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周强报告中关于“非组织政治活动”的提法，再次因其对对薄和“重庆经验”的关注。当时博主以《治道其在重庆矣，乱源亦在重庆矣》为题，连发三文，意在提醒有关方面，惜未见用。但事件后果，不幸几乎全部言中。现重发。其中第二篇发表后不久，即被删除。哪位朋友如有存盘，希望发给我一份，不胜感激。
治道其在重庆矣，乱源亦在重庆矣!
——对“重庆经验”的一种地缘政治考察
郑彪
地缘政治，一般以为只用于国际，其实国内同样存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这些都属于地缘政治范畴，且国内国际地缘政治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特别是大国更是如此，更不待说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一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迅速复兴和近年来遭到空前大规模地缘政治内外围剿的国家。美国靠地缘政治挂帅立国强国(重商主义、殖民主义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学)和夺取世界霸权，中国社会则长期被“去政治化”，地缘政治学在中国更没有地位，这是中国长期吃亏的一个理论根源。至今理论界讨论问题，特别是讨论重庆经验，无论何派，仍缺乏地缘政治角度，本文在这方面做一点拾遗补缺。
一、“重庆经验”成功的地缘政治条件及其启示
近来关于“重庆经验”的争论针锋相对，非常激烈，这在本质上是当前全球两种地缘政治趋势斗争，包括中国国内与之相适应的两种地缘政治趋势之间斗争的反映(对全球和国内这两种地缘政治趋势的斗争，笔者已另有论述。马列主义的表述叫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与地缘政治斗争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这样讲，是不是扯得太远了?不是。君不见，美国地缘政治大师基辛格、副总统拜登以及负有重大地缘政治使命的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与当年的司徒雷登大使堪有一比)先后亲临重庆，都是进行地缘政治考察，包括对十八大以后中国的未来走向进行地缘政治分析预测和应对预做功课。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重庆经验”的本质，是中国在落入新自由主义陷阱之后，中共中央寻求国内破局的一种成功的政治探索。这方面，本文将“重庆经验”的背景、条件和启示等一锅煮，从地缘政治角度考察，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浅见，提出来供探讨。主要是：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化道路破产，中国经济改革的“广东模式”在国际市场上造成依附经济，在国内经济社会政治上造成两极分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被严重“西化分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演变，导致社会基本矛盾和若干主要矛盾迅速激化上升，实际上这一模式(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于是有党的十六大以后经历的“不平凡的五年”，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为未来中国发展制定了新的战略部署，实际上是向左端正政治方向，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拨乱反正的性质。
第二，这种重大的政治调整受到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限于种种条件，除了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主要也由于思想政治理论方面存在诸多禁锢，未能真正地充分地解放思想，包括未能完全从假马克思主义和新老自由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例如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被无形中肢解为几层皮：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人为地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甚至一度将毛泽东思想摒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外，而马列主义又被抽去了若干最主要部分，致使科学发展观难以得到充分的科学阐释。这种改革开放以来特殊条件下发生的理论上的某些作茧自缚，必然导致理论界长期回避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进而导致政治上某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若干重大调整在理论上难以完全回到马列主义轨道，政策上不仅难以充分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意图，而且在实践中被大打折扣，结果国内两种趋势的斗争总体上处于胶着状态，难以破局。
第三，其所以中国一时难以破局，有内部和外部原因，内部有复杂的历史根源，外部则在于这场斗争实质上是中美两国所代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文化，特别是两种不同价值观所代表的两种不同前途的战略博弈。正义战胜邪恶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从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巨大的民族牺牲)的，更何况这是有史以来的一次最具决定意义(无论对人类社会还是对中华民族)的战略博弈。
第四，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课堂，每个人都是学生，党在与国际国内新自由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不断成长和成熟，包括政治上的觉醒和理论上的成熟;河东河西，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时代在呼唤新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集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学问家和大诗词家于一身，各方面都是世界一流，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钟出的伟大人物，不可能再生，但是毛泽东思想已然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理论上政治上植入基因，它必然在历史上撒豆成兵。经过历史的发酵，这个时刻正在到来，有其历史必然性。
第五，这也是重庆破局试验的基本背景，党的十七大为其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重庆经验不是横空出世，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典范，是党的十七大的成果，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历史必然性的背后又有其偶然性，这种历史偶然性一定要在当代政治人物身上得到表现，这些政治人物需要具备符合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某些特殊条件，这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
第六，环顾全球，这是一个物欲横流而人物稀缺的平庸时代，当代世界政治人物很多，但大政治家很少，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已经久违了。伟大的政治家归根结蒂需要伟大的文明和伟大的时代孕育，更需要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造就。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人类危机和国家民族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造就特殊的人物，经过20世纪历史的反复折腾，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充分涌现，又到了涌现伟人的时候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不断推出时代风流人物。一切有机会成为时代风流人物的，都需要经受历史检验。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在人民的裁判也是历史的裁判面前，权力和金钱最终都无能为力。
人民创造历史，先要创造领袖，中国和人类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创造出自己的伟大领袖。相信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有着9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当不辱使命。当代历史转折正在推出并将不断地推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政治家以及各领域的优秀人物，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不缺优秀人物，而且愈是乱世，愈是历史转折，愈是危机，愈是人物辈出。
第七，重庆现象是政治现象，也是政治人物现象。重庆拥有某些特殊的政治条件，通过坚持不懈的“唱红打黑”，在国内外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总体上处于胶着状态的大环境中创造出良好的地缘政治小环境，这是重庆成功一个重要条件。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还在于内因，在于那里的领导班子有高度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善于学习和思考，勇于探索，并敢为天下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有思想有抱负有方向有胆识有做为的政治品格，于是重庆经验乃脱颖而出。
第八，当前所谓历史发展到一个转折点，既包括人类社会，也包括中国，这两个转折点在历史上相遇，是天降大任于斯民，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新的较大贡献的历史时刻，抑或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那些民族消亡的历史时刻?邓小平曾说，要杀出一条血路。广东模式有历史功绩。现在是否又需要杀出一条血路?“重庆经验”乃是应运而生。
第九，“重庆经验”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为在全国范围内突破长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包围打开了缺口，开辟了道路，也为在国际上突破美国围堵提供了重要启示。其理论秘诀就在于重新向毛泽东及其思想请教，重新高扬政治理想的风帆，重新向人民群众靠拢。且能充分利用精神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共同富裕”的方向下开始触及社会基本矛盾，这就有可能进一步高屋建瓴，摆脱就事论事的俗套，这是摆脱新自由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西化论的根本途径，是历史呼唤的真正的思想解放。这绝不是什么倒退，或是以退为进，是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华复兴开辟道路。新中国前三十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其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对于改变中国的面貌和地位，非常管用。最近三十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妖魔化，无异于思想上解除武装，而将美国大力推荐的自由主义理论奉为圭臬，这是导致实践上落入西方地缘政治陷阱的一个根本原因。跳出这个陷阱，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理论只有彻底，才有力量。20世纪以来国内外任何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实践(包括“补课论”、“普世价值论”等等，前者的政治实质是跟着美国走，后者的政治实质是跟着美国走到底)都已经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只有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金光大道上才能成功，别无选择。
第十，“重庆经验”的成功，其地缘政治意义不仅在全国，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意义。因为其成功，首先在于根本立场和政治方向正确，选择与人民群众在一起，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唱红打黑”更是一举占领道德高地，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收拾人心，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号召力和生命力，于是共产党又如鱼得水，迅速打开局面，柳暗花明。仁者无敌，这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矛盾的焦点，成为全球政治格局演进举足轻重的因素，在中国领先，就在世界领先。重庆经验有中央谋篇布局和助力，是科学发展观的成果，再经过中央提炼总结加以深化，如果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向全国推广，遍地开花，则中国建设和改革必将迅速开创出一个崭新局面;而内政带动外交，在国际上高举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义旗，不想打仗，也不怕打仗，则立马就会得到许多国际朋友，也才可能有真正的战略伙伴。得道者多助，世界格局注定随之发生巨大改变，届时纸老虎的原形毕露，什么围堵、地缘政治危机，都将化解。正因为看到这个“可怕的”前景，美国重量级人物才接踵而来，对重庆进行地缘政治侦察，国内外敌对势力才使出各种地缘政治手段，力图破坏和干扰十八大的方向。
“重庆经验”无疑还不够完善，限于种种条件，它在理论上还不够彻底，政策上也多具探索性质。特别是在局部能做到的事情，在全局做就更复杂和困难得多，需要通盘部署，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二、“乱源”亦在重庆
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是明显向左转，重庆更是大张旗鼓、义无反顾地向左转，所以当前中国，治平大道其在中央，也在重庆，深得党心民心，古语叫“本末”一致。这一点已经成为党内外国内外的某种社会共识，连美国重量级人士虽内心惊恐，表面上也不得不说些重庆的好话，只是国内的极右派拒不承认。那么，为什么说“乱源”亦在重庆呢?这是因为这一切仍存在某种变数。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大策略，就是使出浑身解数，包括充分动员一切可以调动的国际资源和第五纵队，八方围堵，内外夹攻，对中国主要是对中央施加地缘政治高压，试图将中国继续拉向新自由主义轨道即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方向，即向右挤压，俟其发生意志崩溃和系统崩溃，导致大规模全局性的内乱分裂。随着党的十八大进入倒计时，敌对势力更不遗余力地试图干扰甚至扭转大会的方向，须知这不完全是幻想，所以不可小觑。所谓敌对势力，其实早已上下呼应，内外合流，沆瀣一气，汇成一股打着普世旗号的分裂主义地缘政治势力。长期以来，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美国对华的西化分化战略成就不菲，这里不需要具体描述。尽管如此，学界有人将中国政局与晚清类比，只有小道理，没有大道理，因为晚清根本是大局糜烂，而当今中国则党政军的砥柱未倾，人心尚在。尤其吊诡的是，在中国恰恰是某些权贵对政治丧失信心，热衷于逃船移民，而老百姓对执政党仍心存很大的政治信任，人民群众有朴素的政治-历史眼光，虽几经折腾而终不倦不悔，至今对共产党毛泽东有深厚的感情，对所谓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并无兴趣，对汉奸卖国贼深恶痛绝。这也是因为“肉食者鄙”，多半只会算小帐，而卑贱者最聪明，老百姓会算大帐。但是，这从反面也说明，执政党的老本并不太多，要加倍珍惜，更要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因为历史的时机需要把握，否则时过境迁，历史的时间之窗关闭，那就在劫难逃了。
说乱源亦在重庆，需要以史为鉴，这里举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为例。《史记》记载：“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服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见《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中国在春秋时期已经积累了成熟而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其核心思想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曲沃虽是晋国第二大城市，桓叔又是出色的政治家，但地缘政治地位属于末(次)，不属于本(主)。“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是指中央与地方不一致时，尤其是地方得人心，中央失政失人心，造成地缘政治分裂，久而久之，会导致政治动乱，这是一种出色的地缘政治分析。当时的大背景是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式微，诸侯雄起，正值晋国文侯卒，子昭侯伯立的元年，国内陷于政治分裂的地缘政治危机。六年后，“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以后，虽然桓叔死去，传位子孙，晋君也几经变易，但是晋国的这种地缘政治分裂并不稍减，且中央益弱，“曲沃益强，晋无如之何。”(同上)这期间几十年晋国杀来杀去，后来曲沃武公(桓叔之孙)终于成为了晋武公。所谓君子曰“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无论是春秋智者还是司马公的观点，这种杰出的地缘政治分析至今仍有启发性。当今中国如果继续沿着十七大路线的方向，将重庆经验加以总结完善提升推广，则中国并不难收拾人心和某些乱局，再建辉煌。如果相反，按照所谓“普世价值”即西化分化道路继续向右滑行，则中国不仅将发生“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且“重庆经验”的地缘政治现象终将成为昙花一现，届时举国民望顿失，民心无所寄托，加以外有群狼环伺，内有硕鼠凿船，中国“不乱何待”?《吕氏春秋》又说：“兵弱于外，政乱于内，此亡国之本也。”(《吕氏春秋·无义》)说中国地缘政治思想以人为本，实为以民为本，且强调民贵君轻，以民为本即得道，得道者多助，就有天下，失道寡助，即失天下，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政治经验所反复证明的真理，与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完全不是一路。中国共产党以接受马列主义而得天下，马列主义代表99%的利益，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地缘政治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大义相通。毛泽东思想正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结晶，这些都已经融入现代中国文化，这是中华文明包括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条金光大道。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归根结蒂都应当是一条金光大道上跑的车，谁要是走了岔道，念歪了经，就是走了歧路，歧路是要亡羊的。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且亡羊还是小事，歧路翻车，那是要命的。晋国的中央集团不懂得“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的地缘政治道理，不能好德从善尊贤，也不善于处理本末之间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造成祸乱不断，终于导致本末倒置，中央政权倾覆，到晋侯二十八年，即齐桓公始霸那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成为晋君，位列诸侯。抚今追昔，其中的道理值得深思。
(2012年2月1日于杭州)
治道其在重庆矣，乱源亦在重庆矣！（之三）
——“基辛格秘密报告”解读
郑彪
笔者在同一题目下的前两篇文章中都将美国地缘政治大师基辛格、副总统拜登以及负有重大地缘政治使命的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先后亲临重庆进行地缘政治考察一事，与“重庆经验”联系起来，并将其作为“乱源亦在重庆”的因素加以分析，事实证明这种地缘政治思路和分析是有根据的，也是有效的。这几天陆续披露的信息愈来愈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流传基辛格的秘密报告之一《可怕的重庆模式中美新世纪对决》(可在网上搜索)，内容只是几个要点，基本上可信。本文试加以简要的解读。
“第一，2012年中国面临新老领导班子更替，大局已定，中美直接军事冲突虽然有可能，但是无疑是未知的。但是中国内部的软模式却能决定世界与美国命运。”这句话有三个要点，其一，基辛格不愧是当代地缘政治大师，眼光非常敏锐和犀利，他看穿了在当前全球重心加速东移、南移和西方“占领运动”方兴未艾以及在全球政治觉醒的大背景下，“重庆经验”具有对颠覆全球格局可能具有的“蝴蝶效应”和对美国(西方)霸权一剑封喉的可怕的地缘政治潜力。将重庆模式的地缘政治影响提到如此高度，超出了几乎所有对“重庆经验”的认知水平，特别需要深刻理解其含义。以笔者愚见，仅此一点，重庆当局就应当授予基辛格博士一枚至少甲鱼大小的奖章。其二，对美国更“可怕的”是，中国虽然面临换届，但是“大局已定”，这四个字有丰富的含义，至少包括：首先，在政治方向上，中共最高层对于21世纪中华复兴面临的严峻挑战，对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和科学发展观，对“重庆经验”所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基本规律特别是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等等，基本上都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这一点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最高层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其成员总体上具有某些为西方所不喜欢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其主要领导成员。其三，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有，因为这种主张在美国内确有较强大的声音，但是基辛格本人却另有主张。
“第二，中国可怕的是团结，新老领导班子达成共识，权贵与新暴富阶层的沟通，将使获利阶层以慈善捐助方式获得社会认可，并使上层妥协，无疑，这种稳定局面必然引发中国获得战略空间，在随后中美国际博弈中，获得战略储备，而摇摇欲坠的华尔街模式，必然使未来西方更加艰难。而随后中国在五年之内，J20，航空母舰，汽车与电子制造业必然有更深厚的基础，使中国完全有能力与美国对抗。美国需要在这五年内全力打击中国，唯此才有希望以微小的可能在对中国的包围中胜出，使中国能够终止发展和分裂。”这段话最值得注意者有三：其一，美国对党的十八大将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政治-社会妥协的前景感到惊恐，这里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敌对势力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离间、破坏，加剧中国党内分歧、党群裂痕和和加剧社会分裂，例如最近少数僧人闹事破坏西藏稳定的事件几乎与“王立军事件”几乎同时发生，背后似乎闹的是同一个鬼。其二，美国要在今后五年内全力打击中国，肢解中国，这句话将巧言令色的中国西化派普世派的最后一点裤头扒得精光，将一切善良人的幻想击得粉碎，也无可争辩地将中国的民族存亡提上各种社会矛盾的首位。其三，“有希望以微小的可能”胜出，表明美国虽然决心“在这五年内全力打击中国”，但内心毫无胜算，明知希望渺茫还非要干，这也是实话实说。
“第三，美国要全力以赴打击可怕的中国‘重庆模式’，在美国不能公开干预中国内政的条件下，中国最可怕的就是新老领导班子中任其发展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可怕的是使中国增强内部老百姓对中国执政当局的拥护，正如中国解放战争影响了世界一样，重庆模式会深得民心，使中国官方与老百姓赢得至少几十年的友好和谐，一个团结的中国，这是美国战略利益所不能允许的。”这段话好极了：其一，这等于美国明言：要围剿99%就必须围剿中国，围剿中国就必须首先打击“重庆模式”，打击“重庆模式”就是封杀毛泽东思想，“重庆模式”其所以“可怕”，关键就在这里。这就一下子揭开了“王立军事件”的盖子。其它谁人具体策划、具体实施乃至事件的细节，都不甚重要了。其二，“重庆经验”最强大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这也如同老百姓的小车推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一样，表明美国非常了解中国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思想——“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厉害，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来源也在这里!纸老虎在人民群众面前，一下子就暴露出虚弱的本质。其三，美国看到，“重庆模式”一旦推广，中国党群关系一旦修复，中国复兴将不可阻挡，一飞冲天，全球将彻底变局。
“第四，美国需要打击中国重庆模式的另一个理由，如果加上中央支持下的四川、贵州、云南成立区域性金融股票市场，如果全国推广会使中国经济实力获得指数级的发展优势，使中国经济内部更加具有效益。而且这种经济潮流就像飓风一样，横扫全球，把美国卷入中国主导的经济模式中，当然可以使印度获得意想不到的新模式。”这是“重庆经验”的部分潜在地缘经济效应，也是潜在的全球效应，这是基辛格打击重庆模式的第二个理由。
“第五，美国需要打击可怕的重庆模式，还因为在西方民众纷纷厌恶贪婪的华尔街等资本主义和无力解决国内债务的时刻，中国坚持这个模式会引发世界变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加重庆模式，会引发国际上拉美、非洲和中东国家纷纷效仿。虽然中国的政治改良在选择自己的方式，但是很明显，重庆模式具有得人心的优势，加上中国当局对战略资源的国有化控制，这就足够成为未来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但是这对美国战略空间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不能确定美国的利益损失有多大，特别是当暴怒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者一旦发现中国这个半成品的模式有用时。我们无法保证美国人民会是否用选票选择美国共产党上台执政。当然美国共产党，可能是类似美国茶党的新党派，或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改良，可能并不一定激进，只是人民觉醒了，要尝试一种新的空气。我本人无法保证纷乱的欧洲是否先行一步。届时西方的执政者可能纷纷前往中国去请教庞大的管理问题。”这就是笔者在《之二》一文中所阐述的“重庆经验”对美欧“占领运动”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效应，也叫“蝴蝶效应”。美国是否有共产党上台，或者共和党与民主党向左“和平演变”，都不甚重要，重要的是“人民觉醒了，要尝试一种新的空气”，就是世界变局。其次，欧洲可能先行一步，因为欧洲已经具备地缘政治条件，主要是近代欧洲文化能产生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某种大义相通，东部俄罗斯更有前苏联的光荣历史，笔者在《为2012年中国外交划八策》中第五策就是“中欧合作”。欧洲先行一步，美国根本挡不住。再次，届时中欧合作，西方的执政者倒不必纷纷前来中国，更不必言请教，互相切磋嘛，将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扩大，办一些分校或者叫“北京论坛”即可。这样讲，虽然有揶揄成分，但相信此时基辛格博士绝没有心情开玩笑。
“第六，美国需要尝试影响改变中国的重庆政策，利用前苏联那样的学者、作家(写手)、媒体人，还有我们掌握的一些秘密资源，还有一些分裂势力，欧洲与亚洲同盟，包括欧洲领导人对人权和部分媒体的访问支持。中国执政当局总是把美国当傻子，以为一个妩媚的南方系足够可以让我们放心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利益。虽然我感觉中国的传统侵略性不强，但是我们一直侵蚀(豢养)、扶持的媒体人、律师、艺术家、作家、部分企业家、投资家、贪婪的掌权者，他们这时候不发挥一下作用，恐怕他们未来就没有机会了。为了美国利益，他们必须站出来，至于他们的利益，我们可以照顾。但是要保障美国利益优先。中国人的缺陷就是内斗内行，没有多少人知道，打击重庆，是我们的战略。但是对美国来说，军事冲突是危险的，但是无疑，中国上层的团结，重庆模式是可怕的。”这段话最妙，且暗藏玄机，“尝试影响改变中国的重庆政策“主要指影响十八大的方向，利用第五纵队，这些无须解读，这是美国没有办法的办法，已经黔驴技穷了。因为中国不是苏联，特别是苏联是最高领导层失去方向，军队失去方向，中国则完全不是如此，党政军砥柱未倾，全社会人心尚在，只是少数精英包括媒体精英在折腾，大体上属于“秀才造反”，最终注定成不了气候。唯一需要稍加解释的是，所谓“不发挥一下作用，恐怕他们未来就没有机会了”，其实是暗示，如果上述美国掌握的这些“资源”等等，这些人，一旦表现不佳，折腾不成，主子不够满意，未来中国突破美国围堵，不排除美国很可能与中国达成全面战略妥协(美国可是现代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老家呢)，则“他们未来就没有机会了”。那可咋办呢?看看美军撤离伊拉克，那里“带路党”的遭遇就全知道了。
综观秘密报告的以上要点，总的基调可谓认识深刻，内心恐惧，气势汹汹，色厉内荏，溢于言表，且毫无胜算，其地缘政治计划在觉醒的世界人民、中国人民面前注定失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其实这也是一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地缘政治学定律，即以正义为前提的“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定律。这符合中国文化的“道”，故足以占据道德高地，西方地缘政治学从不讲道，不讲正义，只流于术的层面，东西方文化包括地缘政治学的重大区别，也在这里。《孟子》曰：“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这里的“数”，意为技艺、权术)西方的地缘政治学，也是一种博弈学，包括基辛格报告中的“全力打击中国和重庆模式”，“影响改变中国的重庆政策”之类，都属于“小数”即小权术范畴，其利用第五纵队和掌握的所谓“秘密资源”，更属于“不见光”还有些能量，而一旦“见光就死”的非正义资源，而中国党和人民、军队都在正义一边，大道未废，仁义尚在，中华优秀传统和党的光荣传统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尚在，所以，斗争虽然复杂，但不必担心结果，更不必将其作用夸大，所谓“全面向右转”只是美国及其附庸的一厢情愿，这次事件引起的波澜只是一次寒流，只是“重庆经验”所成功探索出的阳光大道上发生的一次泥石流，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动静很大，真正的影响很小，‘重庆经验’不可能动摇，对十八大的政治影响是小有干扰，还有半年时间，还可能发生一些事，还来得及化解和对冲。”这样判断，不知各位读者贤达，以为然否?
(2012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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