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时代，弱国被强国的枪杆子所统治。“全球化”时代，弱国被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即所谓“国际惯例”所统治。
“国际惯例”说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是专门用来维护强国利益的。所谓国际惯例，就是强国用来掠夺弱国利益的一种制度化安排。
弱国没有制定游戏规则的发言权，无法公正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犹有甚者，弱国常常被“国际惯例”冠冕堂皇的外衣所眩惑，把它当作维系天下运转的不二法则，甚至把自己有资格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看作莫大的光荣和进步，看作摆脱卑屈地位和国民劣根性的证明。
只有跪着思维的人才会这样理解问题。而许多曾经惨遭殖民的国族，正好习惯于跪着思维。这样的错误想法只能误国误民。
弱国的知识分子，应当发挥其知识的特长，成为挑战“国际惯例”、维护国家利益的国胆。
知识分子有其特定的知识背景作为支持，可以洞察到他人所不可能意识到的风险与隐患，以及潜在敌人以特定知识谱系的名义所实施的花招和轨迹，同时还可以为国家和民族贡献破敌之策和转守为攻的战略。
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国胆而且正在诞生国胆的时代。最近两年，随着《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等)、《中国没有榜样》(刘仰)、《货币战争》、《货币战争2》(宋鸿兵)、《金融超限战》(郎咸平)、《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时寒冰)等著作的出版，我们看到了一批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大声疾呼的国胆。
去年以来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宋鸿兵名著《货币战争》就是这样一本意在挑战“国际惯例”，维护中国的金融利益，帮助中国人树立金融战略意识的著作。
全书主要内容都在讲西方金融家如何利用血缘关系、金钱、权钱共谋、阴谋、谋杀、战争、诈骗、银行机构、国债、行业标准、游戏规则等等一切手段，从政府和国民那里谋取巨额财富的故事。
它把几百年来西方金融业的奥秘乃至整个资本制度的奥秘，制作成一张X光片，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从此不再被西方冠冕堂皇的金融政策及其游戏规则炫耀了眼目。
在我看来，整本书都是为那篇后记所做的铺垫，后记中所表达的观点、主张才是不吐不快的情愫。在这篇名为《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几点看法》的后记中，终于用了他的最大努力，为中国的金融战略支招。
宋鸿兵在后记一开篇就指出：在探讨中国金融开放的风险问题时，大多数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是“战术”层面上的风险，比如外资银行参股控股的风险，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监管风险，利率市场化的风险，证券市场波动风险，外汇储备贬值风险，房地产贷款市场风险，资本帐户开放风险，人民币升值风险，国有银行内控缺失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风险，巴塞尔协议的冲击风险等等。
其实，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利益博弈的战争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
在这场金融战争中，我们从多个角度说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为了克服这种不利境地，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主张。其中的主张之一，就是“应该大力推动国际筹备货币的多元化”。
这一主张显然是对美国独掌国际金融霸权和货币霸权的挑战。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就如此急切地要求“推动国际筹备货币的多元化”，显示出这是一位真正具有洞察力和战略眼光的学者。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最具长远战略意义的主张，也恰是弱化美元的霸权地位，努力推进国际筹备货币的多元化，包括谋求建立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筹备货币。这与宋鸿兵不谋而合。
《货币战争》最具有战略眼光的主张，在于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必要时可以蔑视并打破由国际大佬制定的、仅仅对国际大佬有利的“国际惯例”。
我们知道，自从五四时贤主张全盘西化以来，中国的教育资源全部都是西学，我们每个读书人都可以说是西方教育背景的人。我们早就习惯于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以西方制定的统掌世界的游戏规则为金科玉律，丝毫不敢怀疑，尤其不敢稍有违背。
宋鸿兵却明确分析“国际惯例”对我们的戕害，进而提出了抵制“国际惯例”的战略主张。
金融领域的“国际惯例”，实际上是美英银行用来封杀竞争对手的有效武器。针对新兴国家比如中国的崛起，和中国金融业的逐步壮大，他们非常可能为中国量身制作一套全面遏制中国银行业的“国际惯例”，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警惕性，可能会失败得很惨。
中国再也不能跪着思维，而应该挣脱桎梏，挺起脊梁，用公义的火眼金睛洞穿这些冠冕堂皇的“国际惯例”，利用我们的经济能力和外交资源，针锋相对地与国际垄断组织及其霸权进行利益的博弈和游戏规则的博弈，也就是必须按照公平的原则，建构新的国际秩序，形成新的“国际惯例”。
如果那些国家利用所谓“国际惯例”来遏制中国海外银行的发展，中国也可以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规定，限制乃至关闭那些大牌银行在中国的运作。回顾英美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主导力量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国际银行网络是必经之路。中国的银行业不应该只在中国本土与国际接轨，而应该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去境外直接收购欧美的银行或扩张分行，建立中国自己的全球金融网络。在博弈中学习博弈，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必须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由学习游戏规则到制定游戏规则，由遵守国际惯例到主导国际惯例，这是我们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三世界”弱国如果没有这种打破不合理的游戏规则的胆略，那就只能永远任人宰割，永远做国际社会的三流公民。弱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利用发达的大脑为国家提供战略思想，还应该充当自己国家的胆囊——那是产生勇气和魄力的关键器脏。
《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货币战争》、《货币战争2》、《金融超限战》和《中国怎么办》都在努力给中国知识分子增加国家利益这个维度，我把它们看成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著作，其中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信息和新希望。
他们可能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出现国家利益觉醒的一批人，因而也可能是率先起来捍卫国家利益的一批自觉的国胆。
中国的国胆正在破土而出。
上一个启蒙时代，五四时贤敢于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一把丢个干净，决意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终于从极度屈辱的绝境杀出一条血路来。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国胆。
《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货币战争》、《货币战争2》、《金融超限战》和《中国怎么办》的群体是新一代启蒙思想家，是新一代国胆。未来二十年间，他们将会取代五四时贤，对后来的知识分子产生积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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