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凡·哈比卜 | 卡尔·马克思和他对历史的构想

　　卡尔·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纪念日到了;而对它最好的庆祝，是回忆这个伟人的教导——和以这些教导为依据的行动。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基本部分，是他对历史的构想;而对于印度的我们来说，和对于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来说一样，这个构想，依然活着，也依然重要——它指导我们如何从整个人类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以及何以在理解人类社会的运动趋势后，我们应该努力去塑造我们的未来。

　　杰出的现代历史理论家们也经常肯定马克思本人也会完全同意的那些结论。马克思也会和E.H.卡尔一起坚持，“历史的事实”是不可能被把握的;以及，人是通过探索、选择和诠释这样的事实，来完善人关于过去的知识的。马克思也同样会同意马克·布洛赫用历史的可能用途，来给历史做的辩护：历史不是一门自为的艺术，而是这样的知识的一个分支，借助这些知识，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实际经验，并在这些知识的帮助下，锚定我们未来行动的方向。早在1845年的时候，马克思就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学习历史(历史，本质上是对过去的环境，和我们过去的实践的记录)的目的，首先是帮助拟定我们今天的行动和实践。

　　研究历史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只给出对事件(一般偏好政治的或文化的事件)的记录，就像过去的作家们碰巧描述过的那样。这意味着，我们对各个时代的过去的评估，只是通过我们的，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与智识环境中的前辈的幽灵来进行的。他们对其时代之环境的理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作用是有限的。职业历史学家在拒绝其史料提出的“质的”陈述的时候，就经常强调这点。马克思提到过这点，他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政治经济学》序言)。第二种方式则是把对人类历史的普遍化的一般诠释得出的结果，和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的一个具体时期或面向的描述，结合起来。这个一般和具体之间的持续互动，将有助于我们得出一种先前的历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们——甚至是那些像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希腊)那样在信息的搜集上无比详尽的历史学家，和像伊本·赫勒敦(十四世纪，北非)那样心智敏锐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得出的，对历史的理解。的确，因为历史本身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拉长，所以，定义我们的普遍诠释的一般经验也随之而变得更加丰富;这也必然会持续影响我们对具体时期、特定国家的所有历史的诠释。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出自他所知道的一般经验的抽象。在对过去的第一批现代的科学探索之后，在现代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对这些探索的综合之后，马克思的抽象，是牢牢地建立在事实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这个抽象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可以用来研究所有历史的框架。

　　首先，马克思认为，为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进行的斗争，是人类的社会构造的基本功能。这些需要是通过生产来满足的，而生产，只可能在男女在社会中生活的情况下发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基本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整个历史观，被认为是与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看法相悖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哲学家来说，历史，是理念，或神意的，或者说，在更庸俗的层面上说，是与生俱来的宗教或民族天才的展开。

　　后来，马克思也意识到了人类的史前史的存在，那时，人不生产而是采集食物(通过狩猎、捕鱼、采摘果实等等);那时，人类在原始的、无阶级的社群中生活(“原始共产主义”)。但农业一发展起来，人就开始生产“剩余”了，所谓剩余，即是超出生产者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那部分生产量。现在，社会出现了阶级之分，出现了从事生产的人，和迫使生产者放弃剩余的人。后者通常是通过武力获得他们的地位的，他们建立起国家，和私有产权制度。作为奴隶的人类，也变成了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对土地来说，也如此。从这个时候开始，满足物质需要的追求，就和为夺取、或维护辛劳者(通常是工人和农民)生产的剩余互相关联起来了。人类社会也变成了剥削社会;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如果说阶级斗争是一切生产剩余的社会的线索的话，那么，这些社会、和构成它们的阶级也一直在变革。马克思坚持，唯一不变的规律是，一切都在变。就这样，量变导致质变，所以，人类的历史就表现为不同的“社会构造”的继起。每一种社会构造，都取决于在它那里，生产是怎样组织的，以及，生产者是怎样被迫放弃剩余的。马克思把社会秩序的这个基础称作“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边界反过来，又是为“生产方式”，即当时流行的工具和技术，所界定的。着眼于欧洲，马克思区分了古代或古典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构造，和其后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最后，是基于雇佣劳动的资产阶级的、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又是以工厂系统为条件的。资本主义，尽管兴起于欧洲，天生就有成为世界系统的倾向。资本主义代表最后一种剥削的社会构造，而用社会主义这种免于一切阶级剥削的系统来取代它，就必然成为了我们的目标。

　　是什么导致了使这些社会构造演替的构造?显然，不是盲目的自然力量，而是人类的行动，尤其是阶级斗争。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类的行动，就必然会有有意的思想或者说“意识”，意识，是行动的直接动力。对马克思的误解最大误解就在于这点：人们竟然会以为，这样的“意识”是单纯为物质环境所决定的。马克思经常遭到这样的简单诠释的那句名言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事实上，在稍微往后一点儿的地方，马克思本人就解释过他所说的“决定”是什么意思了：“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换言之，意识的领域，受限于当时存在的物质可能性。但意识还有其他限制;过去的社会也未能实现它们自己的完全合理性的形式。因此，属于特定阶级的人，比如说，小农，可能会看不到，他们自己是他们可能实际上属于的那个特定的阶级的成员。宗教也经常会起到遮蔽这种合理性的认识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很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类似地，人在某种非理性的意识的驱动下采取的行动，如果有相应的物质环境的话，也可能有助于决定社会结构的性质。我们可以把印度的种姓制度当作一个例子来引用。种姓制度是在持续的宗教约束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本人就曾谴责过种姓之分，认为它是“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另一方面，就像马克思本人承认的那样，现代基督教新教的兴起，“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资本论》第一卷)。因此，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的反映”(马克思)的宗教世界，也可能深刻地影响现实世界的性质。

　　因此，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通过在资本主义本身之下，创造物质条件，来解放人的意识，因为在这里——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这样的意识的解放，也与物质力量——机器、现代的技术、规模经济——创造的，推翻阶级剥削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有关。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形成解放了的意识的顶点，而(资本主义下创造出来的)工人阶级则通过其斗争，成为来临中的新秩序的先驱。但工人阶级必须意识到自己，意识到它的历史任务，在获得这样的意识后，它才能实现物质环境为它准备的可能性。不存在什么盲目的、自发的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说马克思绝非“决定论者”，马克思强调观念的重要作用，并努力从对当代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批判中，得出最严格的哲学和经济理论。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是他璀璨的革命理论，还有一套可以让我们循着他的脚步、以同样的严格和远见，来分析我们自己的过去和当下的环境，在此基础上发展我们的“革命实践”的方法。因此，所有“有意识的”革命者，都有特别的，给予的义务：他们不仅要吸收，更要传播构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之核的那些观念。如果他们履行这一义务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但学习了历史，他们还将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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