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创建中国的地缘政治学

　　《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连载(九)

　　第一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分析

　　第四节 创建中国地缘政治学

　　回过头看冷战历程，美国在对东方战略的研究、制定和一以贯之的配套政策实施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地缘政治战略能力。冷战战略、政策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远远超过曼哈顿工程。反观苏联，战前无论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都蒸蒸日上，特别是在政治和军事能力相当强大，苏联工业化战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仅是独创的，而且是世界一流的，否则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无法想象。战后苏联在科技、军工、情报等领域(如航天)也仍然表现出强大的能力，一度也表现出形势喜人，咄咄逼人，但是在东西方对抗决定性的政治领域，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集团的政治素质和能力(政治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政治洞察力、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和理论创新能力、政治坚定性和政治意志、国际共运的领导能力，等等)迅速衰退是决定性原因。不是说美国总统都是政治超人，相反多是平庸之辈，甚至平庸也不够(如小布什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但是西方“影子政府”能一以贯之地实施战略(并不是其政治意志强大，相反美国初期对冷战毫无胜算，不过是奋力一搏，后期美国高层甚至对政治前景非常悲观，但是苏联加速衰落使其振奋，苏联解体使其疯狂)，加以美国学术和智库发达，有世界一流的地缘政治专家，在国家战略决策中起着无可估量的重大作用。美国战略具有一贯性特点，从不动摇，贯彻始终，绝不因总统更迭而改变，表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能够牢牢控制政府，将其政治意志很好地转变为国家意志。所以说政治挂帅，美国世界第一。美国政治挂帅，是地缘政治挂帅。对美国这套东西，需要下大力研究。研究是为了应对;也为了借鉴，但借鉴绝非照搬，需要创立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学。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就会失去政治方向;离开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就会失去自己;同理，没有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将危及21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所以，创立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学，已经刻不容缓。

　　一、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性质和功能

　　地缘政治学是一门西学，诞生于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瓜分世界殖民地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帝国主义国家充满着向外部拓展经济空间、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现在又加上电子网络空间)的渴求，西方地缘政治学就是为其拓展统治的空间和争夺世界霸权服务的。

　　西方地缘政治学是将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思想理论用于研究本国领土和政治的关系，主要是在此基础上研究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是为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服务的一门政治学科。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的美国学者W.克里斯托弗认为，地缘政治学是界于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地缘政治学偏重于政治，主要研究政治现象并对这些政治现象做出地理方面的解释和分析。” (142)(转引自国玉奇、B.邱德诺夫：《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地缘政治学更到处渗透，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神通广大的学科。《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将地缘政治学视为对影响国家战略潜力的地理、历史、政治及其它相互作用因素进行统一研究和分析的学科。(143)(Geopolitics// Encyclopedia Americana.N.Y，1987.Vol.12.p.508)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纳尔托夫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关于空间控制的学科和知识体系。”(144)(转引自转引自国玉奇、B.邱德诺夫：《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在当代西方，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在政治学、政治地理学、历史学和文化理论等学科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又是政治影响极大因而拥有很高地位的学科。美国政府的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顾问之类的职务，经常由地缘政治学家出任，如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W.克里斯托弗等。一般认为，地缘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支柱和主要内容是地理决定论、军事战略论和文明论。其中，地缘文化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西方地缘政治的“底蕴”，(145)((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谭荣根译：《美国实力的衰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叵耐寻味。

　　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轨迹和方向决定地缘政治学的方向。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引领世界进程，创立了地缘政治学。直到20世纪，冷战更使地缘政治学成为西方国家的显学，相继使苏联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陡升，乔治·凯南因苏联问题成名，基辛格因中国问题成就大富贵，布热津斯基和美国前国务卿赖斯都是研究苏联问题起家。近年来中美关系成为东西方地缘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美国总统的顾问班子中缺少真正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一流专家，甚至没有人懂中文和具有汉学功底，而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思想和政治上又极度僵化和偏执，这就使其对华政策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而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自由主义和崇美思潮盛行，却不喜研究西方最有用也最推崇的地缘政治学，加以人们往往对美国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重商主义历史了解有限甚至不愿意了解，一些人甚至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论抱着不以为然、不屑一顾和轻浮鄙视的态度，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也所知不多，对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变化和时代的政治诉求感觉迟钝，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愿望相当隔膜甚至表现出冷漠和对立，也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承受不小的风险。

　　西方地缘政治学是一门很有用的学科，国玉奇、B.邱德诺夫著《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将地缘政治学的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简明扼要，笔者受其启发，这里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发。

　　第一， 政治认知和政治导向功能

　　地缘政治形势、因素、作用和趋势等等，现象千姿百态，极其错综复杂，又瞬息万变，信息量极大。对这些现象和信息进行梳理、加工、分析研究并上升到理论化的认知，有利于正确地理解和诠释全球和区域地缘政治发展现状和趋势，无论对于国家战略、政府、企业决策和行为、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乃至社会一般日常认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可以为国家、各级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国际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具有导向作用。德国地缘政治学先驱K.豪斯浩弗(1869-1946)说：“地缘政治学为政治行动提供保障并指引政治生活的方向。”(146)(转引自国玉奇、B.邱德诺夫：《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这是地缘政治学最重要的功能，这门学科其所以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政治影响极大，成为第一显学，原因也在于此。

　　第二， 政治预测和预警功能

　　地缘政治认知需要正确地描述地缘政治现状，但主要目的还在于，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全球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发展趋势作出尽可能靠得住的判断和预测，为国家、企业战略和政策提供依据和建议，或直接参与战略、政策制定过程。地缘政治研究还要能对全球和区域的地缘政治态势进行持续、深入、全面的观察、监测、追踪，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对地缘政治机遇和风险做出提示、预警。例如本国有无战争威胁，哪里会发生战争、政变、政局动荡和大规模社会动乱，可以出现地缘政治风险或机会，可以浑水摸鱼，或者可以制造浑水而摸鱼，以及防止敌方渗透，制造动乱，浑水摸鱼，等等。正因为如此，地缘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在西方国家成为政治家、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等政府、政党和大企业高层决策最为倚重的学科，成为社会上层的第一显学，而西方经济学由于抽去了政治和阶级斗争(萨缪尔森语)，基本上是大学教授的职业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地缘政治工具。

　　第三， 政治控制功能

　　帝国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跨国公司对殖民地的控制和对新殖民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变相殖民地的统治，对全球和区域原料、能源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的控制，从根本上说都是政治控制。实行这种政治控制，需要地缘政治学对全球和区域各领域的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作出疏理、分析、判断、结论和预测，形成政策建议，供政府和跨国公司采用，或直接参与制定政策。按照美国政治学大师摩根索的概括，20世纪帝国主义的扩张在理论和实践上分为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对于三种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学都是好帮手。

　　第四，意识形态和政治洗脑功能

　　正是由于地缘政治学有政治认知、政治导向和预测功能，所以成为西方国家最有影响力的一门学科。同时由于地缘政治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渗透着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毒素，本身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以它完全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承认人心向背的作用，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本真正的科学，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全球对外扩张的工具。在冷战条件下，美英地缘政治学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广泛渗透，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学科。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渗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和著作大规模出口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洗脑运动。这项意识形态战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后，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破产，布热津斯基自嘲地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式的布道。

　　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根本缺陷，是没有人类理想的大道引领，没有人类道德高度，缺少科学的理论指导，更没有马克思主义，流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博弈之术。在前苏联，地缘政治学长期被视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辩护的反动理论”，这种政治定性并没有错。但是仅靠定性分析就得出全盘否定的结论，说它是“是资产阶级和纳粹编造的谎言，是伪科学”，则不免教条主义和简单化，成为武断。事实上，地缘政治学如同西方许多社会科学一样，偏见、谬误和真理因素芜杂，它总体上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但也不全是伪科学，判断伪科学的关键是它有用还是没用。斯蒂格利茨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对转型国家基本没用”，言外之意是基本上伪科学。但是地缘政治学有用，如果引进加以改造，可以为我所用，所以不能全盘否定。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者痛感地缘政治学有用，出现了一批地缘政治著作，其中彼得罗夫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将美国发动的“文明冲突”提到第四次世界大战的高度，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揭示了俄罗斯面临民族灭亡的现实危险和前景。痛定思痛，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当今俄罗斯的显学。现实情况是，地缘政治学在国际上发展很快，“这一学科不仅成为改变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真正工具，同时也越来越经常地被用来作为预测世界各国政策的理论依据。”(147)(同上，第7页)

　　二、创建中国地缘政治学的紧迫性和若干基本原则

　　实践证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又没有地缘政治学工具，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愈来愈脱离实际和遭到海内外舆论诟病的一个理论根源。近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引进了西方几乎所有学科，更对自由主义思潮趋之若鹜，惟独地缘政治学门庭冷落，乏人问津。究其原因，与拥抱全球化条件下涌起的“去政治化”思潮有关，一些人由厌倦“阶级斗争为纲”走向反面，似乎患了“政治恐惧症”，表面上是要远离政治，实际上往往陷入另一种政治，即对西方有利而对中国有害的政治。毛泽东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极为精辟，国际问题更是如此。直到2011年中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条件下，还有学者在重要媒体上发表一些似是而非、貌似明白其实糊涂的话：“看中西历史要减少政治因素，政治只是中西文明上很小的一部分。看中西要用文明观，要站在文明的高度看，国家、阶级的概念都窄了一点，这有助于我们追求真实，而真实是追求善和美的起点。”(148)(金灿荣在文化论坛“1573年的世界和中国”上的发言，《为什么要研究1573》，《环球时报》 2011年3月14日)“政治只是中西文明上很小的一部分”吗?“很小”是多“小”?这个“很小”让中国做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可见政治无论在中西文明(关系)上“多大”或“多小”，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所在。相信听到中国学者这种充满布道意味的牧师语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萨缪尔逊这些美国学术教宗和洗脑大师都会发出“天堂里的笑声”。亨廷顿说，全球军事干预能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和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149)((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菲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37)说西方靠暴力不是靠价值观赢得世界霸权，这是实话实说，但要说西方人忘记了这一点，非西方人从来没忘，却不准确。事实是，西方政治和国家战略以地缘政治学为依据，从未忘记暴力第一，即“政治挂帅”，而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多年来由于西方大力推动“普世文明”思潮，导致社会对历史失忆，对政治麻木，尤其有一桩不堪言，就是思维美国化，一些学者的言论日益变得像西方传教士。一些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西方历史文化都缺乏有深度的研究，甚至缺乏必要的了解，更不知道中西历史文化的区别乃有甚于政治分歧，主要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强势和富裕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盲目地接受西方理论，主要靠跟踪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演变的现象来进行有关分析和预测，缺乏根基和深度，更没有马克思主义，容易流于八卦，更难以有效地理解和应对西方的地缘政治攻势，乃至对西方发起“文明冲突”缺乏理解，既迟钝、颟顸，更不知如何应对，热衷于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误人误己更兼误国。思想界、学术界的这种状态是中国一个时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地缘政治隐患。

　　苏联解体以后，墙倒众人推，对苏联的许多指责其实缺乏根据。例如对于美国冷战以来的地缘政治意图，起初苏联和许多国家一样，并不知晓，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前苏联科学院的俄罗斯战略思想家们却很清楚。他们仔细研究了麦金德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地缘政治理论。但是苏联解体时，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市场经济和充满财富的美好前景已经转移了俄罗斯精英们的精力。”(150)(有关分析参见(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08年版)在中国，由于长期不存在这门学科，中国对地缘政治缺少研究，以至于对1979年中美建交的地缘政治含义缺乏清醒客观的认识，这是导致后来“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平主义、绥靖主义思潮泛滥的一个思想理论根源。海外评论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坚决贯彻‘全面亲西方、尤其亲美国’”的政策，这让美国“从经验上证实了舒尔茨的‘中国对于亲美政策别无选择’的新理论”。(151)((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国的某种战略被动。根据美方解密资料，1973年2月18日基辛格对毛泽东说：“我们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兴趣不是商业性的，而是建立一种我们双方共有的政治关系所必需的基础。”(152)(同上，第199页)其所以用这种坦率的或称赤裸裸的地缘政治语言准确、真实地表述美方的立场，是因为美方已经判断出这符合当时中国的地缘政治需要，中国不做这种表述，毛泽东说他喜欢同右派打交道，是指双方在当时对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认识，无需绕弯子，一拍即合。但是毛周都是老猎手，也都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从不抱任何幻想，也不上当。不久尼克松下台，毛周去世，中美关系留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已经有所倒退。例如美国实际上推翻了尼克松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做出的承诺，里根总统甚至在多种场合公然提出要与台湾恢复“官方”关系，不久果然有了美国《对台关系法》这部恶法，使得美国公然干预中国内政有了国内法的“依据”。中国为了中美关系和国内发展的大局，被迫咽下了这枚苦果，从此也就遭到美国持续不断和得寸进尺、不断加码的公然敲诈和勒索。实际上，美中建交是美国全球地缘政治战略中的一个环节，一个交易，一个筹码，并不意味其战略改变。所谓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对克林顿政府来说只是外交辞令，但毕竟两国表面上都淡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歧，相互容忍，相互合作。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表面上做出某些策略性的暂时让步，实践上对中国仍丝毫没有放松“和平演变”的地缘政治攻势。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地缘政治过程总体上和客观上可以概括为“以某种和平演变换经济发展”，这是美国战略极力推动的，也是中国长期以来为了发展大局实际上容忍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钻了空子，其地缘政治结果是，在中国国内迅速分裂和生长出一种与美国利益捆绑的地缘政治势力，这种地缘政治势力人数不多，但是控制了巨大的各种资源，拥有十分惊人的能量。也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思想政治上放松警惕和研究不够，中国社会滋生了许多有害的模糊认识。廖子光先生的评论代表了海外的一种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由于自信其历史重要性而产生幻觉，自认为美国和中国友好的提议是承认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重要性。”这种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事实上，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不久，在国内结束“阶级斗争为纲”和工作重心转移的急遽转折背景下，在80年代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和平主义思潮很自然地迅速滋长，一种可以理解的但却是盲目的泛爱主义社会思潮迅速传播开来，1986年在北京举办的声势浩大的音乐会上百多名歌手齐唱“让世界充满爱”，既表达出人民群众对于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政治上也反映出某种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人们开始热情地无条件地拥抱全球化，特别是热烈拥抱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美国的思潮、生活方式乃至垃圾食品和各种色诱统统在中国成为现代化的象征。中美建交确实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但是其中真正的黄金时期，到1989年北京风波发生已经戛然而止，美国露出了帝国主义的牙齿，使中美关系遭遇重创。中国人看到，即使在1979-1989年那十年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美国也从未停止对中国的明枪暗箭，1989年2月美国甚至邀请在中国有极大争议的方励之出席老布什总统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的宴会，这件事与2011年2月22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现身“王府井事件(闹剧)”现场一事堪有一比。1991年以后，中美关系表面上重新修复，实际上在美国看来，中国可利用的全球地缘政治价值已经大大下降，而作为美国地缘政治对手(敌人)的地位上升，甚至认为中国的地位主要在亚洲，而且认为中国“别无选择”。海外人士认为：“自从1990年11月柏林墙倒塌，随后又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瓦解，证明中国领导层在天安门事件上的处理是正确的，但同时也使美国容忍共产主义中国的地缘政治基础消失。因此，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在其后的十年里，缺少地缘政治支持的中美关系变得失去方向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关系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应付苏联扩张主义为共同目的，以地缘政治原则为基础，并随着苏联解体而改变。”(153)(同上，第209页)美国“反恐战争”的“戏法”后来被小布什总统说漏了：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终于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演出了西方国家的反华大合唱。可见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在为中国赢得宝贵的经济发展机遇同时，在地缘政治上也使中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遭到误解和失去世界左翼力量的支持，而世界左翼力量这一时期也衰落到极点。当中国终于发现美国确实将中国视为敌手且形势日益严峻时，国际和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大为改变，这时更需要自己能有勇气，有担当，有作为。“打铁”需要本身硬，自己不硬，交不上朋友，例如俄罗斯对中国就颇有这方面的疑虑;自己硬了，必要时再打赢一两个硬仗，朋友反倒会多起来，就会改变地缘政治形势，如历史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证明的那样。

　　随着近年来全球包括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迅速演变，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于是东亚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充分暴露。创建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必要性，已经毋庸置疑。实际上，发现地缘政治学对中国有用，并能将其推荐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著名学者何新先生在1989年北京风波之后做的一件功德。可惜中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的地缘政治研究机构，这个领域只有一些散兵游勇，大多人微言轻，这种情况与当前我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很不适应。

　　不难看出，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经过改造，对中国是有用的，中国要“走出去”，就更有用。而且前苏联虽然批判这门学科，却也从战略需要出发研究这门学科。简单地说，地缘政治学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地缘政治趋势，了解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安危态势，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维护和平，构建和谐世界。在西方，地缘政治学对总统、部长、银行家、大企业首席执行官、学者等社会精英人士都是重要的知识。在我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都应有不同程度的地缘政治思维和知识，用全球和区域地缘政治的视角思考问题，有助于开阔视野，形成远见，提高思维和决策能力。特别是，当前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提高战略思维、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的能力的要求更高，也更紧迫;而这方面能力的强弱，首先取决于对世界历史进程和现存体系变动及其趋势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应对力。中国必须顺应世界体系重心东移的趋势，积极推动这个趋势，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平等一些，才有后发国家的空间，才能实现中华复兴。这就既需要研究、跟踪西方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实践，更要建立符合中国利益需要的地缘政治学，以便探索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各种国际地缘政治条件和通向这个目标的路径。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实际上近年来这方面国内已经有人开始在做。

　　创建符合中国利益需要的地缘政治学，或称中国版地缘政治学，需要确立若干重要原则。

　　第一，划清中西两种地缘政治学的本质界限，两者性质不同，目的也不同。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实力，中国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价值(正义)，与此相联系，其核心地缘政治思想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古往今来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范式，也是两种不同的地缘文明范式。这是性质不同，前者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工具，后者是服务于中华复兴与人类和平进步的地缘政治利益，我们的目的是要用未来的人类地缘文明范式取代地缘政治范式，这就需要非西方的特别是中国的优秀地缘文明参与引领。地缘政治学是西方学科，需要引进，但地缘政治学，顾名思义，不同的“地缘”有不同的“地缘政治”，更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从根本上说，由不同的地缘文化决定，既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更有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和目标。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地处东方，历史悠久，文化体系独特，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可能与西方国家使用同一个地缘政治学版本。且中国是苏秦、张仪的老家，自古以来是地缘政治大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极其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这方面有无数精华多被历史淹没，需要发掘。中国从古至今极其丰富多彩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是人类社会的一项无比珍贵的资源，整理出来就是一部极其精彩、举世无双的地缘政治学。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发达，与此相联系，地缘政治思想也极其丰富，例如，《孙子兵法》、《左传》、《战国策》、《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著作中都有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挟天子以令天下”、“尊王攘夷”、“远交近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合纵连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的地缘政治思想，人心向背决定“天下”即权力得失，正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卓越的地缘政治思想，秦汉以后，历代都有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资源，如三国时期著名的《隆中对》，又如汉初从对匈奴的韬光养晦的“和亲”政策到武帝击匈奴的有所作为。这里有必要印证一段历史。

　　从公元前4世纪起，匈奴一直是中国北部最大的边患。西汉(前206-8)初年，经济凋敝，对内实行修养生息，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持续六十多年，中经文景之治，到公元前135年左右的武帝(前140年即位)初年。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和亲“是汉庭以高昂的代价从匈奴手中买来的和平，而实际上除了他们极不牢靠的‘不侵犯’的许诺，汉庭没有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回报，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另一种‘不平等条约’，在其后的时期内，当中华帝国的军事力量衰弱而不能保持与强大的胡族之间纳贡关系的平衡时，这种不平等条约以一种修正过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不时反复出现。这自宋代(960-1279)与辽(契丹，907-1125)和金(女真，1115-1234)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真切。”(154)((美)余英时著，鄔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注释②)当和亲政策被一再证明不仅无法解决边患，且匈奴的需索愈演愈烈而成为汉朝沉重的负担和无法忍受的屈辱时，和亲政策日益受到抨击，贾谊说：“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匈奴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为上之令。”(155)(《汉书》卷五十二)可见此事在汉朝廷议时争论激烈，而且贾谊也确实胆识过人。其实廷议自秦始皇时已成为朝廷定制，难免争论，历史上“不争论”只是政治家的“从权”。但是贾谊的建议直到三十年后才受到重视。公元前133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七年后，汉朝终于结束和亲政策，诉诸武力，终于迫使南匈奴归顺，将北匈奴逐出大漠而西窜，基本上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为患中国的匈奴问题。

　　再如近代中国“以夷制夷”的地缘政治思想，至少可追溯到汉朝“以夷伐夷”的思想和实践;又如汉唐直到明清长期存在的“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也叫贡纳体系)，以及晚清的“师夷制夷”等等，都是中国地缘政治的优秀本土资源，指不胜屈，正面、中性和反面的都有，中性的如“和亲”，反面的如春秋时期的“卑辞厚币”、汉代贾谊的“五饵”论以及慈禧太后厚颜无耻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等等。(156)(“五饵”是汉初贾谊提出羁縻匈奴，将其置于汉朝和亲政策框架内的著名建议：“赐之(指匈奴——引者)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指使其奢侈享乐纵欲，“坏其腹”实为“坏其心志”——引者);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见《汉书》卷四十八颜师古的注释。当时的匈奴人明知汉之和亲政策是韬光养晦，“五饵”更有“和平演变”的目的，汉朝的叛逃者中行说在给单于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了汉朝给予匈奴丝绸、米、酒等丰厚礼品背后的政治目的。参见《史记》卷一百一十。中行说是个宦官，文帝时期被作为公主的护卫派遣至匈奴。但他极不情愿，出于私愤，乃失却大义，投靠匈奴与汉朝对抗，遭到汉人极度痛恨，实为最早期的汉奸。汉奸一词是否由此而来，很有可能。但是匈奴上层对于汉朝的高档消费品受用已久，不能自拔了。此为中国汉初对匈奴搞的“和平演变”，故当代美国的乔治·凯南和杜勒斯们应拜贾谊为祖师爷。但是美国的当代杜勒斯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当代中国大搞“和平演变”而成绩不俗，也说明盎格鲁-撒克逊的帝国主义这方面着实了得。顺便说，现今也有中行说这样的人，出于对共产党的私愤，乃失却中华民族大义，近年来每每上演帮狗吃食的反华闹剧。)

　　从当代看，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等等，以及“三个世界”理论也都是地缘政治学杰作。要在整理消化本国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引进和消化西方地缘政治学，创建中国地缘政治学。理论上、逻辑上应当如此，实践上难以一下子完全做到;至少也要总体上两者齐头并进，现在实际上是倒过来做，先引进，再补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无论如何，立足本国，立足当代，而不是为引进而引进，为学术而学术;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都要服务于中华复兴伟业和中国参与引领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地缘政治目标。

　　第二，西方地缘政治学必须经过彻底改造才能为我所用。西方地缘政治学是帝国主义扩张和争夺霸权的工具，对比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清醒地认识和定性。从中西地缘政治思想(理论)的区别看，根本区别在于两者所依托的文明体系不同，价值观基础不同，因而对人类价值、人心向背的看法不同。西方否认人心向背，是实力至上原则。中国则是价值至上也是人心至上。对此也还有必要从中西文化的第一层次也是决定性层次即精神文化层次加以比较，才能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和区别。(157)(参见郑彪：《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第三、八、九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从地缘政治学的内容看，其理论基础之一地理决定论，不是科学，之二、之三的军事战略理论和文化理论包含和渗透着西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三聚氰胺”。这些糟粕如不剔除，就生吞活剥，照搬照抄，搞得不好如同太阿倒持，政治自杀。但是其中有合理因素，甚至有精华部分，例如地理环境虽不是政治的决定因素，却是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地理与文化相关，地缘文化也是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被沃勒斯坦认为是“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底蕴”，这种西方的文化底蕴，与中国完全不同，但是西方民族的地缘文化，陶铸其价值观、灵魂和精神世界，构成一国地缘政治学的基础。西方地缘政治学经过百多年发展演变，与时俱进，有不少东西包括西方国家几百年争夺霸权过程中世界各区域、各国家民族盛衰沉浮的经验教训，可以有条件地研究借鉴。所以，对西方地缘政治学体系需要能从总体上把握，找出其长短优劣所在，痛下一番改造的功夫。

　　西方地缘政治学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也没有严密的学科体系，其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几种地缘政治学说支撑起来的基础理论，另一部分是这些学说在地缘政治上的应用，为国家、国家集团和其它国际实体(如跨国公司)的国际活动提供指导、咨询、意见和建议，等等。所以肢解其理论体系主要指前者。肢解的办法首先是“去‘西方中心论’”。世界历史不是以西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以此为指导书写的历史是不真实的，虚构的。我们不主张以“亚洲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但是主张恢复历史真相。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地缘政治影响，在世界历史上相当巨大，儒家文化圈、朝贡体系、郑和下西洋，等等，都是中国地缘政治学古代部分的范畴。即便就20世纪以来而言，本质上也是西方从巅峰开始跌落，中经峰回路转，又趋衰落，总体上是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这其中，对于削弱西方霸权，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在很多方面亚洲、东亚包括中国都有着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地位、作用更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这是当代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具有全球意义的基本背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诠释世界历史进程和与此相联系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马克思主义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关系即生产关系，故能够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学，对此下文还要专门讨论。这样一搞，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思路、体系框架就大体上有了，照此努力，假以时日，学科面貌必将焕然一新，在国际上也能独树一帜。

　　第三，对西方地缘政治学需要做“拔毒”和“输血”两方面的工作。在对学科体系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对具体内容首先需要“拔毒”。所谓“拔毒”，是指将西方地缘政治学中所包含和渗透着西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毒素拔去。例如，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乔治·弗里德曼说：“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国民身份意义重大。地缘政治学教导人们，国际关系是人类生活中的关键部分，这也就意味着战争是家常便饭。”(158)((美)乔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宁娜译：《未来100年大预言：21世纪各国大派位》，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美国不仅历来靠战争发财，而且简直就是一架战争机器，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西方地缘政治学的糟粕，中国不能学。不能学的意思是中国不能抛弃自己的价值观，学习西方做“食人兽”、战争贩子，但是又要学打仗的本事，孔子教的“六艺”其中还有“射、御”两门武功呢。至于“输血”，是指要注入一些东西，主要是注入中国价值观和中国古代、近现代地缘政治学说和历史经验、著名案例，等等，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有，西方地缘政治学的一部分内容是地缘文化，也很重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指种族冲突和地缘政治战争，需要使用比较文化的工具和视角。

　　第四，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近现代地缘政治思想和历史经验注入其中，地缘政治学就不仅有了中国“精、气、神”，加以吸收世界各种地缘政治学流派的精华，中国地缘政治学必将独树一帜，成为该领域的一枝奇葩。首先要注入中国价值观，崇尚仁道，追求正义，子曰：“政者，正也”，重视“师出有名”，表现在一个根本性地缘政治思想就是重视人心向背这个重大的地缘政治因素，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天下畔之”。西方不信，也不讲这一套，不分正义非正义，其实是没有正义，也就不讲正义，只重实力，完全是另一种价值观。乔治·弗里德曼说：“地缘政治学不涉及事情的对错，不涉及领导人的品行，也不辩论外交政策，它只涉及制约国家和人类的客观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人们以特定的模式行事。”(159)(同上，第35页)这是骗人的，西方地缘政治学排斥价值判断，只相信权力和财富的力量，其实是暗含着美国的金钱财富、实力至上的价值判断，这样才能为帝国主义扩张服务。按照西方地缘政治学，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打赢朝鲜战争，都无法解释。如果西方地缘政治学引进正义的价值判断，而权力和财富又不能占领人类道德高地，扩张是非正义的，这门学科根本也没办法生存。

　　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地缘政治学解读

　　地缘政治学有政治认知、政治导向等四方面的功能，但是归根结蒂，地缘政治学是代表某种利益，以改造地缘政治秩序、格局和面貌。由不同的地缘文化和利益决定，地缘政治学有不同的思想理论形态。人类自古以来有两类最具代表性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地缘政治秩序，前者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为基础的东方(亚)地缘政治思想和秩序，实践上就是东亚朝贡体系，这个体系以中国为核心，实行礼尚往来甚至厚往薄来、公平贸易，不以剥削欺压为手段，是一种和为贵的王道政治和大体上和谐的地缘政治体系。这个东亚朝贡体系形成于中国汉初，至唐宋时期已相当发达，声名远播，明末随着西方殖民者入侵东亚开始衰落，到19世纪下半叶终于解体。后者是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代表、为基础的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和秩序，这个体系由十字军东征萌芽，由西欧大航海运动的殖民扩张发轫，形成于17世纪即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前期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到19世纪由英国为首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先由英国，后由美国为核心，以暴力为前提和基础，以自由贸易为名义，以强制传教和宣扬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掩护实行血腥的屠杀包括种族灭绝、残酷的掠夺、剥削，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体系，至今已经将人类引向核战争、生物武器战争和人类面临毁灭的边缘。

　　然则西方文明中也有追求真理、崇尚正义、解放人类的一路，表现为在19世纪西方文明发展到顶峰时代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其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就在于它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翻身解放，从而改变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秩序的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地缘政治学。

　　以上论述已经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某种地缘政治学解读。实际上，马列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理论，也就注定其具有地缘政治学性质。马列主义在20世纪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翻转过来，是最伟大也是对中国最有用的地缘政治学。其中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更是后发国家一种卓有成效的地缘政治分析工具和理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开辟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一场地缘政治革命，使苏联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以惊人的速度、卓越的建设成就和荡平德国法西斯主力的军事成就迅速地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得以与西方平起平坐，也成功地开辟了俄罗斯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列宁也因此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导师，实际上也是以颠覆了资本主义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惊天伟业成为当之无愧的20世纪东方地缘政治大师。在这方面，斯大林无愧是列宁的学生，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戈叶之辈，则将俄罗斯几百年来包括苏联74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实为俄罗斯民族的不肖子孙。

　　地缘政治学在中国有极深厚的历史渊源，春秋战国时期就积累了极其丰富多彩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世代受儒学正统思想熏陶，接受王道，崇尚正义，反对苛政，也善于反抗，对地缘政治学有自己朴素的理解和表达，最简洁的语言叫“造反”。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受制于西方地缘政治霸权，被定格为半殖民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表明，没有现代科学理论指导的农民起义的造反老路已经不通，需要向西方寻求革命真理。孙中山为中国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人(梁启超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是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也是一种地缘政治思想。至于他创立的三民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一种早期形态，理论上有建树，实践上民生主义由于不符合地主资产阶级利益而被阉割，更被蒋介石抛弃。孙中山晚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际上开始认识到马列主义领导人民群众反转乾坤的伟大地缘政治力量。20世纪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和面貌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这相当于孙悟空从东海龙王那里借来了个如意金箍棒，有了马列主义理论，也是造反(“大闹天宫”)的方法和工具，也是地缘政治工具。著名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说，中国共产党将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160)((美)何炳棣：《从历史角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四年三月号)这也是世界和东亚地缘政治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乃是由中华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心有灵犀，很快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并将其作为马列主义全部学说的核心，其实也是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取得政权，建立新中国。毛泽东晚年说了一句著名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句话是马列主义，又颇具中国特色，乃是将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历史上的造反思想传统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句代表性语言，也是现代翻转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的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地缘政治思想。毛泽东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历史的造反传统相结合，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理论创新，找到了继续造反的大民主办法，就是党内出资产阶级而人民群众造反，中央出修正主义而地方造反，中国党出修正主义而兄弟党造反的办法。(161)(参见1964年毛泽东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谈话)这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极“左”的错误理论，却正在新的形势下再现其思想魅力，历史往往颇为吊诡。“干社会主义”至今对于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突破中美地缘政治瓶颈，对于实现中华复兴伟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从马列主义全部学说中悟出了“造反有理”，就是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用做地缘政治博弈，根本思想是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大多数人，与中国古代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卓越地缘政治思想大义相通，一脉相承;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的，而为历代仁人志士所共同追求的大同理想，一脉相承，大义相通。而中国共产党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其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巨大成就，其秘诀还在于救亡图存、中华复兴具有无比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无比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无比强大的地缘政治能力，因而“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春秋时代中国就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杰出的地缘政治思想，孔子概括为“政者，正也”，《孟子》中关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精辟的阐述，以后的历代政权和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视人心向背，成为中国道统、政统和学统的一个基本思想，共产党有马列主义，实为将人类大同理想加以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述。 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修改一篇文章时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162)(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8页)国内问题是如此，国际问题也是如此，这个道理很简单，却是杰出的地缘政治思想，今天对于解决中国的内外部问题仍具有指导意义。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也是在20世纪中华民族付出巨大民族牺牲和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包括战争实践中，悟出这一极其深刻的道理的。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是政治定性，要争取独立解放，必须在政治上翻身，也只有暴力革命一途，而且只有靠马列主义指导，靠人民群众力量，才能成功，叫做民众政治。西方国家靠殖民扩张起家，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已经不止是地理扩张，而是从地理到对全球经济、文化、信息、思想、心理的扩张和控制，叫做地缘政治，号称精英政治，实为为少数人牟利和实现其全球野心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成功的中国革命战略，也是成功的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战略。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实践，实际上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在全球战略上的出色运用。可惜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力量不够，如果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当时苏联的实力，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历史就完全是另一幅面貌。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包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以及三个世界的基本思想和实践，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新自由主义浪潮汹涌而来的时候，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这个提法非常好，也非常重要。政治是要挂帅的，政治挂帅不是否认经济、排挤经济，而是从政治方向上领导经济，保障经济，使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不走邪路;政治不挂帅，任凭新自由主义浪潮泛滥、冲击、挂帅，任凭美国蚕食和围剿中国，那叫不讲政治，或者讲了另一种政治，用邓小平晚年的话说叫“走了邪路”。经过1979年以来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回顾建国六十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人们深感不但“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而且“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当前中国举国上下如此重视民生问题，也是由于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深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内外问题的钥匙，就在这里。

　　用地缘政治学方法考察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地缘政治地位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以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地缘政治学性质，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新的认识。这其实也是西方百多年以来一贯仇视、诋毁马克思主义，特别仇视和恶毒攻击列宁主义，包括近三十年来所有反动势力、错误思潮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形象以及千方百计地诱导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萨缪尔逊说：“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太大，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支配。”(163)(转引自吴易风：《西方经济学家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2008年3月1日)“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支配”，于是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的“反支配”。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外政治风云和理论风云，不是坐在书斋里一味追随西方思想理论，脱离社会发展实践，坐而论道所能理解和认同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早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所系，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所系，须臾不可离开。这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实践，是必须加以清醒地科学地反复甄别和严格地区分的两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中国就完蛋了!俄罗斯人有社会主义建设和计划经济的宝贵经历，有经历20世纪90年代那场地缘政治灾难前后的对比，对新中国走过的历程和地缘政治变化有独特的角度和深邃的观察，最近著名经济学家波波夫教授明确地指出：“最近三十年中国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间创造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政权所实行的政策，1979年以来市场类型的改革不会取得现在这种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1979年以来的经济自由化仅仅是锦上添花。其余的要素，最重要的是强有力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已经由以前的政权提供了。没有这些其他的要素，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单独的自由化是从来不会成功的，甚至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如上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就是这样。”他还指出：“中国的国家能力强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中国的国家能力被持续削弱(这一点近三十年来一直在进行)，那么中国将下降为‘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迅速增长就会结束，中国模式将不复存在。”(149)(《波波夫谈中国发展模式》，《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钱学森的话是一个伟大的爱国科学家毕生最深刻的政治体会;波波夫的论证是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诠释20世纪中国地缘政治的变化和揭示其中的道理，都值得深思。历史证明，国际国内的有识之士也这样认为：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理论基础，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也必然成为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党内曾出现将毛周在政治上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思潮，对此邓颖超同志晚年曾十分严肃地加以纠正。近年来又出现将毛邓在政治上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思潮，都是错误和有害的。如果一定要将其对立起来，不仅理论上和逻辑上不通，而且其结果必然导致执政党的政治分裂，要么是放弃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最伟大思想理论成果和否定了党自身90年的伟大实践，要么就陷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于不义。

　　自由主义的水晶球已经失灵，东西方重新发现马列主义的范式有用，有大用。其实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用的范式和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包括方法论上也可以有不同的维度，例如地缘政治学维度包括地缘文明比较的维度，这是笔者的一孔之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地缘政治学意义，是中国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近年来中央提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十七大报告语)，既切中时弊，又高瞻远瞩。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回顾九十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一番地缘政治学解读，应属开卷有益，也是一种实用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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