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打开纪录片《穹顶之下》，不少对环保运动和环境文艺有些了解的人都会不约而同想到美国前总统戈尔拍摄的那部环境纪录片Inconvenient Truth(《不方便的真相》，又译《难以忽视的真相》)。两者的可比性并不局限于题材的相似，而是两片异曲同工的制片背景和名人策略：前者是政治家“转 型”做公民环保运动家，后者是体制内媒体人变身“自媒体”拍摄纪录片;两人都使用了之前身份所获得的声誉、名望、社会资本和动员能力来推进自己的“全新” 事业，又都或多或少强调了自己当下的成功完全是出于“公民的责任”、“个人的恩怨”、“想做就做的勇敢”和“深入处理材料的能力”，总之和他们之前所享有 的平台、资源，背后为他们服务的团队，以及可能的利益集团支持，毫无关系。这样的“切割”对于二人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商业包装是有效的、方便的，但是对于 公众理性地看待和回应他们所提供的观点却制造了华丽的烟雾和误导性的框架。正如华师大吕新雨教授所提醒的：以名人效用代替体制化新闻所提供的信用保证，这后面资本操控的隐患值得警惕。
作为一个媒介研究的学者，我想提醒公众的是，这是一个媒体全面产业化、资本化的时代，也是媒体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充分相互渗 透、相互交换、相互关照、相互转换的时代。网络上一片欢呼《穹顶之下》的超高点击率是“自媒体”的胜利，是“划时代”的标志。但是，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下这 个“方便”的结论背后那些“不方便”事实：所谓的“自媒体”成功如果不是前央视著名主持人的声望、这么多年新闻调查工作带来的制作团队、人脉资源、社会关 系，以及各大主流媒体不知是出于真诚的欣赏、对前同事的善意，还是有什么政治任务而一致的深度报道与推广，还有可能发生吗?所谓“自媒体”的概念出现也该 有十几年了，“成功”的到来如此突然又如此美丽，难怪许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接受一个“方便”的解释：是柴静的爱心、理想、执着、优秀，加上自媒体的技术潜 能，造就了这个“公民行动力”的奇迹。相信奇迹是方便的，但是思考的任务却如戈尔所说，需要追寻“不方便”的真相。
有人可能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关心片子制作背后的复杂事实，只要片子的内容数据真实、充分，揭发了重要的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就可以了。这听上去确实很方便，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自己的大脑可以判断。但不方便的事实是， 现代传媒可以制作非常强大的视觉效果、画面剪辑、声音组合，同样的原始素材在经过不同的编织组合之后，会表述出全然相反的意见或结论。当一个片子动用所有 的声画资源、所有的修辞手段，用来营造一个我们熟知的世界和习以为常的逻辑，就对我们批判性地回应此片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很难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意识到哪些关联是巧妙嫁接的、哪些数据和意见是被掩藏的、哪些人说的话经过了剪辑和处理，从而制造出一些特殊的效果。比 如那段对贴假国四标的车企老板的电话采访，语无伦次的声音之上用字幕营造出特殊的滑稽效果，我们方便地鄙夷和嘲笑这个在记者连珠炮似的追问下丑态百出的、 看不到面孔的声音，方便地认可90%的车辆油品标号全都是假的，我们之所以受雾霾困扰，就是因为有唯利是图的车商、石油企业和监管不严的政府与法律。至于 货车环保装置不合格率是怎么得出来的、车的油品到底对雾霾贡献程度有多大，油品升级的成本扯皮背后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机动车过多、我们依靠私家车的生活方 式是否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等等等等，这些不方便的议题就在片子的情绪引导下被方便地轻描淡写或者干脆忽略掉了。它给了我们发泄的对象、指责的标靶和行动的快感，但却没有提供真正的解题思路。我们在演讲台上风姿绰绝和镜头中犀利睿智的记者的带领下，完成了对于困难问题的想象性解决和对雾霾风车堂吉诃德式的进攻。
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多小时酣畅淋漓的视觉震颤和追击罪证的狂欢之后，有多少人只记住了12369和那个能显示周边排放超标企业的APP，而没有精力跳出这个片子的强大气场，仔细回味一下片子中的每一个细节，想想在其剪辑和编排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声音、其他的生活、其他的利益、其他的诉求、其他的合理性？比 如那个山西小女孩对着镜头说从来没有见过白云的催泪桥段，是不是有可能找到更多更可爱的小女孩对着镜头哭诉因为北京治霾的政治压力导致河北钢厂强制关闭， 父母下岗，自己有学不能上、有病没法治?河北的钢铁产业是几十年积累布局所致，涉及到多少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和集体记忆，其意义肯定并非超标排放和低 端落后产能这种冷冰冰的标签所能穷尽的。如果镜头也能像爱抚柴静的女儿那样爱抚这里的钢铁工人，煽情的方向和效果恐怕就要有所逆转。再比如那个在镜头中只 会惹人厌恶地说“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谈标准制定”的石油行业标准负责人，他和柴静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吗?其他还说了什么?他有没有更充分地解释石油的战略 重要性和市场化可能面临的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因为镜头中的他是一个在记者追问下理屈词穷的形象。
回到上一段提出的问题，正因为整个片子的生产过程与展示形式是封闭的、单向度的、居高临下的、独白而非对话的，我们确实需要在激动之余扒开幕布的一角，去探查一下后台的状况。是 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与哪些人合作、获得了哪些资料、哪些机构的支持，怎样完成的制作、怎样确定的发行时机与方式、怎样制定的传播策略……只有知道这 些，我们才能合理分析出为什么片子的视角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些人是正面形象而另一些人是反面形象;我们只有了解创的阶层、经历、趣味、视角，才能理 解片子所呈现出来的美学趣味和价值引导。因此，当有些评论者声称片子的主要出品人柴静的私生活——她在哪里生的孩子、开的什么车、是否抽烟——与片子的观 点无关时，我并不同意。是柴静本人把一次精心制作的公共传播产品描述为一个与雾霾的“私人恩怨”，她也确实在片中全方位地精致塑造了“柴静”这个个体的私 人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纪录片的最终产品有两个，一个是作为公共话语资源的雾霾调查和讨论，另一个就是这个调查的执行者与传播者——柴静的个人形象。面 对公共传播的话语，我们有义务去探查话语生成背后的权力机制和资源配置，以确定这种话语的指向与怎样的利益诉求有关;而面对自我塑造的个人形象，既然这个 形象成为了公共传播的发出者，我们也需要质询这个塑造背后的真实性。可惜的是，在早已准备好的各类主流媒体推广与访谈中，我们只能得到进一步神秘化了的、 带有光环的主创者的媒体形象，这个媒体形象和纪录片中所展演的形象完全是互文的、一体的，无法区分台前台后，真实和表演。如 果对比一下做了同样事情的崔永元，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崔的纪录片的生产过程更加开放，他事先张扬，在论辩中生产，并且把未完成品放入公共领域，因 而他对最终产品和传播效果的把控远逊于全程隐秘、震撼出场的柴静。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崔永元是一个具体的人和主体，有性格有特点有缺陷，可以与之论辩、争 吵或对话，而柴静更像是一个膜拜和消费的符号，所有的细节都是装饰过的，不是一个平等对话的对象，而是需要去仰视的客体。如果柴静的纪录片能够更加开放一 些，她是有这个条件的，让她片子里出现的人物和机构不仅仅作为记者本人英雄行为的见证者和反衬者，而是作为言说的主体多表述些复杂、不方便的事实：环保专 家的持续努力与困扰、汽车、石油、钢铁行业转型面临的具体条件和阻碍，北京的中产阶级和河北的钢铁工人对雾霾的个人体验，观众会得到更丰富的有关雾霾问题 的知识、辩论、语境和思考框架。但是，抛弃了这些不方便，公众得到的，便只剩下一些关于雾霾的震颤性信息，和对于纪录片制鹤立鸡群、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仰慕。公共传播的产品成了个人形象产品的垫脚石。
一切都被完整包装和设计好的产品都会引发拜物教，尤其是当产品本身与其生产过程被精心隔离和隐藏的时候。在公共传播中，批判的公众 在不断打破拜物教，把产品的生产过程置于理性批判之下，而消费的公众在不断维护拜物教，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拒绝看到和听到与心目中的神话不相符合的画面与声 音。我努力做批判的公众，也选择公开唤询批判的公众，因为“穹顶之下”的问题不是一个私人消费选择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活在一起的政治问题。
附文：李希光：中国出现了政党化媒体
过去十年来，随着整个社会走向媒体化，一方面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各阶层之间话语权失衡和汪晖提出的“代表性断裂”问题;一方面，媒体化社会不断削弱党组织对于全体党员和整个社会的组织力、动员力和凝聚力，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纲领在群众中的感召力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执政党某种程度上更多地关注网络舆论，太多地被利益集团利用网络舆论设置的议程牵制，比如大搞“微博问政”和与网民对话，陷入了媒体集团设置的政治议程圈套，忽略了田野里的群众工作，出现了“政党媒体化”现象。结果，国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党在政治上衰退。而与此同时，本来作为政党与群众联系纽带的媒体集团演变成了新的政治参与者、议程设置者、政治动员者和政治活动组织者，出现了“媒体政党化”的现象。
政党一旦政治上衰退，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就会出现真空，媒体集团将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去行使政党的功能，形成政党化的媒体。
政党化媒体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为实现其政治理想，通过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通过屏蔽什么、不屏蔽什么，删什么贴、不删什么贴，制造民意、引导舆论，营造政治氛围，已经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由于有的媒体集团常常在政治目标上半遮半掩，大众和网民并不清楚政党化媒体的政治意图，结果在一些重大的舆论事件中，民意被绑架。
作为政党化的媒体，有着先天优势。他们在与其政治对手对垒时，通过过滤民意，制造舆论，在今天这样的媒介化社会里，会很容易地击败对手，实现其政治目的。政党通过去政治化，失去了政治动员力。政党放弃的政治空间被媒体集团掌握。某类网络媒体集团政党化的具体表现：媒体成了政治活动人士的重要武器，媒体本身一方面谋求物质利益，另一方面，代表着某个社会阶层或团体，有着明确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并间或有街头政治行动。例如，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党化媒体通过制造议题，发动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运动。政党化媒体通过对信息和微博有选择的封锁和政治推广，制造了一种虚假的主流舆论。
在政党的政治衰退的同时，伴随着媒介产业化，媒体、资本与某些权势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取代原先由政党承担的政治角色。汪晖说，“在今天，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媒体权力也常常是压抑性的机制之一。在这场斗争中，呼之欲出的是政党化的媒体与滋生这一媒体权力的传统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如果说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政治的能量和特点，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个丧失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左支右绌的权力机器。”在政党化的媒体上，几乎很难有理性讨论的生存空间。媒体集团和网络公司通过持续创造新闻和社会议题，设置和左右政策性议题，已成为实际上主导现实政治，能够呼风唤雨的政治力量。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例展示，媒体通过挖掘隐私、制造舆情、引导舆论，不仅聚集了大量缺乏媒介素养和政治敏感的普通网民，更令党内很多人对未来感到迷茫，纷纷在私下甚至公开场合归边站队，倒向政党化媒体。
政党化媒体利用其市场化占有的优势资源，大力通过媒体产业化，推动媒体娱乐化、媒体暴力化，让没有思想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消解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形象的包围中，把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三个差距问题，引导到娱乐上。政党化媒体通过学术和媒体阵地，占领启蒙阵地，搞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古代史、近代史、党史、抗战史、内战史、抗美援朝史。政党化媒体与社会的链接纽带是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明星政治活动者、明星学者、明星主持人、明星记者、明星演员、微博上的大V。在共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下，围绕某位媒体明星般的政治人物或社会活动家，聚集着大批的追随者或微博粉丝。这些追随者和微博粉丝视这些媒体名人和微博大V为政治领袖，维护着他们的政治领袖。从这些政治领袖的网上追随者看，目前聚集在政党化媒体周围的大量追随者并不是按照阶级聚集，而是严重的阶层分化。其政治领袖多是资本的代言人，精英色彩浓，但从广大的追随者言论判断，其跟随者更多地是来自底层社会。
在媒体政党化后，媒体和记者变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越来越多的记者只报道跟自己政治观点不一样高官的丑闻，掩盖政治上跟自己政治观点一致的人的丑闻。为了打击政治对手，有的政党化媒体有组织地给政治对手制造罪名，设置围攻的靶心，发动政治同盟者属下的全部宣传机器，联手制造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一些门户网站管理者甚至凭着个人的好恶，随意加密、删帖、封号，充当着其所属利益集团的新闻检察官角色。按照戴旭的分析，政党化媒体制造和引导舆论的做法通常为三板斧：一些大V以民生民主的代表者自居，设置议题，联络同盟者统一发力进行网络动员;各大网站主页力推，形成看似汹涌澎湃的网络舆论吓唬政府部门;然后以民意为由，要挟政府部门或被指责人的单位“撤销、开除”等等。媒体政党化后，舆论不是基于常理，甚至不是从基本事实出发，没有解决问题之欲望，而是不断给政敌和执政者制造恐惧。给政敌编制“罪名”围绕“罪名”打造舆论，从微博到传统媒体大造舆论，制造黑云压顶的恐惧。在媒体政党化的环境里，面对各类舆论事件，越来越多的官员不表态，不显露立场，怕树敌，担心前程莫测，上级不保护下级。
最希望看到媒体实现政党化的利益集团是那些依靠媒体的力量扩大自身权势的金融资本、商业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权贵知识分子等。这些利益集团希望通过资本媒体的政党化，变人民群众的言论与出版自由为政党化媒体所代表的政治党派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媒体作为资本企业的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作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中国的传统媒体表面上是被政府和商业两只手牢牢地把控，但是在资本操控的网络媒体环境里，无论是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还是各界的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平民百姓，要想在这样一个网络媒体环境里发出独立的声音是十分艰难的。表面上看，网民有使用几大社交网站的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民在这些门户网站和它们麾下的微博上有传播独立思想和独立观点的自由。一些社交网站其能量已经远远超过新华社作为“党和国家喉舌”的传播力，成了“超级政治性通讯社”。在庞大的资本支持下，政党化的媒体与境外资助的某些华文网站，如《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形成政治上的合作默契，联手进行议题设置和网络政治动员。有的网站其雄厚的财力和技术手段制造出天量粉丝和点击率，以影响舆论走向。
由于媒体的政党化，媒体的新闻报道立场和选题多是政治划线，新闻报道越来越从打压政治对手进行主观选择，不给理性的政治讨论以任何空间。由于政党化媒体无视中国社会的分层，而执政党本身的国家化和官僚化，在政治上又多不表态，舆论上的各阶层斗争和官民矛盾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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