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对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中，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工人阶级的抗议得到了研究者较多的关注，而工人的力量变化仅被作为影响工人行为的内在因素，较少得到直接地考察。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为基础，综合既有文献将工人的议价力分为市场议价力、车间议价力和集体议价力三种类型。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制度特征、技术类型等因素如何影响工人的议价能力。工人的议价力也会借助于特定资本积累体制的特征发生凝聚与变化，并对相应制度的转变提出要求。本文以此为基础探讨了2008年以来中国工人议价力变动的表现和原因。
关 键 词：工人议价力;市场议价力;车间议价力;集体议价力
简介：李怡乐(1986-)，女，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罗远航(1975-)，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4)05-0062-12
一、引言
有关工人议价能力的研究，长期以来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三大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其中，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考查直接衡量工人议价力变化的部分指标(如工会参与率、集体劳动合同覆盖率等)作用于工资形成、工资份额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的机制与表现。社会学研究多以阶级形成为切入点，讨论影响工人阶级结构、意识和行动的各类社会制度因素如何塑造出特定的劳工的力量。政治学研究则重在考察特定国家立法、政治制度为工人力量的形成和调用预留的空间。然而，相关领域既有的经济学研究多停留在使用单一指标和有限样本取得的简化经验结果，较少展开有足够深度的学科间对话以挖掘影响工人议价力的更多制度因素;与此同时，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主导下，工人议价力的调用多被视为对市场均衡结果的偏离，较少考虑到工人力量的提升可能是影响甚至改善生产方式的重要枢纽。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则多表现为就“阶级”谈“阶级”，或者就“劳动关系”谈“劳动关系”，缺少从工人力量到资本积累历史与逻辑的直接阐发。因而，一项进行了跨学科视角整合的研究，对于分析工人议价力在全球化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体制中的形成与演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近年来，在我国沿海区域“用工荒”和劳工抗议频繁发生，这其中是否暗含了中国产业工人力量的变化?对此进行分析，需要我们清楚地界定工人阶级议价力的构成，并阐明当前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因素变化如何对其产生影响。
本文将首先综述理论界既有的分析工人力量的典型方法，说明我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和视角研究工人议价力的问题;在对劳工力量的多种影响因素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我们将工人议价力归为市场议价力、车间议价力和集体议价力三类，总体上对应了工人阶级对于劳动力商品化的地位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反抗，以及工人集体对经济生活中资本主导地位的挑战。最后，我们将以上述框架为基础，观察近年来中国工人阶级总体议价力的变化和走向。
二、文献基础
工人的议价能力既是一个影响劳工群体或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选择能力的微观指标，又表现为一个反映劳资总体阶级力量对比的宏观指标。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它不仅受特定资本积累体制给定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将作用于资本积累体制的变动方向。
(一)经典著作——“力量”决定结果
在经典政治经济学当中，我们知道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历史和道德的因素，显然工人阶级的力量将直接影响特定时间和地区工人所必需的消费品的范围，也就是说工人的议价能力直接影响在全部新价值中工人所能分配到的比例。与此同时，当马克思描述劳资间关于工作日长度斗争的历史时，与常规的想象所不同，他并非是全然站在一个革命者的立场，而是阐述了在遵循平等契约和市场交换规律的基础上，阶级斗争如何在和平中发生，斗争的结果则由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决定。
“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①
更进一步地，在讨论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时，马克思阐述了资本具备同时控制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能力，这推翻了“平等的”市场交换规律。然而在此情形下，工人们试图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却被认为是破坏市场规律而受到强烈谴责。
“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②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当中，所谓市场“自发的”结果是权力博弈基础上的产物，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本没有“自然的”均衡，工人阶级的议价能力将决定他们相对于资本的处境。“阶级斗争这一概念的引入标志着马克思与古典以及当代经济理论的彻底背离。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描述经济的语言，转移了关注的焦点。”③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我们能够在方法论上获得的突破是——解除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议价力的调用将导致劳动力市场失去均衡这一假设的束缚，动态地观察劳资双方力量的变化与资本积累之间的互动。
(二)工人议价力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在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在相关领域中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工人议价力变动对于个体行为和对于一国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例如，他们对美国在二战后一度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体制缘何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趋于瓦解的讨论，正是以劳动和资本相对力量的改变影响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劳动强度)变化为基础的。④而那些被他们直接考察到的影响工人议价力变化的因素则特别体现在工人的失业成本(与一定时期内罢工等抗议行为的发生频率呈反比;⑤直接影响工人在给定工资水平上所愿意付出的劳动强度⑥);工人被发现偷懒后被解雇的可能性;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以及影响员工被替换容易程度的环境指数等。⑦无疑，这些具体的指标都是决定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和劳动力市场上行为的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在关于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实证研究中，工会组织和集体议价机制的存在，作为工人议价能力的正面代表，是否对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和劳动份额产生推进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样本检验。例如，Yao、Zhong(2013)，⑧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2013)⑨对既有工会组织在推进工人福利和收入方面的作用给出了比较肯定的结果。詹宇波、张军、徐伟(2012)⑩则发现集体议价机制在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职员和生产工人身上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然而，正如大量研究者在处理劳工议价力实证问题时所抱有的谨慎态度，尽管在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工人组织力量提高——表现为工会和集体协议覆盖率的提升，对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可以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是这却可能源于利润更高、工资水平更高、劳动关系更为和谐的部门表现出对于工会和集体判断更高的宽容度。于是，问题又回到了什么样的经济和制度原因为某类部门的工人创造了更高的议价能力。对此的回答不仅需要解释特定时期、特定行业的利润空间为改善分配提供的可能性，也需要从阶级形成的特定历史和制度背景中寻找答案。
(三)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劳工力量研究
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泛的劳工力量分析框架。赖特(2000)在讨论工人力量和资本利益间的关系时，区分了工人的组织力量和结构力量。前者由工会组织和集体行动的实际作用能力决定，后者则包括市场议价力与车间议价力两个组成部分。(11)比较遗憾的是，赖特当时的研究没有直接和激进经济学背景的相关研究进行互动。西尔芙(2003)讨论的全球化生产对于劳工力量的影响则相对弥补了上述缺憾。在她构建的研究框架中，市场议价力的影响因素包括：失业率水平、工人对稀有技术的垄断，以及依靠工资之外的社会保障可以生存的程度等。这些因素与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者讨论的失业成本概念是相互呼应的。车间议价力则主要从属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例如，在服务于全球市场及时生产(just-in-time)的流水线作业中，局部的停滞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生产断裂，这样螺丝钉似的个体就在生产场所中拥有了不可忽略的力量。而物流网络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以及信息传输对于破坏的敏感和脆弱性，同时赋予了从事此类生产性服务的工人显著的车间议价力。(12)这些被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方式所决定的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关注的车间内的权力关系对工人行为的影响是相呼应的。
(四)政治学视域中的劳工力量
近年来，政治学领域对工人力量的理论研究较多体现在分析制度化劳工运动对于工人议价力的实际影响。国家作为工业关系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设定了工人运动的制度框架。而当大多数的抗议行为被制度化之后，尽管社会运动的总量可能上升，运动的破坏性和对政体的冲击力却实际下降了。例如，陈峰(2009)提出国家通过积极的劳动立法规定工人的工资、福利、劳动合约等经济权利和解决劳动争议的程序，然而类似这样的对于劳资关系制度化、劳动冲突司法化而去政治化的措施，事实上是进一步化解和防范了工人自身组织动员的能力。(13)对此，汪仕凯(2012)认为，国家通过法律赋予工人权利，而工人要想将其转换为现实利益，只能通过在企业内与资本博弈来进行，从而将讨论引向了生产政治和内部国家的问题。(14)这就再次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劳动过程研究形成了契合。
以西尔芙为代表的全球化生产视野下的劳工力量分析，普遍持有的一个观点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劳工力量的凝聚和抗议的发生也将在更大的范围内上演，故而全球化生产绝不单一地表现为由于资本高度流动性导致的工人议价力下降，而是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反向运动”(Webster et al.，2008)。(15)然而，这一推论成立与否必须深刻地考虑到当全球资本积累被推进至特定国家时，一国工人力量变化的制度基础，从而引出了国家的作用和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此同时，面对要求无限积累和增长的资本逻辑，工人力量上涨的空间是否足够大乃至成为一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的革命，抑或仅仅表现为“双向运动”的周期性过程(Burawoy，2010)。(16)对于这一本质性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在资本积累的特定制度环境中被塑造的，但它同时又将重塑此类制度。这也是我们为何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工人议价能力的原因——充分考虑资本积累的客观性和劳动者的主体性之间的互动。
三、三类工人议价力的构成解析
以激进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既有的分析概念为起点，我们将上述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上存在交叉的内容进一步整理，初步梳理出现实中可以去观察和发掘那些影响工人议价力的核心因素。
(一)市场议价力的建构
市场议价力直接挑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无产阶级工人的劳动力商品化这一“前提”，反映了工人对抗市场力量控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它总体上可与工人的失业成本直接相对照，后者是指工人因辞职或遭遇解雇而引起的收入损失。失业成本由工人的现行工资水平、失业金多少、非工资收入来源，以及预期的失业时间共同决定(更完整的还应考虑工人现职工资和下一份工作的收入差;与就业相关联的福利成本等)。显然，低失业成本甚至负失业成本意味着工人更容易更换雇主，并且在市场支配之外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可能性更高，是与资本展开议价的重要物质保障。以失业成本的概念为基础，我们可以发掘以下一些市场议价力的影响因素：
第一，广义的失业率水平。我们看到市场议价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来决定的，供求比直接影响工人找工作的时间和现行工资水平。同时，除了各类失业率指标以外，我们还可以去考察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就业比例(反映员工被替换的容易度);农村可转移的剩余劳动人口比例;以及马克思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军的比例(Neilson、Stubbs，2011);(17)劳动合约的稳定性(代表工人遭遇解雇的难易度)等因素。
第二，劳动力去商品化程度(孟捷、李怡乐，2013)。(18)劳动力去商品化程度反映了劳动力再生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国家和社会来负担，而不是被纯粹的市场交易所决定。市场外的生存能力无疑是工人能够组织起来与资本进行谈判的重要物质保证。而工人在市场外的生存能力则主要受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对于农民工而言，是否保有土地以及土地能在多大程度上负担农村家庭的再生产是其无产阶级化程度和商品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二)车间议价力的构建
车间议价力挑战了完全由资本掌控的剩余价值生产，反映的是工人的反抗和资本代理人的管理策略间的动态关系，与生产组织方式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过程研究对此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如拉佐尼克(2007)展现了主导型的车间技术如何影响工人议价能力的历史图景。(19)现实中，我们可以去观察代表性行业和企业采用的主导技术对于工人有意的懈怠、减速，甚至破坏行为的敏感性程度;这些技术的可调整范围;工人不合作行为被观察到的可能性和被处罚的有效性等。此外，劳动过程的组织特征还直接影响到工人能否形成有效的集体谈判。例如，赵炜(2012)注意到在跨国公司治理的生产网络中，当生产过程和工资结构被进一步细分，所谓绩效部分在工人工资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时，集体议价的作用范围显著缩小。工人利益的维护离开了谈判桌而转移到整个生产过程中。(20)这意味着现代公司采取的技术类型和组织结构决定了车间议价力的表现和效力。
(三)集体议价力的建构
集体议价力反映工人行动对自身利益的争取，对上述两种力量的凝聚和作用发挥保证。我们可以观察三类要素：一是现行制度认证的工人组织和集体谈判的覆盖范围(表示体制内的工人集体力量)。当然，我们应对这一类指标保持较强的谨慎，正如前文所提及制度化劳工的抗议行为的结果可能表现为消解工人组织的议价能力。二是工人自发组织的罢工等抗议行为的发生频次(表现体制外的劳工集体力量)。高罢工发生率意味着工人更有激励和组织资源去调用他们的集体力量。三是内部国家式的机制是否存在(表现为企业中的工人集体力量)，能否为工人争取新价值中更多的分配份额和对于技术变革方式的发言权。
四、中国工人议价力变化的分析
关于当代中国工人议价能力的讨论，伴随着市场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沈原，2006)(21)而逐渐展开。“下岗”、“农民工”、“世界工厂”这样一些标签性的词汇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过程的确伴随着强制性的产业后备军再造，对兼业工人高度灵活的就业关系的依赖和进驻到全球产业链的末端，表现为工人力量相对资本力量被严重弱化的过程。转折发生在2008年前后，伴随“劳动三法”的出台和劳动力市场上用工缺口的相对突显，不论是法律渠道的劳动争议还是自发组织的工人罢工都呈现了明显上升趋势，引起了学界新一轮对于普通工人议价能力变化的讨论。下面我们结合上文所做的工人议价力分类及其影响因素对这一状况进行简析。
(一)中国工人的市场议价力变化
Piovani(2014)基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榨取模型，检验了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工人议价力变化作用于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情况。(22)Piovani将工资份额视为工人议价力的标志，与GDP中的社保支出比例、正规部门就业比重、正规部门相对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比重一些变量显著相关。与之相对照，这样一些指标作为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影响因素在孟捷、李怡乐(2013)对中国劳动力商品化发展进程的研究中得到了重点考察。而那些加剧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因素在Piovani的研究中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工人工资份额和议价能力下降的直接动因。那么，近年来劳工抗争行为的增加是否反映了劳动力“去商品化”调节的制度背景下工人市场议价力的提升呢?
回应这一疑问的直接方式是去考察工人失业成本的变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指标是劳动力市场上岗位空缺和求职人数的比重变化。自2004年以来，该比例一直保持在0.9以上，2010年上升至1.01，2013年更是常年处于1.10的高位。(23)面对于劳动力供求趋势的长期预测也显示出在2015年之后劳动力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的趋势(Knight et al., 2011)。(24)劳动供求比是影响工人预期找工作时间的重要因素，直接作用于工人的失业成本和市场议价力大小。与此同时，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比例在城乡社会中总体呈现显著上升趋势。(25)社保覆盖率的提高直接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也就是延长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外的可生存时间。
对于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而言，稀缺的耕地资源和微薄的农业收入既是将他们推向劳动力市场的原动力，也是为他们用脚投票暂时脱离城市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后方支援。土地承包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对农民工及其家庭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设计进一步围绕着不改变农民原本的土地权益，允许他们以承包经营权入股，获得租金收入和分红。如果这一政策设计运行良好能起到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将进一步改善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二)中国工人的车间议价力变化
在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下，原本一体化的公司生产网络被分拆，以订单为中心建立临时项目组，根据个体表现定工资的形式，加剧了工人的分层化和碎片化。源自于劳动过程的工人车间议价力看似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然而正如西尔芙(2003)所注意到的，环环相扣又对时间高度敏感的生产网络在遭遇工人不配合行为时受到的损失也可能更加严重。2010年南海本田的罢工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罢工的发生并未经过大范围工人的周密组织，而是仅由一名发起者按动组装车间流水线上的紧急停止按钮引发。面对组装车间的突然停工，铸造、铝加工等车间的工人尚没有即时响应，然而由于组装是流水线上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其他车间的工人被自动卷入了罢工。(26)随着自动变速箱供应的中断，本田在华的各家企业因缺乏重要零件的供应也相继停产。资方不得不临时启动劳资谈判，双方在工资涨幅上达成了一定的妥协。
尽管缺乏有力的工人组织和稳定的集体谈判制度的支持，在南海本田的案例中我们还是看到工人们自发调用了他们具备的几种议价能力：首先，工人充分利用了流水线生产的缺点，选择用手投票调用了他们原始的车间议价力。其次，最初按动停工按钮的罢工发起者早已决定离开企业，他们易于寻找一份类似的替代工作或者选择暂时脱离打工市场学习新的技术，这源于上文所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和他们所在的半无产阶级化家庭所提供的生存支持，此类市场议价力的存在帮助罢工的组织者完成了用脚投票。最后，在最初的罢工发起者被辞退后，更大范围的工人反而主动参与到罢工，其过程反映了工人们在生产中被激发的反抗意识，和以再生产空间(集体宿舍、实习生班级)为基础的组织动员过程。正如潘毅等(2010)所述新兴工人群体在共同的生活空间中形成的阶级意识和认同，更易于打造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相互支持的网络，(27)这为下文所述工人集体议价力的凝聚进行了铺垫。
(三)中国工人的集体议价力变化
2008年以来劳动立法趋于完善的步伐有目共睹，工人的议价行为和产生的收效都更为引人关注。据统计，2008年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平均每天都会发生至少一起千人以上参与的罢工，更不用说小规模的罢工事件。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中国农民工正在更为积极地保护他们的权利，工人运动呈现了激进化的趋势，罢工、街头行动、公共示威被更多地使用。(28)尽管存在劳工自建组织的制度约束，但是移民工人大量通过工厂层面的罢工表达其不满和发出集体抗议。这些抗议行为的正面结果得到了统计数据和学者研究的支持。2011年全国共有24个省份年内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2%。各地最低工资增幅均为历年最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在劳动力价格的标志性指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上显示了出来。”(29)
然而，仅有立法行为和“制度外”的工人抗议对于工人集体议价力的保障而言却是不稳固的。正如陈峰(2009)所言，劳动争议程序的建立仅将工人作为个体而非组织化的阶级纳入到体制中，立法本身不能形成足够的集体议价力。《劳动合同法》作为个别劳动关系调整法，是依靠外部行政力量对雇主权利的限制，却不能保证企业内的劳资关系平衡。只有通过劳动者集体力量的稳定制度保证，才能实现劳资力量的相对平衡(常凯，2013)。(30)《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反映，2008年以来的劳动报酬问题已经成为引发劳动争议的最主要原因。在张衔(2011)统计的2007年到2010年7月间我国发生的57次罢工中，63.1%是因工资待遇过低、薪酬不合理引发。(31)2011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工会参与率达到70%以上，但是目前体制内的官方工会却基本没有承担起为工人集体争取增长型利益的职能，这也迫使工人自发的体制外自下而上的抗议频发。
针对工潮频发的状况，蔡禾(2010)、(32)陈峰(2011)(33)更为具体地指出对于维权性质的“底线型”利益诉求(劳动时间、劳动合同、工作环境等)，可以通过法制化的官方渠道来解决。而对于“增长型”的利益取向抗争(如更高的工资水平)则必须依靠工人集体力量的构建。政府作为劳动法律执行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可以直接维护工人的底线型利益诉求;然而，增长型利益的获取就要从制度上保障工人更强的集体议价力，这就要求赋予工人组织更强的组织效能，在企业中建立起“内部国家”式的劳资间稳定的谈判机制。
工人集体议价力变动的另一个趋势是，改革过程中城市老工人和外来农民工之间原本截然不同的劳工政治特征(Blecher，2010)(34)正在出现趋同。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城市工人抗争大多是以旧单位体制为基础的反商品化的波兰尼式抗争;农民工抗争则多被归为源自生产过程的反剥削的马克思式抗争。然而，伴随不同类型单位的劳动管理体制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靠拢，城市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性以及工人间的异质性都进一步增强，市场和利润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工人分配份额的作用增加。这一局面使得城市工人和农民工抗争的共同目标指向了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对于工人创造的剩余的压榨。抗争目标的趋同事实上增加了新时代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工人集体议价能力改进的呼吁。
(四)工人议价力变动的不确定趋势
首先，2008年以来农民工工资相对农村家庭人均所能获得的非工资收入一直是处于上升趋势的，这意味着现阶段大多数农民工的用脚投票权仅限于在城市中更换雇主;对于城市工人而言，尽管低保和失业金制度在缓解城市居民贫困中起到了一定的兜底作用，但是它们相对平均工资水平的替代率水平依然较低。例如，2012年北京市的平均失业金标准相对于单位在岗人员平均工资的替代率仅为12.6%，且这一标准自2006年以来是处于下降趋势的。因而尽管劳动力市场供需的总体走向对于工人议价力提升是有益的，但是工人遭遇失业的即期损失依然非常显著。工人失业成本和市场议价力的变化还需要更确切的数据支持来估计。
其次，全球化生产的特征往往是将某一类成熟产品的生产中心转向工资较低的地区。此时，当地的资本已经不能再获得在产品创新阶段的“垄断利润”，从而资本也无力去复制发达国家同类部门曾建立起的稳定的劳资协议。因而，如果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则工人抗争所能获得的利益增长也是受限的。
最后，以南海本田为代表的罢工案例显示了工人们对于流水线作业赋予他们的车间议价力的主动调用，但是这种调用依然处于“自然”的状态而缺乏制度化的集体议价力的协同推进。既没有劳资双方认可的常规化的利益取向性的谈判机制，也缺乏被法规认定的由工人组织领导的罢工活动。距离由“内部国家”协调的劳资双方利益、分配和技术调整方案依然路途遥远。
五、结语
本文尝试归纳了劳工的三种议价能力，提供一个开放性的研究思路，如下几点值得我们回味和在未来进一步研究。
首先，去商品化的制度改革是增强工人市场议价力的重要方面。在一个已经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扭转产业工人弱势地位的关键途径。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否能保障或增进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生存能力也是决定未来半无产阶级化工人市场行为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政府的相关政策选择直接影响未来工人议价力的变化。
其次，伴随劳动力数量优势和成本优势的弱化，工人议价力的提升并不单纯预示着资本收益的绝对下降，而是可能引向中国企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果工人议价力提升助推了劳动者参与管理的合作性生产方式，结果并不仅仅意味着增加产出中对工人的分配份额，而是由工人推动生产方式的不断转变，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异化”劳动的困境。
最后，本文所做的工人议价力分析是面向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的概况浏览，对于车间议价力和集体议价力也仅以全球化生产中的出口型工业企业为典型。而对于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类型工人的议价力研究，有待于我们在后续工作中收集更多具体的案例和数据来完成。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7页.
③Harvey, David.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pp. 138.
④Bowles, Gorden, Weisskopf. After the Wastelan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1.
⑤Schor，J., S. Bowles. Employment R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Strik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7(11).
⑥Bowles, S., R. Edwards, and F. Roosevelt.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Competition, Command, and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⑦Weisskopf, T. et al. Hearts and Minds: A Social Model of US Productivity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3(2).
⑧Yao, Y., and N. Zhong. Unions and Workers' Welfare in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3, Forthcoming.
⑨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3(8).
⑩詹宇波，张军，徐伟.集体议价是否改善了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世界经济，2012(2).
(11)Wright, E. Working-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5(4).
(12)Silver, B.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3)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社会学研究，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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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Webster, Lambert, Bezuidenhout. Grounding Globalization: Labour in the Age of Insecurity, Oxford: Blackwell, 2008.
(16)Burawoy, M. From Polanyi to Pollyanna: The False Optimism of Global Labor Studies, Global Labour Journal, 2010,1(2).
(17)Neilson, D., Stubbs.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the Neoliberal Era: Theory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 Capital & Class, 2011(35).
(18)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波兰尼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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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沈元.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2).
(22)Piovani, C. Class Power and China's Productivity Miracle: Applying the Labor Extraction Model to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1980-2007,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23)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相关时期“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24)Knight，Deng Quheng, Li Shi. 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u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ur Surplu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1(22).
(25)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波兰尼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5).
(26)周正华，刘子倩.直击南海本田“停工门”事件，《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5月调查稿.
(27)Pun Ngai and Lu Huilin.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2010, 36(5).
(28)同上，pp. 138，数据原始来源AFP, Labour Unrest Growing in China: Activist, 15 January 2008, http://www.china-labour.org.hk:80/en/node/100193/。
(29)常凯.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2(3).
(30)常凯.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中国社会科学，2013(6).
(31)张衔.我国现阶段罢工的性质、原因与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1).
(32)蔡禾.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开放时代，2010(9).
(33)陈峰.罢工潮与工人集体权利的建构，二十一世纪，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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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工人议价力之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2008年以来中国工人议价力变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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