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国家治理优于西
——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国家治理的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西方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学术的“传声筒”。显然，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那么，与美国、欧盟诸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呢?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优势”呢?本报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是西方化，您怎么看待?
胡鞍钢：这个问题涉及上百年来中西方的争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不管学术界怎么争论，总的来说，中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没有现成的路径、模式和方法，上百年来一直在探索。毛泽东时代开始，我们不再走苏联的路子，不走城市路线，而走农村路线，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毛泽东是比较早地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由于有战争这个极其残酷的淘汰机制，历史筛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培养出独立走自己道路的方式。
这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比如，印度获得政权基本原因是英国的退出，独立的代价是印巴分治。而中国是靠战争力量对比的变化，将一个比较完整的大国文明保留下来(除了港澳台)，这是很不易的。中国是先有中国共产党，再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是先有国家，再有国会，然后才有了为选举而生的政治政党。在世界四大政党中，中国共产党(8600多万)、美国民主党(4300多万)、印度国大党(3000多万)、美国共和党(3000多万)，中国共产党是非常独特的，她的革命道路决定了其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的路径。
从历史上来看，农业文明时代有罗马帝国、雅典帝国等，但都解体了，最后只剩一个被外国人所称的中华帝国。二次大战后，苏联、南斯拉夫、苏丹先后解体，而中国在历史上基本是统一的，有连续的文明。
因此，从历史和全球的画面来看，中国肯定要走独特的道路。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是“例外论”，我不主张例外论，主张独特论。中西方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基本制度、机构与治理模式、主要机制和基本手段以及基本目标都不同。中国独特的历史轨道、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实践已经表明，这是真正的“人间正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证明这是“人间正道”呢?我们取得的成就是由体制决定的吗?
胡鞍钢：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实践是世界上具有独创性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强的独创性与优越性。
数据显示，中国1978年的GDP占世界的1.75%，居世界第10位，到2010年居世界第2位。从现代化因素看，中国和美国的国土面积基本相等，采用发电量衡量现代化因素(在这里假定没有发电量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现代化就没有发电量)，1900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0.01%，1949年相当于美国的1.2%，1980年上升至12.1%，2013年超过了美国，达到了美国的126.5%。
独特的体制使中国能够实现后发赶超。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西方国家是从1500年之后开始，有教会、行业协会、警察、税收等，实际上经历了特别漫长的过程。而中国大体上是从1840年开始，直到1949年发电量作为现代化因素普及全国，到2015年，我国将从世界人口大国中无电国家名单上消除，印度现在仍有3亿人无电，大城市供电不稳定现象还时有发生。现代化因素迅速普及，在短短的60多年时间内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过程，也只有通过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才可能做到。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森·科隆1962年曾经写过一本书《落后国的经济发展》，特别强调落后国家需要特殊的制度，但不知道是什么制度。而我国，一开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西方，后来又转变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试错摸索很长时间，这之中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集体式的民主，经过不断地试错，才探索出现在的中国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怎样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认识我国制度特有的优势呢?
胡鞍钢：可以透过2000—2012年中欧(盟)与中美发展绩效的比较案例加以分析。中欧(盟)治理绩效比较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绩效远优于欧盟;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对欧盟的追赶系数，从2000年的10.75%提高至2011年的25.77%，提高了15.02个百分点;我国政府的财政平衡能力也远高于欧盟各国政府。
中美治理绩效比较的实证分析表明：2000—2012年间，无论是共和党人小布什还是民主党人奥巴马主政，无论是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国民增收、保障财政可持续性方面，还是在提高就业水平、完善医疗保障、推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的治理绩效或已优于美国，或已显著缩小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形成了强有力的与美国竞争和赶超美国之势。总体的对比形势是，美国在相对退步，中国在相对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治理绩效为何会优于美国?
胡鞍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治理需要相适应。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虽已比较成熟，但并不像许多中国人想象得尽善尽美，并且尚未对其出现的明显缺陷与问题作出有效应对，美国制造并出口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90%以上的家庭真实财富26年(1986—2012年)不增长更是一例。而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尽管更为年轻，却表现出更加充沛的活力和更强的变革自觉性。因此，我们应破除对美国制度的迷信，坚定对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觉与自信。未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要继续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更具竞争力的国家治理机制与更具说服力的国家治理绩效，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增进全人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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