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1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约束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决定》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反对任何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坚决杜绝任何小组织和派别活动。
紧接着，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进一步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求全党树立立足中国革命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与此同时，毛泽东为系统考察江西时期错误路线的根源，开始收集中共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从已经收集到的大批临时中央制定的"左"倾文件中，他更加认定这批留苏学生的错误是有系统的，是盲目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既是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也是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据此，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于9月10日开始举行党风学习的专题会议，讨论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在这次会议上做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开宗明义地宣布：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在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延安的学风就是主观主义的，党风则是宗派主义的。粉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法，首先要认清其严重性，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次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面提倡把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一面提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消过去的所谓理论家头衔，今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才算得上是理论家。
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都紧接着表了态。张闻天主动承认：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共产国际把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带来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一定要补课。博古也表示，他应当对1932年至1935年之间的错误负责。他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来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四中全会上和王明等一道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只是站在更左的观点上，用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罢了。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
唯一让人有点儿不可理解的是王明。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12月政治局会议犯有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竟无动于衷。相反，他自信江西时期博古中央的错误他不仅没有沾边儿，而且还有批评纠正的功劳，因为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也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功不可没。至于毛泽东提到的抗战初期的右倾，他自信也与他无涉。那毕竟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要他承认错误，岂不等于说共产国际犯了错误?
因此，在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当天只做了一个自我表白式的发言。他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好处，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强调自己回国比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早，因此参加实际工作时间长些，工作作风已有些转变。以后回到莫斯科，能够看出博古和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对毛主席的态度，反对他们在五中全会提出两条道路决战的观点，并且较早地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套办法，只是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对国内各派人物的情况还不甚清楚。以后一直忙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各种领导工作，弄得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际。好在1939年后开始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最近又参加边区管理工作，应当能够学习实际工作，纠正思想中的主观主义。
这次会议接连开了三天，直到12日告一段落。本来，这次会议并无深入讨论党的历史的任务，讨论内容只是要求与会者对照毛泽东的报告，对照自己的问题，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明确表态。会后，毛泽东准备在延安召开一个全党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席表讲话，在全党造成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空气。
想不到，因为没人把矛头指向王明，王明自我感觉太好，9月12日下午，他忽然一时兴起，竟揭发批判起他自己的那些同学来了。他先是批评李维汉自我批评的态度不诚恳，想马虎过去。然后批评博古、张闻天等人，说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去，先是夺了毛泽东的党权，转而又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竟连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也给夺走了，说他早在莫斯科时就对这件事深感不满了。发言到最后，他突然又一本正经地提出，他还要揭穿一个"秘密"，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这个"秘密"顿时在不明真相的部分政治局领导人中间引起震动，并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
几天后，原定的全党动员的计划和研究自"六大"以来的党的决议的提议被暂时取消了。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一场触及灵魂的党史问题大讨论在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内部迅速展开了。
上文摘自任文主编的《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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