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这一类的“哀悼日”在中国绝迹！
徐汉成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为悼念在灾害中失去生命的死难同胞，国家已第三次设定哀悼日，悼念死难同胞，是对生命的尊重，这是无可厚非的。
在汶川和玉树的地震发生后，各级党政领导闻风而动，子弟兵立即奔赴灾区，中华民族发扬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各方是调集物资，组织救援，人民是捐款捐物……。其中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发生多少的感天动地的故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中国人民的空前团结。
我要说的是：火灾、水灾、旱灾、风灾等自然灾害不同于地震与海啸，这些灾害年年发生，只是发生的地区不同与程度大小的差别而已，这一类的灾害不仅是可以预防的，而且也是可以消灾的，譬如这一次舟曲的泥石流，就是由于水灾引起的并发症。
近些年来，旱灾、水灾、矿难、房屋与桥梁垮塌等大大小小的天灾与人祸不断，每当人们在见闻各种各样的天灾与人祸时，首先看到的总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有次序的批示，无非是“尽一切力量，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千方百计，救人要紧”之类的客套话，然后就是组织救援，再后来就是为参与救灾的各级党委、政府歌功颂德……。领导指示是应该的，救援也是应该的，我要说的是：在平时，为什么就不能把防灾、减灾落实在具体行动之中呢？
这一次的舟曲泥石流之后，我们看到了组织了许多的大型机械清理河床，名曰“河道清淤攻坚战”真是让人说不出的滋味，清理河淤应是平常的事情，也不是什么难事，无需要什么“攻坚”，为什么早不“攻坚”非要等到灾难来临了才去攻坚？
灾难一旦产生，我们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是如何的互相救护，父母是如何的救子女，子女是如何把生的希望留给父母，老师是如何的救助学生这一类感人故事，当然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总听不到党和政府对于发生灾难反思的声音呢？譬如舟曲原是一个林木覆盖率很高的地区，近些年来，由于乱砍滥伐，水土流失，加之对居住选址、泄洪通道等缺少科学规划，怎么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灾害预警?一千多生命的逝去，到底几分是天灾，几分是人祸？难道不是老天对于违背自然规律的惩罚吗？
灾难一旦发生后，我们看到的总是国家和人民都要化费极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何不将这些财力、人力和物力用于灾难之前呢？到底是珍视生命还是漠视生命呢？
近年来，水灾、旱灾不断，如象今年春天的西南地区大旱，媒体马上就说是“百年不遇”或者是多少多少年不遇一类的词来用于遮羞，其实，这一类的灾难大多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结果，每当灾害来临之时，年纪大一些的人们总是会想起毛泽东时代兴修水利的功德，总是会想起毛泽东治理黄河、淮河发出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在谈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三年自然灾害时，精英们总是喜欢拿饿死多少人来说事，要知道，那可是在建国后没几年，国家与人民抵御灾害的能力实在有限，要机械，没机械，要石油，没石油，要电力也没有电力，现在可是建国六十年后了。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当今的防洪抗洪的水利建设完全在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我们的国家怎么应该将抗灾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水准之上呢？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私有化的大潮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味追求GDP，一门心思放在房地产，放在如何卖地、卖厂，如何敛财上面，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修水利，去防灾，减灾。民间有一段顺口溜说：“在世不孝，死后是洋鼓洋号，不敲就要让人发笑”是对着那些都父母不孝之人所说的，讥笑这一类的人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尽孝道，老人去世后却是大操大办，摆出一副大孝的样子，其实人们心中有数。
这一次的舟曲泥石流，一刹那夺取了一千多名鲜活的生命，与灾后的歌功颂德相比较，人民需要的是国家与政府无声的关爱，与灾后轰轰烈烈的救灾相比，人民更需要的是防灾和减灾。
再说一句，如何科学规划，如何抗灾减灾，如何建立抗灾与减灾的长效机制，是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深思与反思的时候了，灾害年年有，再不能时不时的弄出一个又一个的“哀悼日”出来了！每有一次这样的“哀悼日”就意味着成千上万条生命的逝去。
但愿这类的“哀悼日”在中国绝迹，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二0一0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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