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取向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应用对策型取向，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中;第二，学术研究型取向，目前主要集中于美国高校，展现出新特点;第三，歪曲丑化型取向，相对于早期的歪曲和丑化，近年来的歪曲丑化型研究具有了新的特点。这三种取向发展的趋势是前两种取向的相互促进，而第三种取向已经出现衰微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成为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国家，其研究成果的影响也最为显著。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基本上就能够把握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状况。从目的角度看，其研究取向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即应用对策型、学术研究型、歪曲丑化型。本文将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分别分析其研究的目的取向。
一、应用对策型研究取向
应用对策型取向是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共历史研究中最早出现的研究取向。这种取向以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为对象，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为目的。
应用对策型取向产生于“二战”期间的战争需要，并成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最初取向。20 世纪40 年代，美国为了适应其战争需要，开始招募大批中国研究专家进入政府机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等。这些中国研究专家进入政府机构后，利用其掌握的知识，直接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因而他们的成果就直接打上了应用对策的标志。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来华。期间，他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发表关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观点。这一时期以及之后，费正清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展开的，具有鲜明的应用对策的特点。1946年，费正清在分析中国革命发生时就强调：“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这场革命能否发展，而在于如何发展。”“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为了自己的恰当利益而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施加影响，使它不致于为国家牺牲个人，不致于使中国从属于某个大国，或被铁幕围住，断绝与外界的来往。”[1](P319)由此可见，在费正清创立现代中国学之初，他就把应用对策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共历史研究的取向。
当前，这类取向主要体现在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中。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应用对策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之后，就始终存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所有美国的重要智库都开展了中国问题研究。目前，各主要智库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活动大量涌现;研究成果、活动形式多样化;同时，智库既全面关注当代中国的发展又重点突出;他们纷纷设立中国研究机构或中国研究项目、专题;主要智库中还形成了一批有规模较稳定的中国研究专家队伍。美国智库的应用对策取向体现在：
第一，研究的评价标准。美国智库对于自身研究的评价标准并不完全在于是否符合实际，而在于是否“实用”。这种“实用”体现在其研究成果和观点方面就是能否为美国政府和民众所认同、接受，进而能够对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产生影响。因此，从这点上看，美国智库对于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应用对策研究。对此，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有着明确的说明：“我们的研究不是纯学术性质的，而是政策导向迅速、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极强的研究”。[2]
第二，关注的内容。智库仅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而对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则兴趣不大。甚至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也兴趣不大。当然，智库的研究人员在自己的研究中，根据需要也会涉及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历史或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但这只是个人行为。美国各主要智库在其研究项目设立和开展的研究活动中，基本上很少专门开展这方面研究。其关注的焦点是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中国共产党。因为，关注现实问题可以直接为其应用对策服务。
第三，提出问题的思路。有些智库专家在谈到中国发展问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会对美国构成什么影响，美国应该如何应对?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无疑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2004年10月，华盛顿智库圈中举行了一次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讨论会。该会发起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经济外交势力的扩张是否与美国的全球利益发生冲突”这一问题的担心。其中的6个议题中就有：“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3]
第四，研究的目的是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近年来，美国智库围绕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如中美贸易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对华战略问题、能源与气候问题等均提出了大量对策建议。其中，不少智库的意见、建议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有不少智库研究人员因其研究成果而被安排进入政府工作。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KenLieberthal)和大卫·桑德罗(David Sandalow)就美中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问题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对奥巴马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而桑德罗也因此被安排进入能源部担任助理部长。[2]这类人员还有：现任奥巴马总统首席亚洲顾问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克林顿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的李侃如和布什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韦德宁(Dennis Wilder)等。
二、学术研究型研究取向
所谓学术研究型研究取向就是美国学界在进行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研究时采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以求得符合实际的认识和结论。
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之所以会走向学术研究型取向，首先是应用对策型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学界和不少智库研究者都意识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研究的政策影响力最终取决于其研究是否符合中国实际，取决于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所以，费正清等人指出：“欲知中国的潜力、前途与局限何在，首先须了解中国的历史”，“通过中国历史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我们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4](P3)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诸如费正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李侃如这样重要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大多开始于当代中国研究或当代中国共产党研究，但是随着其研究的深化基本上都深入到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之中。
其次，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研究的学术研究取向，也是美国学界当代中国研究发展的产物。美国学界在开展当代中国研究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将最新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进行研究时，这一点也有鲜明体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专家就当代中国研究问题开展了大规模学术探讨。1964年3月，由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于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for Asian Studies)第十六届年会上发起的讨论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这次探讨的重点就是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的结合问题，与会学者一致肯定了中国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理论中的意义，以及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意义。参加讨论的学者中就有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这样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近年来，诸如黄宗智等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就大量引入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开展近现代中国研究。
从美国学界的状况看，以学术研究为取向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 1955 年，是美国第一家中国研究中心。其宗旨主要是：“支持和促进哈佛大学及其相关研究机构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全方位深度研究和高级培训”。“主要任务之一是为正在开展的跨国之间的学术界所做的针对中国的全方位讨论和调查充当一个活动场所”。“目标是提高对大中国地区各方面的分析和理解。”此外，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胡佛研究所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机构。
近年来，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及中共历史研究的学术型研究取向展现出了新特点。
首先，集中关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美国中国研究的现实性特点。从研究成果看，近年来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当代中国政治、中国和平崛起、中外比较研究(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中美关系等方面。
其次，学术型研究的人员由高校大量向智库流动。其中，李侃如目前担任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既担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同时兼任了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自1992年到1998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目前则担任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客座高级研究员。从这种流动性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智库逐步意识到应用对策型研究必须有坚实的学术研究型成果作为基础。
再次，中国大陆的学术成果和研究资料逐渐被美国学界重视和运用。如傅高义(EzraF.Vogel)在其《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中大量运用了大陆出版的有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其中文献资料主要有：《陈云年谱》、《陈云传》、《邓小平军事文集》、《邓小平年谱(1904—19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陈云文选》、《邓小平文选》、《毛泽东传》(1949—1976)、《叶剑英年谱》(1897—1986)、《叶剑英传》、《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大事记》等。其运用的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范硕的《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于光远的《邓小平震撼世界》(英文版)、《我忆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和第十卷、程中原、夏杏珍的《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等。
最后，微观化进一步深化。近年来，随着后现代思潮对整个美国中国研究的影响，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也深刻体现出了微观化的趋势。这种微观化使得研究成果在具体问题上比较深入，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缺乏对中国的整体把握。这不仅表现在很多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成果缺乏对古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分析;同时也表现在将中国以及中国问题碎片化后，无法从总体上深刻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联。因此，李侃如指出：美国“现在许多学生把精力放在研究一些有关中国的过于狭窄的问题上，如上海的城市化问题，等等。我年轻的时候，美国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需要向公众解释整个中国的情况。那时的学生既要研究具体问题，也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跟踪研究，所以我们讨论中国的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经济问题、军事问题，等等”。“而年轻一代学者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5]
三、歪曲丑化型取向
所谓“歪曲丑化型”取向就是通过撰述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实际的有关著述，达到丑化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这种论述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够纳入研究的范畴，因为其违背了研究的最基本准则，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不符合研究标准的做法，达到丑化的目的。但是，这里又必须在探讨美国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取向中对其进行分析。因为，这类论述往往采取了学术研究的形式，对读者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海外对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史人物进行歪曲和丑化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取向，这种取向在中苏关系破裂期间就已经出现。那时，随着中苏关系从意见分歧走向破裂。部分苏联学者为迎合苏共领导反华的需要，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一时期，苏联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文献资料性著作”;而“有些历史文献在发表时因政治原因作了删节，大大降低了使用价值”;其二，“回忆录”，“有些回忆带有很大的倾向性，甚至歪曲事实”;其三，“研究性著作”，“这些论著基本上都发表在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上半期，这个时期中苏两党处于对立状态，苏联学者撰写这些著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充分肯定这些人物在中国革命中的功绩和作用来批驳当时中共党史著作中突出毛泽东个人作用的做法。”[6]因此，在其著述中就存在严重歪曲的问题。
新中国的成立也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因此，他们出于“冷战”的需要也对新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歪曲和丑化。“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在美国并没有消失。相反，这种思维还继续对不少人产生作用。于是，出于敌视中国意识形态的需要，歪曲和丑化中共党史的论述在美国不断被推出。近年来，在海外造成较大影响的这类歪曲丑化型论著主要有：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美国兰登书屋1994年出版)，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美国明镜出版社2003年出版)，以及张戎等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美国兰登书屋2005年出版)。
相对于早期的歪曲和丑化，近年来美国研究的歪曲和丑化具有新的特点。
首先，进行歪曲和丑化的主体以来自大陆的为主。前述李志绥、高文谦和张戎等都是近年从大陆前往海外的。
其次，更具有迷惑性和破坏性。由于以来自大陆的人为主体，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给自己披上了解内幕或掌握档案资料的外衣，因此他们的言论给读者带来较大的迷惑性。其中李志绥打着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旗号。高文谦曾经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号称接触了大量内部档案资料。而张戎更是自诩在撰写《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时，访问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达18人以上;毛泽东主要同事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几乎都被访问过;同时，还前往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东德、美国、英国、梵蒂冈等28个档案馆，取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史料。
最后，歪曲和丑化的市场呈现两极分化。对于国外普通民众而言，这类撰述由于其危言耸听性，以及其披着学术的外衣，导致大多数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很容易被迷惑。因此，他们对这类书籍往往评价较高。此外，这类书籍也得到了那些带有“冷战”思维而敌视中国共产党的部分人的赞赏。在卓越亚马逊网站上，《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长期处于畅销书排行榜之首，截至2012年4月9日，在该网站上共有313位读者进行了评论。而评论基本上都以肯定为主。但是，在学术界，特别是对于中共党史有较为深入研究的严肃学者中，这类书逐渐失去了其市场。这些学者们因为其了解中国，对中共党史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们不仅不认同这类书籍的歪曲和丑化，而且出于学术操守，近年来他们开始对这类书籍进行批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出版后，鉴于其造成的恶劣的学术影响，2008年11月，由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林春共同主编的《传记还是杜撰？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该书同时还出版了英文版)。该书汇集了班国瑞(Gregor Benton)、迪莉娅·达文(Delia Davin)、黎安友(Andrew Nathan)、齐慕实(Timothy Cheek)、曾锐生(Steven Tsang)、白杰明(Geremie R.Barmé)、陈永发(Chen Yung-fa)、陈仲礼(Alfred Chan)、托马斯·波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戴维·古德曼(David Goodman)、罗伯特·韦尔(Robert Weil)等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批评文章。可见，歪曲丑化型论著随着人们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和对中国实际的认知，市场将日渐萎缩。
四、应对各种取向的几点思考
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共历史研究中，最先出现的研究取向是应用对策型，随着应用对策型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求这类研究要以学术型研究为基础。因为，惟有建立在求实、求真基础上的研究，才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从而才不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产生误读、误判，进而才能提出有效和正确的应用对策。对于应用对策型的研究，我们首先应该及时追踪其研究动态、基本观点，特别是要关注其不同时期的不同应用对策。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相应地提出应对策略。这就意味着对于应用对策型的中共及中共历史研究，我们也应形成相应的应用对策研究，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从而彰显我们研究的现实价值。其次，由于其应用对策型研究主要集中于智库，而且对其政府决策具有影响。因此，就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介入其研究、影响其认知，从而使其认识向着有利于中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从介入的主体看，我们认为可以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在美国智库中发表演讲，阐述中国相关认识，扩大中国认识在智库中的影响力，还包括积极推动中国相关政策研究者与智库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研究。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开始运用于中国研究之中，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壮大，以及美国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关注，他们开始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展开研究。因此，在美国的中共研究中就产生了学术研究型的取向。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受到自身价值观念、理论方法等的限制，即使是学术研究型也难以保证完全客观并符合实际，其中不乏出现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导致的错误认识和结论。学术研究型的错误认识和结论又往往成为歪曲丑化型研究的参考和基础。因此，对于美国中共研究中的学术研究型取向，我们也需要有所应对。首先，中国相关研究领域应形成开放、自信的理念。纵观美国方面的中共研究，越是资料开放的领域，美国方面的认识也就越正确、正面。相反，则往往是充满了臆测和无根据的推论，甚至出现歪曲和丑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开放、自信的理念，向国内外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料，从而推动海外中共研究的正常发展。其次，需要积极推动中国相关研究领域与美国学界的交流、对话。这方面既包括研究人员的开放和交流，也包括研究成果的交流。在研究人员方面，积极鼓励中外学者在中共研究领域方面的合作，鼓励海外学者进入中国进行实际体验。在研究成果方面，既推动美国方面的优秀学术成果在中国的译介，同时更要加大中国学者关于中共历史、中共思想理论的优秀研究成果在美国译介的力度。再次，根据不同的学术型研究成果加以正面回应。对于正确的观点、认识，需要积极加以推介;而对于错误的认识，则需要及时以史实、事实为依据加以驳斥、批判。
美国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歪曲丑化型论著，既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是部分人哗众取宠，宣泄个人情感的结果，还在于美国方面对于中国认知的肤浅。对于歪曲丑化型的论著，我们需要正面地加以义正言辞的驳斥。要达到这一点需要对其歪曲丑化的方法加以研究。纵观近年来的歪曲丑化型论著，其手法主要有：在史料运用方面伪造、虚构史实，对材料断章取义等;在论证逻辑方面的矛盾;在基本常识方面的错误。这些手法在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论著中都有充分体现。矢吹晋在《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文中，就对张戎书中伪造、虚构的主要史实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批判。不少歪曲丑化型论著的惯用伎俩就是对中共历史人物材料进行断章取义。张戎为论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前已经蓄意要饿死人时，引用了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经过笔者详细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发现，张戎删除了毛泽东讲话原文中，强调“现在要减轻任务”，“以不死人为原则”等关键性语言，从而达到了丑化毛泽东的目的。在论证逻辑方面，张戎等为了达到丑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目的，预先设定了有利于其结论的假设。如该书强调中共革命胜利原因之一是大批“红色代理人”潜伏于国民党内，这里有个简单的逻辑张戎等人就无法自圆其说。其所提及的“红色代理人”绝大多数在国民党内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么这些人充当“红色代理人”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只要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张戎书中所有的歪曲和污蔑就不攻自破了。此外，进行歪曲丑化的人还存在对于中国、对于中共、对于中共历史人物缺乏研究的特点，从而使其论点往往是看上去很合理，但经不起实际的检验。张戎等为了丑化毛泽东，不仅采用了断章取义的办法，还充分有意或无意曲解毛泽东的言行。张戎强调毛泽东在“大跃进”之初大谈“白喜事”问题，似乎证明了毛泽东“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但是，通观毛泽东的讲话，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也展现了他对于民俗的理解。而后者恰恰是张戎等人所无知或故意曲解的。因为，在南方(毛泽东出生于湖南)，往往有“红白喜事”一说，而长寿者去世时，家人往往更是将丧事按照喜事来办理。
从美国研究的这三种取向的发展来看，随着美国各界对于中国认识的深化，歪曲丑化型研究的市场将日渐萎缩;应用对策型研究将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其重要性的不断提高，继续扩大其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应用对策型研究将进一步与学术型研究融合生长。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应用对策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型研究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就这两种取向的发展看，在应用对策型研究的主要机构中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学术型研究学者;而随着应用对策型研究学者研究的深化，他们也将进一步向学术研究型取向的学者转化。
参考文献：
[1] 陶文钊编.费正清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2] 李成.全球顶尖智库如何研究中国[EB/OL].http://www.brookings.edu/interviews/2009/0703_thinktanks_li.aspx?sc_lang=zh-CN，2009-07-03/2012-04-12.
[3] Heated Topic in Washington: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EB/OL].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rograms/asia/chinese/Research/USChinaRelations/PeacefulRise.cfm.，2012-04-20.
[4]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5] 寻找学术与政策影响之间的平衡——访李侃如博士[J].美国研究，2011，(2).
[6] 马贵凡.前苏联和俄罗斯的中共党史研究[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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