1555页,1935年《联邦保险法》(Federal Insurance Act)的英文拼写为“Federal Insuranced Act”;下册第1574页“养老金福利保证公司”英文拼写为“Pension Benefit Garanty Corp.”;下册第1590页,“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英文拼写为“Aherst College”;下册第1600页,2002年《不让任何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写成了“No Child Behind Act)”;下册第1604页1944年,国会通过《军人调整法》(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英文的Servicemen写成了单数形式“Serviceman”。

  其他文字错误:下册第1594-1597引用《全球化中的美国教育政策战略调整》的搞错,应为“杜菁琳”,写成“杜莆林”,下册第1603页,将美国内战期间通过《赠地法》建立的赠地大学写作“增地”大学。

  如果本书真是如所说是“十年磨一剑”的话,那么,我们期待的是拿到一把吹毛断发、锋利无比的“亮剑”,但很遗憾,我们看到的竟然是一块十分粗糙的、有待打造的生铁。可以说,这是我看到的最烂的一套正式出版的书。和出版社推出这样一本粗制滥造的摘抄汇编,为时过早,为害甚远。

  从本书套封的“简历”看,本书第一楚树龙教授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除了担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外,还是“外交部党校教授,中美人民友好协会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海峡两岸研究中心研究员”。楚教授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大连吴永刚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据“简历”,楚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与哲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美国政治与外交、中国外交及安全战略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政治学概论》、《中国国家统一战略》、《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等著作,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这说明,作为三大卷的《美国政府和政治》的第一,楚教授似乎并非该书主题的专业研究者。至于本书的第二荣予博士,据该书套封“简历”,其主要作品是“曾与楚树龙教授合著China: Dynamic Minimum Deterrence in The Long Shadow: Nuclear Weapons and Security in 21st Century Asia。换言之,荣予博士貌似亦非美国政府和政治的研究专家。因为署名“楚树龙”的本书“前言”,没有明示两位具体执笔的章节,所以作为读者,我们也就无从知晓哪些部分是第一或第二执笔的,是一笔糊涂账。既然如此,本书所存在的问题当应有两位共同承担。

  我注意到,楚教授在“前言”中还交代了这么一句话:“直接参与本书英文资料翻译和中英文资料整理、图表复制和整理、引文校对等工作的有荣予、李扬、陈松川、令狐白羽、唐娜等”。按照著作法规定,署名者是;而本书的署名方式为“楚树龙荣予著”。这样一来,我们只能说这部十分粗糙的大部头的《美国政府和政治》所享有的学术荣誉以及相应的学术责任,也只能归诸楚树龙教授和荣予博士这两位。

  清华大学作为国家985计划重点建设的名牌大学,本书第一楚树龙博士作为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本书第二荣予女士作为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也理当是学风严谨的师表,但本书却提供了反例。这既让我们对两位失望,也同时令人不能不对清华大学感到失望。

  本书扉页非常醒目地标注:“《美国政府和政治》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对该项研究的宝贵支持”。据我们所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惟一的关于美国问题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享誉海内外;按照惯例,既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其资助额度也为数不菲(大致是3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部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美国政府和政治》,事实上也对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学术清誉有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尤其是对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将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令人好奇和纳闷的是:这样一部作品,当初是如何通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的评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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