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初上网时，看到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是“虚拟世界”， 6月9日发表了《博客，是人民议院;是……》，提出我的网络观：民众交流情感和思想的平台、民众的大学，民众自由发表意见，创立新思想的地方，民众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研讨会，人民议院。几年过去，现在我们看到，互联网已经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社会交往中，不久前在中国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其通过的关于网络安全、主权及互联网经济等方面的九点倡议，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改变着传统社会。
所以，我认同环球时报评论《“中国变左了”是无稽之谈》说“今天落实了监管的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空间更加接轨了。历史或将证明，这种新常态才是互联网与中国实际结合之后的真正常态。”认为互联网与现实的接轨，不是“或将”，而是已成新常态。
在对互联网的现实性的认识上，环球时报还落后于实际。它评论说“‘左右之争’是一种过时的东西，这种互联网上打嘴仗的标签，根本拿不到严肃探讨当下国家治理的层面”，较之于邓小平退了一大步。邓小平只是提出“不争论”，但是他十分重视左右之争，非常强调反左;而环球时报却想用模糊它虚拟它来消除左右之争。
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邓小平的“不争论”，结果不是消除左右之争，而是灭了左派威风，长了右派气焰，激化了阶级斗争。最近思想界发生的对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和《辽宁日报》《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围剿，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存在‘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但是长期以来，只强调反‘左’，忽视了反右，甚至对右的东西听之任之”的结果。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4-11-25/68785.html
2014年11月2日，几个团体在北京举办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座谈会上，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的发言)
现在，社会主义阵地不断丧失，左中右都在埋怨社会和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受到置疑。媒体不能宣染这个事实，但是严肃的政治家不能回避这个事实。现在的情况左派右派都对共产党不满意，右派批评共产党不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左派批评共产党搞改革私有化国有经济，很像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讲的：“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如果我们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就远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
媒体要象毛泽东那样讲真话，决不能掩盖矛盾，歌舞升平。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左右之争，在互联网上，在形式上是环球时报评论所说的“打嘴仗”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绝不是评论说的，“根本拿不到严肃探讨当下国家治理的层面。一些人用说今天‘左’来表达不满，很容易在公众眼里降低自己的理论层次，让人感觉他并没有追上今天的时代”，不，这正是“今天的时代”左右两派对“当下国家治理的层面”的各自主张，都在力图影响党和国家的决策。
共产党人要态度鲜明地进行斗争，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问题。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在互联网出现以后，要各种各样的思想不表现不反映，不仅客观上不可能，主观上也不可能了;现在。思想、信息不仅来自官方，更多的是来自民间，而我们的领导者还没有与时俱进，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往往还停留在“我说你听”的长官意志模式里，用旧的控制和压制方式，这不仅不能消除意识形态的斗争，还会有可能促成它转变为街头的“颜色革命”。
对意识形态中的、理论上的斗争，采取禁止的办法，相当于闭眼不看外界，外界绝不会因此就不存在，这和“不争论”一样不解决问题。而且还可能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社会，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由于简单粗暴的方式，不知道有多少新生力量，合理的意见受到压抑。我就有不少的合理的意见受到网络封锁而发表不出来。事实摆在那里，如果需要举证，我可以做一个博文集。
我完全支持对于以行为方式表现的错误思想，触犯了法律就必须依法处置;而对于思想上的问题，希望能如毛主席说的，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压制不让不同意见发表。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就是：要多商量。用改革的语言，就是要开放。
现在中国社会“多元化”是客观实际，多元社会必然会表现出多元的思想意识，要舆论一律，就只有使多元社会一元化，那只能是共产主义社会。但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了阶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工农的差别、城乡的差别都消灭了，没有不同利益的对立了，但是人们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别，按毛泽东的认识，还是存在左中右。所以，首先，现在否认左右之争是不符合多元化社会实际的;再说，既然允许社会多元化，就还不能搞舆论一律，要开放，提倡摆事实讲道理的自由讨论，多商量。
京华时报12月01日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结合他最近在人大的工作透露，国家正在研究传播立法。希望这件事应当与网民多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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