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一文，严厉批判了以色列的暴行。随后他谈到了马航事件以及新兴力量——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等——的出现;而在结尾处，菲德尔写道：“习近平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最为坚定的革命领导人之一。”更早些的时候，一向“挑剔”，并且对中国改革的资本主义方向持绝对否定态度的著名进步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在接受乌拉圭左翼电台的定期采访节目时，对于中国最近的政治新气象表示了赞赏，他的理由其实也十分简单，因为西方主流媒体正在集中地攻击中国领导人是“新毛泽东”。
菲德尔提到“坚定”一词，那“坚定”的深意究竟何在?
众所周知，以美国为头目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一向是从最高层开始的;换言之，如果最高层失去了“坚定”，那西方的和平演变就差不多要大功告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很像是在美国等地流行的摔角表演。“演员”(政党，政客)按照指定的剧本登场表演，乍一看又吹胡子又瞪眼，似乎紧张激烈的不行，实则全是假戏，真正的权力全都控制在幕后“导演”(大资本)的手中。过去我非常疑惑，为什么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会对摔角表演这种节目如此投入，还信以为真。现在我有些明白了，因为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契合的，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不就是一场盛大的摔角表演吗?因此，即便奥巴马是个共产主义者，即便90%以上的美国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也不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一个方面来说，正是这样的政治本质保证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稳定”。
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政权中的权力是真权力，如果最高层想背叛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就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反之，最高层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和平演变就将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韩德强先生所看到的“我们这个制度要变坏不难，但想要再变好也不难”(大意)的意义所在;但由于变好变坏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就需要培养一种“新人”。这一思路实际上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探索。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制度”的利弊得失，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两个方向进行了努力：一是由内培养一种“新人”“新文化”，二是由外以群众性的革命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党，防止其“变坏”;这两者相辅相成，最终的理想目标是形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多重保险。由于这样的努力后来被否定，因此在现阶段，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意志是否“坚定”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敌国，除了直接发动武力侵略，意识形态战争或称信息心理战是其主要手段;即使是武力侵略，意识形态战争或信息心理战也必定在此之前已经大规模地展开。我们在观察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如何利用这一“法宝”，成功动摇党的最高层领导人的。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犯了很多错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同时代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他仍然是比较能干的一个。罗马尼亚在最后时刻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债陷阱中脱身出来，可以说是当时很罕见的特例;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还倡议在布加勒斯特或莫斯科举行一次国际共产主义大会，全面检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但在同月就发生了流血政变。尽管如此，齐奥塞斯库的“坚定”并非一以贯之，西方长期给他戴高帽子：美国称他是“共产主义的好人”，英国发给他各种勋章，罗马尼亚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早，所以陷入外债陷阱齐奥塞斯库难辞其咎。虽然还清了外债，但民众因此紧衣缩食，积累了怨气。西方对齐奥塞斯库的吹捧，令他飘飘然，自视为“斯特凡大公”那样的“民族英雄”，是阻挡住了异教的奥斯曼人(苏联)侵入西方基督教文明世界的救星。齐奥塞斯库没有缴枪投降，但他醒悟得过晚。
不“坚定”的典型当然非戈尔巴乔夫莫属——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前，就想着怎么推翻社会主义，恐怕是对他的智商估计过高——西方很早就“选中”了戈尔巴乔夫，并且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为他保驾护航，直到他完成西方梦寐以求的目标。首先，西方经过对两个主要竞争者的评估——戈尔巴乔夫和罗曼诺夫——最终倾向让戈尔巴乔夫胜出。不久，关于罗曼诺夫及其家人的各种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罗曼诺夫的名声一落千丈——在C市某重大事件之前，不正是“某某打父亲”“某某品质恶劣”等等传闻不断传播开来的时期吗?——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后，随着所谓“改革”、“新思维”、“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等妙语纷纷出笼，西方媒体也不断地营造戈尔巴乔夫的光辉形象，而“米沙”每天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读各种“表扬信”：
他喜欢看这些信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还时常将他喜欢的地方重新念诵一遍，或是从来自国外的反应中印证几段话。......‘这儿还有，你听!’......‘俄国正在进行由他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建设性改革，在东欧联盟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我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戈尔巴乔夫爱看那些称赞他的报道，大概不是西方的情报部门就是我国的驻外大使们，不过可以说，总书记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国内的形势愈紧张，国外的赞誉之声就愈大。西方国家对总书记—总统的所作所为依然赞不绝口，拿他当做伟大人物来接待，因为他做了他们用任何武力和其他力量都办不到的事。(瓦·博尔金《宝座的坍塌》)
今天在中国，某些呐喊着要“杀开”、“倒逼”的改革斗士，是不是也每天阅读着世行报告或《金融时报》来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改革”的“最后胜利”呢?
关于戈尔巴乔夫与撒切尔的“友谊”，人们已经说了很多，这里再介绍另一桩事，以说明为何戈尔巴乔夫很早就受到了西方的青睐。1984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苏联，在晚宴上，他与戈尔巴乔夫有如下的对话：
密特朗：你们经济的前景如何?你们第11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完成得如何?你们农业的情况如何?
戈尔巴乔夫：大家总是说一切顺利，但这是假的，从来也没有顺利过。
密特朗：从什么时候起?
戈尔巴乔夫：当然是从1917年起啰，总统先生。
在场的法国人目瞪口呆，密特朗离席时说：“这是个非常杰出的人。”(皮埃尔·法维尔 米歇尔·马丹—罗朗《密特朗掌权十年》第二卷)我们很难想象即将成为美国总统的人会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手说：“美国一直是一个好战的国家”或“我没有权力，我也得听命于华尔街”诸如此类的“老实”话。
在吹捧戈尔巴乔夫的同时，西方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对利加乔夫等人进行妖魔化，大肆渲染所谓“改革派”对“保守派”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正因为如此，回到本文开头，当西方称中国领导人是“新毛泽东”时，彼得拉斯从中获得了乐观的理由，我们也是如此。
* * * * *
2012年之后，怀疑主义的氛围浓厚。政治上的变化刚带来一线希望时，经济上的变化(或无变化)又顿时让人忧心忡忡。“上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很多人都对所谓“政左经右”的局面感到迷茫，而且由于政治左转的力度与经济右转的力度又是同样的大，更让人云里雾中，难辨方向。如我们之前所说，社会主义政权中的权力是真权力，不是资本主义的摔角表演，因此，所有的力量变化都在动态中运行，而不是按照某个事先编排好的剧本在演出;即使存在着“一盘很大的棋”这样周密庞大的设计，但这盘棋的棋路和最终走向，不是必然会依循最初的设想来发展的。在力量动态运行的过程中，各种势力都会加入进来，来影响它的运行方向使其向自己一边倾斜。中国目前存在着三套主要的话语力量：革命话语和改革话语，与之相对应的是左翼一极与右翼一极;然后，就是游动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形态，这一极包括最高领导层在内以及大部分的民族主义的左右翼。由于最高领导层所处的实际主客观环境，其言行在一定时期内，必然是要在革命话语和改革话语之间游动的，如果仅仅是因此而感到迷茫，实在是没有必要。同时，正是在这种游动中，使得革命话语和改革话语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以“反腐”问题为最好的例子：改革话语试图把“反腐”与“反改革”的题目联系起来，把腐败分子等同于“拒绝改革”分子——这实在滑稽。中国的改革很多都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过程，而这种再分配几乎也无例外地就是少数人巧取豪夺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就是腐败，反“改革”就是反腐败——感到迷茫的不仅是左翼，右翼也一样，因为“反腐”仍在革命话语和改革话语之间游动，未明确最终的落脚点;而提出“选择性反腐”实际上表现出了右翼的焦虑。“选择性反腐”的真实目的是求救于外援，要求西方特别是其舆论工具认清自己的“同志”和敌人：对那些改革斗士要大力吹捧，不要做拆台的事，让他们把事情安心地干完;对那些拒绝改革的人则要加强信息心理战，让他们名声扫地，一蹶不振;这正是西方的拿手好戏，上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相关的历史。在这里，各种势力试图影响乃至改变动态运行的力量的方向，是非常明显的了。所以，如果因为最高领导层在革命话语和改革话语之间游动，就放弃介入保持观望，那正中了右翼和西方的下怀，因为它们可以更轻松地使力量走向倾向自己一边。游动状态，“政左经右”，都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或许不是一方完全吞食掉另一方，但必然只有一个将成为最后的主导。在这场斗争中，更积极、更主动、更有智谋的才会胜出。
毫无疑问，菲德尔是世界上所有健在的革命领袖中最伟大的一个;而彼得拉斯长期生活在地球上最强横的资本主义国家，深知资本主义的肠肚，并且又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了然于胸。对于他们的评价和观察我们应当抱以虚心的态度。同时，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领导层的“坚定”程度，不仅取决于个人品质和信仰，还将受到各种力量消长的影响，我们强调一点：“坚定”是可塑的。因此，加入到这个关键性的塑形过程中去，是左翼当前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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