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崇拜，已经给当下现代文明发展带来严重困扰，资源的日益枯竭、生态危机的恶化，迫使当今的我们不得不对工业文明价值观进行反思。
两个半世纪前，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见证了启蒙理性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伟大成就和进步，也目睹了现代性价值观自由放任下社会的扭曲。凯恩斯说，“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公共精神，通常仅仅是一群有产者和逐利者的聚合体。这种欲望和价值的整个体系把为了积聚财富而巧取豪夺、又为了巧取豪夺而积聚钱财的生活奉若神明”。正是在这样的财富观指引下，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资本狂欢和工人苦难并存的历史景象。
前工业革命时代的“快乐英格兰”
18世纪以后英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基于两个指标：第一，家庭可支配收入处于较高水准。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艾伦认为，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存在一个持续的高工资经济增长，英国工资劳动者较同期欧洲和亚洲国家相比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准。文学家丹尼尔·笛福在《完美英国商人》中这样描述当时英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英国制造业工人经常可以吃肉，喝蔗糖水，而且住的还不错，日常膳食标准很高，是那些欧洲其他国家贫困劳动者所不能达到的。”第二，日常饮食生活消费开支以及其他生活品消费状况。18世纪以后，英国人小麦消费稳步增长。1795年通过的斯皮纳姆兰法以当年小麦价格高低对贫民家庭进行救济，说明小麦已成为普通大众最主要的食物。英国数理统计学家格雷戈里·金的统计表明，当时英国人数众多的社会下层劳动者，如劳工和役工，尽管生活艰辛，但并非不堪忍受，他们吃小麦面包多于黑麦或大麦面包，每星期至少吃两餐烤肉，当牛肉价格低于2.5便士一磅时，吃肉的次数会更多。
18世纪到访的外国游客曾对英国表示由衷的赞美和崇敬：砖建的村社，红瓦屋顶，人们身着毛料衣服，足蹬皮鞋，吃的是白面包，没有看到饥寒交迫、面黄肌瘦的人，就算是乞丐，也穿着长衣和鞋袜。
英国人在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金钱崇拜付出了沉重代价。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是一个以地主、商人利益为重，贵族、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制政府的社会，重视商业贸易。下议院领袖威廉·皮特曾说：“一旦商贸出现危机，你就必须予以保护，否则你的国家将会完蛋。”1720年夏，英国发生资本和股票市场崩盘的“南海泡沫”事件，与同期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和17世纪早期荷兰的“郁金香热”并称现代世界最早的三次经济危机。“南海泡沫”反映了长期以来英国经济的繁荣已使英国成为典型的金钱崇拜社会，全民都陷入疯狂的股票投机和追逐财富的资本游戏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资本主义成长年代人性的贪婪和为金钱所奴役的画面。
工业革命聚财于富
美国学者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把工业革命视为经济起飞阶段，认为此后近百年英国物质财富获得爆炸性增长，至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第一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的启动堪称人类的奇迹，它推动人类社会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方向。
但工业革命后，国家的繁荣、财富的增长并没有惠及社会所有阶层，相反，工业革命后英国出现财富分配严重不均。据史学家估算，1688年占全国家庭总数1.2%的贵族家庭收入占有国家财富的14.1%;1803年1.4%的贵族家庭占有国家财富的15.7%，贵族家庭人均收入大幅上升。而对于社会下层，所占份额不增反降。1688年占家庭总数67.1%的下层仅占有社会财富的26.9%，而到了180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4.9%。可见工业化之后迅速强大起来的英国，最大的受益群体是贵族与中产阶级，而下层日益陷入贫困，工业化的伟大成果是以牺牲工人阶级利益为代价的。
工人阶级陷入“迈达斯灾祸”
王觉非先生在《近代英国史》中这样描述“迈达斯灾祸”：工业革命之后，“迈达斯灾祸”在社会上到处弥漫，就好像古希腊寓言中的国王迈达斯一样，人们贪婪地企图把一切都变成黄金，结果却丢掉了许多远比黄金更宝贵的东西。在工业化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们面临的巨大灾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工人阶级收入普遍较低。法国史学家保尔·芒图在《18世纪产业革命》中引用了一份回忆录来揭示工人的苦难生活：“我的父亲每星期仅赚10先令6便士，而我母亲的小学校也只添补两三个先令。收入十分不充足，而四磅重的面包要卖到1先令10便士，价格这样高，他们很少有钱来为自己及其子女购买必需品。因此我们不得不满足于非常粗糙的家常饭……马铃薯也非常贵，而且由于去年(1799年)夏天潮湿的关系，质量很坏。四分之一配克(一配克相当于9.87公升)的马铃薯(价格4便士)，浇上一点炼好的板油，以及定量很少的面包，便构成了全家的正餐。”
工业革命初期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境遇大不如前。受工业革命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农业歉收、长期战争等因素影响，谷物、肉类、日用必需品价格都普遍较工业革命前上涨数倍，如小麦价格自1710年以来很少有超过45先令1夸脱的，而且好几次都降至25先令以下，但是到1773年夏天伦敦市场上竟涨至66先令。许多地方因物价猛涨而引发穷人骚动。到1793年英法战争开始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已经很不稳定，小麦价格却继续攀升，1801年高达128先令，如此高昂的食物价格，使广大工人阶级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
第二，居住环境恶劣。工业革命后城市化加速，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镇，城镇规划杂乱无序，公共卫生条件差，成为各类疾病的“巢穴”。1831年伦敦霍乱大流行，之后迅速蔓延，数年内感染和死亡人数高达数万人。工业革命时期的著名政论家兼记者威廉·科贝特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以后英国乡村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其在《骑马乡行记》中展现了工业革命中阴暗的一面：走进村庄……然后看一看工人们住的那些悲惨的简陋小屋，那些用泥土和草混建的茅棚，没有窗框或窗轴，而只有镶在土墙里的几块小玻璃或破烂的旧窗门。再走进去看一看那些七零八落的椅凳，那些钉起来当桌子用的破木板……看一看那些穷困不堪的居民身上披的褴褛的衣服。
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将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发挥到极致，正如杜维明指出的，现代社会把人的物质贪欲视为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从而引发人类欲望和贪婪的无限放纵。他认为要反思启蒙和现代性，因为人类没有必要通过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以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与人们的幸福感提高成正比。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崇拜，已经给当下现代文明发展带来严重困扰，资源的日益枯竭、生态危机的恶化，迫使当今的我们不得不对工业文明价值观进行反思。现实和未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
(单位：菏泽学院社会科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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