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资源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集合，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占有、共同使用的社会基础。这些资源包括土地、矿产、能源、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它们的存在意义不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并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资源本身就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
正因为如此，国家资源的管理权和使用方向，直接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如果这些资源真正掌握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人民立场的力量手中，就能够通过合理配置和长期规划，避免资本无序扩张和两极分化;反之，如果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所控制，那么国家资源就可能蜕变为牟取私利的工具，从“全民所有”滑向“少数人占有”，为制度变质埋下伏笔。
所谓走资派，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个人贪腐，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思想和路线问题。他们往往在口头上承认社会主义的名义，但在实际决策中却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推崇效率至上、利润至上，把市场原则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被视为“公司”，公共资源被视为“资产包”，而人民则被降格为“成本”或“劳动力要素”。
这种思想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导行为发生变化。走资派并不会一开始就公开否定公有制，而是通过渐进方式削弱其实际内容，例如淡化公有制主体地位、强化资本回报机制、放松对权力和资本的约束。表面上看，这些措施往往披着“改革”“活力”“国际接轨”的外衣，实质上却是在为变公为私创造条件。
在现实操作中，走资派推动变公为私，通常首先从制度层面入手。他们通过制定或修改政策，使公共资源的处置过程“合法化”“程序化”，例如以低价转让国有资产、将公共服务市场化、允许资本垄断关键领域等。这些行为往往并不以赤裸裸的掠夺形式出现，而是隐藏在复杂的制度安排和专业术语之中，使普通群众难以察觉其真实后果。
与此同时，权力与资本的勾连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深。部分掌握资源配置权的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漏洞，为特定资本集团提供便利，从中获取回报。这不仅造成国家资产的巨大流失，也破坏了社会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关系”和“背景”凌驾于劳动和创造之上，进一步削弱了人民对制度的信任。
需要看到的是，变公为私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环节。当公共资源被私有资本控制，生产资料的占有结构就会发生根本变化，社会运行开始围绕资本增值而不是人民需求展开。此时，劳动者重新被置于被支配地位，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应有的主体地位被逐步剥夺。
更为隐蔽的是，这种复辟往往以“渐进式”完成。资本主义并不一定通过公开的制度更名出现，而是通过价值观的转变、分配机制的变化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逐步确立。当贫富差距被视为“正常现象”，当资本特权被包装成“成功经验”，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也就悄然形成，复辟便成为既成事实。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许多挫折并非源自外部敌对势力的直接进攻，而是源自内部路线斗争的失败。一旦对走资派缺乏警惕，对资本扩张缺乏制度约束，国家资源就可能被逐步侵蚀，最终导致制度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这一教训说明，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依然存在，而且常常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绝不是一句抽象口号，而必须落实到对国家资源的管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以及对意识形态的坚守上。只有不断强化公有制的实际内容，保障人民对国家资源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变公为私的发生，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悲剧重演。
“走资派掌握了国家资源，就会变公为私，复辟资本主义”并非情绪化判断，而是有着深刻理论依据和现实经验支撑的结论。国家资源的归属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向的问题，一旦偏离人民立场，必然导致严重后果。
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防止权力资本化和资本特权化，才能确保国家资源真正用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确保社会主义道路不被扭曲、不被颠覆，并在实践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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