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人瑞之年”的杜导正老爷子，本该与所有的党政军领导们一样，向年轻一辈的后贤们移交权杖，回家安度晚年。但这位虽已91岁垂垂老矣的老爷子，却至今把持属于国家事业编制单位《炎黄春秋》杂志，至死也不松手，甚至将这家国有杂志变成了他发号施令的“杜家店”。其权力欲望几乎超过了古今中外所有热衷亲政的帝王或权臣，就连有“古稀天子”和“太上皇帝”之称的康熙与乾隆，在他面前也只能望而兴叹。因为在中国朝代史上登座龙庭时间最长的乾隆皇帝，也不过垂帘听政了三年。而杜老爷子对《炎黄春秋》杂志的垂帘听政超过了23年。这开创了垂帘听政的历史之最!
按照我党和政府关于领导干部任职的规定，他也该离职交权退休快30年了吧。可这位杜老爷子至今还霸占着《炎黄春秋》杂志社名誉社长的职位，而且根本就不是“名誉”一下，是以垂帘听政的手腕实实在在的操控决策，为所欲为。对这本属于国家事业编制的杂志社的人事安排，对本该由国家人事组织部门来任免杂志社的社长或总编辑，但杜老爷子却由着他个人的喜好来发号施令，随意挥来扒去。
坊间早就流传着《炎黄春秋》其实是“杜氏春秋”，事实证明这一点儿也不夸张。这不，为了巩固其“杜氏春秋”的家天下权势，最近，杜老爷子似乎感到追随他很多年的爱将吴思也不能放心了，便以强权手段迫使吴思放弃了长期担任的总编辑、常务社长和法定代表人，委屈地离开了杂志社。这并不是我党政部门的组织程序任免，而是一手遮天的杜老爷子在调整杜家豪门的家奴跟班。他从外边招来根本不懂得新闻编辑与出版业务的陆德等人来取代，更以“家权不外传”的威权，直接将他移居在美国并生活了很多年的女儿杜明明喊回来，担任副社长兼秘书长的实权职务。
对于这位权欲熏天的杜导正大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的人们的确不陌生，因为他不仅是个老报人与业界权威，还曾经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第一任署长。说他谙熟中国的新闻出版行规是名副其实的，但绝不是他自我标榜的他是以推动“民主宪政”为己任的民主派，更不是他自我宣称的他是个改良主义者。尽管他一再鼓吹“我反对暴力革命，但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革命只有好处，……要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所以我非常赞赏南非、韩国、台湾这种改良主义的路子。”稍有马列主义知识的人都知道，改良主义绝对不属于马列主义的理论范畴，当今的深化改革也绝对不是他鼓吹的改良。但以国家第一任新闻出版署长和我党新闻权威人士自傲的杜大人，居然举起了改良主义的大旗，岂不怪哉!
如果杜老爷子真的践行“和平改良主义”，那么这位人瑞级别的“先贤”就应该对年轻后贤们“耳顺”，对自己的言行“不越矩”，认认真真地推销他的“和平改良”之说。但杜老爷子却十分热衷于用他的名字所隐含的政治权欲来为当今经济社会“导正”，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导正”。他不仅把自己看成是我党老干部的代表，而且他还不断呼吁“老干部要站出来大声说话”，敕令当今治国理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听从他这样的老干部的说教，自诩老干部的见解“可能深一点”，自傲他的发声会让当今的领导团队“在意一点”“听得进去”。这并不是杜老爷子在倚老卖老的表演，而是他要干政，还号召所有退休离休的老干部们都来干政，都来垂帘听政，都来为新一届的中共中央领导团队“导政”。
杜老爷子“真是年迈了”，“久经沧桑”了，“成熟了”吗?当然不是!这个人瑞级别的权欲狂一再表明他看透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种种“坏处”，因此，他再不能“糊里糊涂”、“盲目地”过日子了。所以，他要对我党和政府“导正”和“导政”，这是他的“责任所在”。凭着他标榜的这个“责任所在”，就是要当“全面体制改革派”和“体制内改良派”。其实质也就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向着资本主义改良。查一下这些年来他到处鼓噪，要在中共执政的新中国推行普选制度、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普世价值等等理论，不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那一套吗?他操控把持的《炎黄春秋》杂志所刊发的众多文章，不都是在从中共历史深处或掘隐发微、或杜撰编造、或夸大其辞地给抹黑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诋毁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糟蹋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吗?如果说这杜老爷子是当今中国政坛的什么派，他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改旗易帜派”，他要“导正”和“导政”的前行路线，也应该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路线。
话还得说回来，杜老爷子的“导政”权欲并不能如愿以偿，因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有深谋远虑的切实可行的治国理政谋略。杜老爷子干涉不了!因此，当中央决定将国有的事业单位《炎黄春秋》杂志社收归国家部门来组织管理的时刻，这位杜老爷子就先发制人地抢先搞起了杂志社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强权霸道地将可能不归顺他的杂志社领导班子全部撤换掉，而让他的家奴跟班们一起上位，以保证将来继续为杜氏豪庭看家护院。
其实，杜老爷子极力鼓吹的“和平改良主义”，在他在位掌权控权的那些年就没有“和平”过。在他从1987年开始主政国家新闻出版署之后，他就毫不手软地挥起了权力的大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大砍大杀他看不顺眼的全国数百家报刊杂志。在那个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政，我国的新闻出版形势的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纸和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一篇好的新闻报道能鼓舞全国人民的精神斗志，一篇好的小说能让亿万读者争相阅读，造成洛阳纸贵。深受读者欢迎的好多报刊杂志的发行量都是几十万份到几百万份，那时候的新闻出版工作不仅非常繁荣，也开始培养国人的阅读热情和习惯。但这样的好景不长。杜老爷子执掌新闻出版大权之后，偌大的新中国尽管还只有2000多家报刊杂志，还都是国家或地方政府主办的，并不是可以自由地想刊发就可以刊发任何文章的。比起当今的杜老爷子鼓吹的西方“宪政民主自由化”那一套之“右”，绝对是不同政治性质的。但当年奉行极“左”路线的杜大人却挥起“改良主义”的大刀，肆意砍掉了大约全国报刊杂志的五分之一。
那些被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刊杂志，无非是思想活跃了一点，观点新了一点，为民众鼓与呼多了一点，但绝对都还在各级党政宣传部门的的管控之中。而那时候的杜大人“左”得让新闻出版界望而生畏。他只要看到报刊上的标题不顺眼，审读到有的观点不顺他的心意，他就要下令整顿，或停刊或吊销刊号。也就是从他挥刀砍杀报刊杂志的时刻开始，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陷入低谷，报刊杂志更是一蹶不振，人们刚刚培养出来的阅读热情和习惯也消弭殆尽。而“国人当今不读书”的惰性，跟杜老爷子的理政新闻出版的举措是有关系的。说他在任上施行的大砍大杀报刊的手段是“左的软暴力”，应该不为过。但与他主张的“和平改良主义”则风马牛不相及。
那么，在时隔近30年之后的今天，新闻媒体人应该感到了杜导正老爷子已经从当年的“左”跳转到了鼓吹西方民主宪政自由化之“右”了。他在很多场合发出的“非毛、损共、反政体”的言论，与当今泛滥于世界的“颜色革命”异曲同工。而他强力管控为私衙己刊的《炎黄春秋》杂志，则完全脱离了我党政部门的组织管理程序，沦落为杜家的独立王国。他看不顺眼了，觉得不符合他的政治欲望了，感到当前党和政府施行的“治国理政”举措要将《炎黄春秋》杂志收归国有部门管理了，于是他就从垂帘听政的幕后跳出来，用同样的“软暴力”手段对他曾经的同僚大砍大杀，先下手为强地组建他的杜家铁杆班子，与国家新政分庭抗礼。他既不要党的领导，也不要组织程序，还不要懂业务的出版行家，自行从外面物色到与他气味相投的“老政客帮”们来做虎皮，守护他自己的独立王国。
现在《炎黄春秋》的的吴思们被他“出局”了，但杜氏“家政杂志”《炎黄春秋》会从当今改革开放新常态的新中国“出局”吗?它从我党政体制内“出局”，而另行西方自由民主宪政之道将会走多远呢?自诩为和平改良主义者的杜导正老爷子究竟是在“导正”还是在“导邪”?他的改良主义实质不就是他用个人的权欲来左右中国政局，想“左”就左，想“右”就右么?杜老爷子虽然年逾91岁之高龄，还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自由来改造我新中国，可谓“壮心不已”了!但他纠集的那帮政治势力的能量会让他们的“壮心”得逞么?这是让新闻媒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拭目以待的。
而最让国人忧虑不解的是，杜老爷子独断专横的反体制、反组织、反新常态的“杜氏春秋”言行，为什么能独行其道，为所欲为呢?这背后支撑的强势权力是什么?
2014/12/1 于听涛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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