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至今到底有多少年，中外学者仍争论不断。推翻旧世界搞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新纪元，同过去时代以私有制为核心的直接间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系本质不同。在同旧世界逐步彻底决裂中向前推进，其艰难复杂的程度超过了一般的革命者、包括革命领袖的预想。
在夺取政权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主席根据“国际共运”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地洞察国内外特别是党内上层领导与全社会具体的实际存在，提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著名论断。那时党中央内的走资派，主要表现在中央领导班子几个人的思想深处，表面上是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又和真正的不同看法和意见混合在一起。同现在已产生的大批有实物资本的资产阶级截然不同，人们一时很难理解。
因为是第一次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生产资料改造完成后，全民几乎均已变成无产阶级，其本身结构成分复杂，很多人中还保留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对社会主义成败无具体的反面教训促使其提高政治觉悟，自然不很成熟。进入党内执掌大权的领导，组织上入党是必须的，思想上远未入党是众多的，在社会逆转中暴露的淋漓尽致、一清二楚。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中建立的，保证95%以上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短时内达到人们期望的丰衣足食，对保证人人有工作、不失业的普遍好处的社会主义滋生出淡漠行为，在内外强大的旧思想体系的反作用下，许多人转而对“官禄德”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党员对信仰的起码信守。华国锋如此。
鲍彤在追求官职、谋求名利中加入党组织，并由于地位升高的特殊提升际遇，自然形成了追随个人不追随政治信仰和路线，蜕变成疯狂的反毛反共反社的死硬分子，所谓的党员身份成了敲门砖而已。当在党内可以实现自己的欲望时欢欣鼓舞，欲望挫折时反目为仇，前后判若两人，又因是党内上层，辄生戈培尔式的吠毛具有了极大的煽动性和诱惑力。此类人不只鲍一个，比其职务高得多的人不知有多少?
鲍能在1949年入党，证明那时在客观上是追随进步潮流的。后任赵紫阳作国务院总理时的秘书，1987年在赵作总书记的“13大”上挤进中央委员。同年12月—1989年7月兼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成为显赫人物、赵的座上宾。“64”后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被判刑，1996年释放。此后和赵紫阳一样丢掉伪装，180度的转弯由暗到明，竭力鼓吹资本主义。
他为什么能这样轻易的放弃信仰?证明了原来就无信仰，因为那时入党才能当官当大官。丢掉了职位“信仰”也就随之不存。就党内现状讲，多少比鲍职位高得多的人信仰信念的转变如脱衣样的随意，何况鲍彤这个跑龙套出名的吹鼓手呢?这类变色龙式的人物，包括胡耀邦赵紫阳等一类在内，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政治信念，无论什么社会成为主流，他们都会“与时俱进”。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再次胜利了，就会变成另一副面孔，看看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就可知将来。
得势时挑最好的话说，失势拣最难听的话谤。《血·真理·梦想·权力·黄金》吠文，以最卑劣的语言诅咒，不厌其烦的重复那些老掉牙的戈培尔式的荒谬谣言，把对毛主席刻毒的恶意写在纸上，无所不用其极，达到歇斯底里，是出名的反毛反社分子。
而今鲍成为死硬的反毛反社阵营中的一员，足显在历史巨变的波澜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者现出了原形。鲍和李锐、厉以宁、张维迎、辛子陵、杨继绳等差不多、由追随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变成打出黑旗反红旗，是“改开搞”30多年来持续贬损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公开化、常态化的必然结果。真正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体系已变成目前的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也给了此类得以肆虐的机遇和理由。
毛主席作为最高领袖，当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最强音时，并没有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深深的忧患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认为“在一些地方收效甚微”，深思熟虑，力排重议，不怕跌得粉碎，发动文化大革命，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证明了毛主席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队伍里的分量的估价是正确的，对如潮的拥护持有非常清醒头脑。
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是要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破封资修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出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共产党统治，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目前已成了这种状况，文革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表现得尤为强烈。从鲍彤极端仇恨毛主席的荒唐文章中，可见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潮起潮落，潮落潮起，社会制度翻复，多少微不足道的小丑成了主宰政局的英雄;多少沽名钓誉的政客成了猖狂一时的风云人物;多少投机钻营的变色龙成了时髦翘楚。1840年以来的109年，给予各种政治主张实施的机遇，失败后筛选抉择的社会主义，日今面目全非，旧社会的一切卷土重来，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亿万人民默默无闻的奉献付诸东流。这都从何而来?从伟大领袖逝世后的1976年10月的变局而来。此后逆流横溢，历历在目的翻滚到现在。当年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今咬牙切齿的要铲除社会主义，出现大批如鲍彤一类也就不奇怪了。
搞社会主义的确是前无古人之事，毛主席深谋远虑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未来，苦心孤诣搞社教文革，创造性的提出打倒走资派。但因领袖的权威限制了走资派搞不成足以使党政军民认可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因而认同有限，领袖就愈加奋力宣教贯彻，至死不辍，走资派就愈加谨小慎微、刻意伪装，很多群众的逆反就越发强烈，同一大批社会主义革命的同路人，不理解甚至抵触文革的深远意义，更不领悟毛主席苦口婆心的教诲，拒不认识毛主席指明“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深切忧虑，助纣为虐者还为走资派鸣冤叫屈，走资派终于盼来了1976年后死灰复燃的机遇。
当复辟的现实到来时却失去了掌握在搞社会主义者手里的党政军財文力量。多年来该批判的都批判了，就只能上下求索，寻求打倒他们重建社会主义的途径。人类社会绝不会永远固定在资本主义的模式里，第二次社会主义或迟或早的成功是不可避免的!
附：鲍彤文章和简历
鲍彤：血·真理·梦想·权力·黄金
——关于毛泽东旗帜的五种含量
（洪老邮件2014、9、14）
希特勒一死，什么都完了。毛泽东不同，人虽死，旗帜不倒。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某些人把自己的命运和这面旗帜捆在一起?是思古之幽情，是对真理和梦想的追求，还是另有所图?——这是我试图探讨的课题。
毛泽东旗帜由五种不同的血染成
毛泽东的旗帜是一面血淋淋的旗帜。它至少由五种不同的血染成。
1，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为毛而死的人的血。陈云所说的“两千万人头落地”属于这一类。
2，内战中持中立或反毛立场(但在民族战争中持抗日立场)的人，有当场战死的，加上事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而被镇压的人，总数不少于一千万。
3，本来是毛的同志或追随者，因“站错队”而失去毛的信任而被镇压的人，总数不少于几百万，也许达到一千万。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属于这一类。
4，在毛泽东的制度和路线下饿死的人，主要是农民，约有三至五千万人。
5，为反抗毛泽东制度而被处死或痛不欲生而流的血，包括上世纪的储安平、林昭、张志新、李九莲的血，也包括进入新世纪以来各民族、各阶层为自由和民权而殉难的同胞的血。面对如此血淋淋的历史和现实，我实在想不出来，其中有哪些血的教训，居然能够令人抒发出一种非和毛泽东捆在一起不可的激情。
毛泽东生前，他的思想被他门下食客捧上了真理的“顶峰”。毛死后，渐渐水落石出。过去人们读书，常常苦于无法破解天王洪秀全、天兄杨秀清成神之谜，无法想象奥威尔《1984》中那个荒诞的恐怖社会得以存在的现实条件。现在好了!除开至今仍然“身在庐山”的“此中人”，应该不难了解真相了。研究毛泽东思想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对象，与其到其中去提炼“真理含量”，不如直截了当去揭露《毛选》和党史之类制作、修订和润色过程中的美容技术含量。这一过程，其实天天都在世人的眼前和身边进行。
效忠毛制度成升官发财的硬通货
毛泽东没有饥渴慕义的要求。他不在乎真理和原则。他只为满足自己的某种梦想或欲望而不断奋斗再奋斗。他的梦想或欲望是变幻莫测的，常常是他灵机一动的产物。他的战略就是策略。“统一战线”是骗局。“耕者有其田”可以像魔术那样变成“人民公社”。昨天的“亲密战友”就是他今天的死敌……。为了充当国际领袖，他乐意以“中国人死掉一半还有一半”为代价。这就是毛泽东的中国梦。对今人具有诱惑力的，不可能是这种江湖骗局和赌徒心理。
我认为，真正的吸引力，对于那些明白毛泽东的底细但仍然决不放弃毛泽东旗帜的政治家来说(受主旋律蒙蔽和毒化的老百姓，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受害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既不可能是那面旗帜上的现实的血污，也不见得是它的虚构的真理，或捉摸不定的梦想。那么，是什么东西呢?是毛泽东旗帜内在的权力含量!是滚滚而来的黄金含量!正是这些无穷无尽的有价证券，使毛泽东思想顷刻兑现成为人见人爱的无价之宝，使神圣的革命旗帜不费吹灰之力就升华为一本万利的腐败手段。如果说，货币这个东西，只是在互通有无的交换的漫长过程中才得以形成为“一般等价物”，那么托毛泽东的福，效忠于毛制度立马就突变成为升官发财的硬通货了。
毛泽东旗帜的含金量、拜物教
这就是动力，它推动邓小平挂起“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羊头，贩卖“世世代代高举毛思”狗肉。这大概也是某些饱受毛侮辱和损害的红二代之所以不能忘情于毛泽东旗帜的根由。
现在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根本不是是非之争，而是赤裸裸的利害得失。
除非公仆归主人自己来选举，除非公仆不再由高举毛旗的那个政党来安排，毛旗的含权量和含金量是不会贬值的，毛旗拜物教是不可能消亡的。由此可见，这个过程仍然取决于制度，取决于制度的变革。
鲍彤简历(2014、9、24)
出生日期：1932年11月，浙江海宁人。
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 同月，参加革命工作，高中。
1949年～1954年，担任上海市南洋中学党支部委员、学生会主席，华东局组织部干事。
1954年～1966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二处干事，研究室研究员、副组长、副主任。
1966年～1975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1977年，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山化肥厂建设指挥部外事组负责人。
1977年～1978年，任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办公室文件简报组副组长。
1978年～1980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副主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80年～1987年，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任国家经济体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年12月～1989年7月，兼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
1992年7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
1996年5月，刑满释放。
发表文章：《党政分开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88-08-28
出版著作：《中国的忧思》，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鲍彤文集 二十一世纪编》，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