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公知，指的是那些西仔公知，资改公知。
这里说的无奈和无赖，指的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采取了撒泼的手法。
最突出的是近来的两次“围攻”。一次是对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一次是对《辽宁日报》。
王伟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职责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针对一些公知们喧嚷着要用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来取代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写了一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阶级、政党、专政的理论，说国家是阶级的统治。这话从《共产党宣言》算起，讲了一百多年，从前苏联、东欧、拉美、中国及一些亚洲国家的革命实践来算，也有了近百年。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就叫做《论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后的三十年，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斗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后来的三十年就不再强调了，许久不再提了，但宪法上仍写着，党章上仍载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把它列入“四项基本原则”。王伟光文章的题目，就是邓小平讲的原话。那些尊邓小平为“邓公”的公知们为什么王文一出，就群鸦噪聒地围而攻之呢?
共产党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学者，写了一篇讲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常识的文章，这个国家已搞了60多年的“人民民主专政”，却遭到了一场大围剿，岂非咄咄怪事，“中国特色”怎么也不会特别到数典忘祖的地步啊!
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让我们回望一下三十来年的演变历程吧。
胡耀邦当总书记的前后，主持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叫做“思想的大解放”。从什么思想下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其实“两个凡是”是切入口，真正的“解放”是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从的他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
在这场“大讨论”过去二十年后，这场“大讨论”的参与者及具体组织者编了一本书，叫《真理标准讨论的始末》。
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人们不满足于那种把一切过错归于‘四人帮’的浅俗观点，而是想知道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反常现象的根源。”“这决不是一场学理之争，而是两种世界观，两条思想路线，两种指导思想之间的斗争。”
在该书的结尾部分，编者写道：
“人们选择了一个常识性的是非很鲜明的哲学命题，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这确实是很高明很巧妙的，闪烁着智慧之光。”
其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还有把“毛泽东思想”用鲜明站不住脚的“两个凡是”来取代。
这样一场大讨论，掀起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反毛化、去毛化的高潮，这引起了一批老革命前辈的愤怒，黄克诚写了一篇长文，痛斥那些反毛的小丑们，这迫使得邓小平不得不出来压风，他把胡耀邦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由拉下来，但胡耀邦至死都不认这笔帐应算在他的头上，他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始作甬者。
胡耀邦下了台，死了，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路线并没有消失，子承父业，他的两位公子，成了自由化公知们的头领人物，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旗下，聚集了一大批海内外民主自由派的精英。一位前任领导也把胡耀邦执政理念作为自己执政圭臬：他发誓要进行“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改革，至死方休。
到了赵紫阳当总书记，这位酷爱高尔夫的老干部，也酷爱着西洋文明。甫一上台，就捧出了一部颂扬西洋文明的电视片《河殇》。这部电视是由几位著名公知写的，河，指的是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殇，是早逝，该死，黄河上是一片黄土，黄土上生长着黄皮肤的人，黄皮肤的人在黄土地上耕作出了黄土文化，黄土文化养成了华夏人的夜郎自大，养成了保守和愚昧。他们拒绝了海洋那边的现代文明，一直到坚船利炮，才把他们从自大的迷梦里唤醒，他们才知道应该接受先进海洋文化的洗礼。
在《河殇》的解说词写得很露骨：
“一旦太平洋的狂涛，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和比军舰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啸而来的时候，中国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于是，种族危亡和文明危机同时爆发了。”
“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迎接科学和民主的新曙光，这极为矛盾的救亡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让中国人付出了无数沉重代价!”
“我们不要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
电视还没播完，就遭到一批老革命，老领导的抗议，撤了下来，副总理王震，虽然不管意识形态却组织了一批秀才批《河殇》，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党的高层会议上，说：“中国有没有走资派?我看他赵紧阳就是一个大走资派!”
加上“六四”风波，又一个“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书记被撵下台了。但和胡耀邦一样，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仍在实施。到了2008年，北方的《炎黄春秋》和南方的《南方报系》相互呼应的发表“普世价值”的元旦献词，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纠集了一百多位公知，签署了《零八宪章》，公开叫板“人民民主专政”。
到了江泽民当总书记，改革开放进入了快车道。为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人民日报》的两位高级编辑合写了一本书，纪录了二十年的“反左”历程，书名就叫做《交锋》，二十年的三次“反左”的思想大解放。全书的三大部分的标题如下：
第一次思想解放：一石激起千重浪
——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
第二次思想解放：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年破除姓“社”姓“资”
第三次思想解放：睛空排云上碧霄
——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
在该书结尾，又进一步诠释了三次思想解放的成果：三起“冲破”，冲破了三起“崇拜”。
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如果更直白一点来表述：
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社会主义
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公有制
从那以后，又冲破了多少呢?
冲破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冲破了“《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
冲破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冲破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冲破了……。
这些都冲破了，共产党人手里还剩下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共产党人信仰的仅是这二十四个字吗?二千五百万人的流血牺牲仅是为的这二十四个字吗?
历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从2008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把中国也拖入危机的旋涡，两极分化，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社会动荡，贪腐成风，黄赌毒泛滥，道德沦丧，信仰缺失，官商勾结，官逼民反，黑社会猖獗，连每日吃的粮食、喝的水、呼吸的空气，都得防毒……。
人们开始深沉地反思，中国的路如何走?
社会主义被骂了三十多年，人民民主专政被攻讦了三十多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诋毁了三十多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社会，王伟光重提一下“人民民主专政”，重提一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犯了弥天大罪，就该格杀，就该绞死，这天下究竟是谁的?
这一事件紧跟着王伟光事件发生，性质是一样的。《辽宁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位同学的来信，对老师课堂上的讲授内容质疑，编辑部派出记者到各地大学进行调查访问，他们亲自蹲点、听课，记了130多万字的笔记，记下了一些老师是怎样的在“呲必中国”。依据第一手的材料，他们写了一封很委婉的信：《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也是劝告老师们，不要再“呲必中国”，这封信，无论在内容上，在方式方法上，都是正义的，善意的，不知缘何引起公知们的万丈怒火，把一个党报骂得狗血淋头：
教室是教师们的神圣殿堂，尔等党报记者，岂可擅自闯入。
旁听就是偷听、窃听，就是文化特务，就是政治间谍。
私录课堂笔记，就是干涉学术自由。
省报地处东北一隅，插手全国教育，是侵权。
这些公知大师们怎么提出这些连小学生听了也会发笑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那些“呲必中国”的言论被揭露而恼怒，又是何为?为人师表者，谁不愿把自己的学术著作，刻之于石，书之于卷，传之于世?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巫术方士，才会秘而不宣。
其实，在大学殿堂里，一些公知们讲了些什么?人们早已议论纷纷。我有位科技界的朋友，是九三学社会员，属于民主党派，统战部为培养他，送进党校学习。他学习了两个月就退学了。他在网上发贴说：不是用共产党的思想来培养民主党派，而是用民主党右翼的思想在培育共产党。他附了一首诗：
把马克思主义讲偏了，把毛泽东思想讲歪了;
把社会主义讲死了，把资本主义讲活了;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社会上流传着一首三句半：
远看是座庙，
近看是党校，
腐败分子在里边，
深造。
如果有人说这是诬蔑，那好，把在党校学习过的腐败分子的名字统计一下来回答。
北大教授孔庆东前不久在网上发文称，在北大，共产党已经论为准地下党，我看，“准”字可以去掉，我曾到大学去演讲，每次都是很紧张。有一次，甚至讲堂门外，还停着警察的侦探车，天线从车顶伸出，学生们告诉我，我不相信，中间休息时，我走近侦察车，警官们把伸出来，向我招呼。讲完后，我离开会场时，警车还跟车送我一程。陪我的老师取笑我说：“你又成了地下党了。”路过武汉大学的樱花大道，路边一排古式城堡建筑，是学生宿舍，墙壁上当年国民党军警来镇压的弹孔还在，牺牲的三同学的纪念亭还冷落路边，回忆当年，对照今天，我忽然感到，这烈士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
大学教育今日状况，恐怕比《辽宁日报》记者一个月的听课调查，要严重得多，公知们指责记者卧底是间谍是特务，这话怎么理解，大学真的沦陷成白区了么?
至于说地方报纸不能管省外的事，哪一条法令这样规定的?公知们自己为何不先照照镜子，你们扎根的“南方报系”做的怎样?它是广东省委的机关报，打开《南方周末》看一看，省内事有多少?他们支持着西西藏叛乱，嘲讽汶川大地震，有时还凌驾全中国，蔑视党中央，在奥巴马上次访华期间，总统独独青睐中国的南方报系，派大使馆的汽车，把他们偷偷接进大使馆晋见总统，你们要在报纸上写新闻，被制止了，却用解放前共产党羞辱国民党的办法，在报纸上开了一个“天窗”，出谁的丑?出共产党的丑，中央的丑。仗谁的势?帝国主义的势。
再看看你们公知们的大本营——《炎黄春秋》，它是由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的，研究炎黄文化，但它一直是颂扬西方文化，贬斥东方文明，骂中国革命，骂共产党，骂毛泽东。人们说它搞历史虚无主义，它才不虚无哩!比如，要在中国搞“宪政民主”，搞民主社会主义，它才抓得紧哩!前几年，由掌门人杜导正率了一个《炎黄春秋》代表团出征海外，到处宣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是一个杂志代表团，而是一个政治代表团。到了香港，他们在中外记者会上公开向中国共产党挑战：“我们《炎黄春秋》囊括了党中央国务院退下来的部长、将军，他们(指共产党)敢动我们，先要掂一掂我们的分量。”
这是一份专业杂志的行为么?不更像是一个政党么!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团么!
公知们对《辽宁日报》的围攻，不是撒泼、无赖，又是什么?
时局的发展，对公知们是流年不利。今年春节，一批大公知们齐聚《炎黄春秋》，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联欢会笼罩着几分悲凉，在觥筹交错中，大佬李锐赋诗言志：
不久将投炉火中，
为民作主末放松。
何时宪政实行了，
让我灵魂有笑容。
春去秋来，出了王伟光的文章，出了《辽宁日报》的公开信。在此之前，军内还出了一部《较量无声》电视文献片，点了好几位公知的大名，在他们“围攻”闹嚷时，北京论坛开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宋将军讲了三个“严重”——污染严重、威胁严重、失守严重。对谁的?主要对着西仔公知这批人，对着“围攻”的这批人。声援王伟光，声援《辽宁日报》不但在理论界，基层的工农兵也加入到批判的行列。
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
老兵丑牛
武汉·东湖泽畔
201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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