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有关科普文章的摘要
今年《科学》杂志（主编：周光召）3月份（第62卷第2期）刊登了高级工程师钱雪元先生的文章。题名为《欧洲科普互动新范式的启示》，提供了对于目前我们进行的反转活动（权做有关科技和上层决策问题）极有价值的和极具启发意义的思路。现作一摘要。
在欧洲科普中的两大范式中阐明了告知-体验范式和对话-参与范式在告知-体验范式中又分作两个阶段:科学家通过课堂、讲演、媒体和博物馆等简单形式把知识告诉公众以及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使科学深入青少年的学习和娱乐生活。（摘者的话）（下为原文摘要）
这两个阶段的科普，前者是以传播者为中心，后者以受众为中心。欧洲科普界把这两个阶段的科普形式归为一大类：告知一体验范式。
告知-体验范式的科普活动是单向的、传统的大型科普活动，例如学校教育、媒体以及科技周和科技节等是告知-体验范式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中国实施的科普形式都属于此范式。
对话一参与 范式
对话-参与范式产生于有关科技问题的争议。自1980年代以来，对各种新的科技应用问题，从环境保护到食品安全，从生命伦理到信息安全，欧洲发生的争议从不间断，有时还是大规模的激烈抗争。
为处理这些争端，欧洲多年来已在技术预见、环境评价、风险评估等方面发展出公众参与的听证会、共识会议(consen:ius conference)、市民评审团、公共调查、公众辩论、焦点小组(focus group)等许多形式，也包括科学咖啡馆和科学商店等。1978一1980年，在瑞典甚至发生了是否要建核电站的全民公决，有 10万人卷入了这场运动。在这些活动中，科技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促成了科普的双向互动形式——对话-参与范式，它引用了一个与“公众理解科学”对应的词汇——“科学家理解公众”，成为进入了新的或第三个科普阶段的特征。
(—)共识会议
这种模式 1987年在丹麦首创，随后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广泛采用，甚至远至新西兰和韩国。目的是鼓励有关科技问题的争论，让公众深入了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使决策建立在公众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在丹麦，共识会议经常举行，对决策有明显影响。例如，共识会议建议政府不应该拨款给食品辐照和转基因技术，得到了丹麦议会的采纳。
共识会议的基本思想是：一群约 lO~20个“无关”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就预先定好的科技话题如“干细胞研究”进行讨论。“无关”，指的是这些志愿者跟所谈的话题没有利害关系，也无人患有可能被干细胞研究所医治的疾病。
在 l~2个周末的时间里，这群人聚在一起，接受该题材的基本情况介绍。此后，他们设计和阐明自己想讨论的问题，在正式的、公开的会议中，与专家会面并提出问题，可以说是一群人真正“与科学争论”的典型形式。在此环节后，他们起草一份总结，提出关于此问题的最终意见，通常还附有对政策制定的明确建议。这份总结后来经常通过面向大众的某种政治宣言或其他形式，进入决策过程。
共识会议尽管是无论谁都可以参加的正式会议，仍是一个比较小的活动，所以需要非常好的媒体报道来进行超越这小群体对话，以便影响决策。
(二)公众辩论
2002年7月，英国政府提出要开展关于转基因的公共辩论，目的是要制定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政策。这个可能是欧洲最有争议的公共问题，于2003年6~7月间，在全英大约 600个地区、社区或全国公众会议上讨论。总计约两万人参与了会议，讨论和提出了对转基因问题的看法。他们的观点通过参与者填写的反馈表收集起来，并在项目委员会撰写总结时进行分析。
在进行公众辩论时，还伴有专题小组研究。这样做是为了有一个对照组，也能看出参与会议的人是否只是非常积极的少数人。最后，专题小组得出的结果跟公众辩论所得出的结果非常接近。
但是，大型活动的结果事实上是非常难以控制的，并且常常不符合政策制定者的议程和预期。同样是基因食物，同样是公众辩论，2003 年发生在荷兰的类似争论活动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一个失败。辩论的组织者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关于辩论选题上存在重大的公开冲突，特别是用于开始讨论的信息材料。当组织者要讨论如何规范转基因食品时，非政府组织则要讨论这
种食物是否有生产的必要。于是，真正的辩论便淹没在选题的冲突中了。
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并不完全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他们的态度还因为他们是否相信传播该信息的机构及其语言公信力。加之，他们是根据自己的背
景和经验做出判断的。所以信任不能视为二元的，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通常，它被视为影响科学和社会间许多因素的平衡结果。这种复杂性要求采用更复杂的方式，而不是单向传播方式，来处理科学和社会的互动。
关键问题显然在于找出不信任的根源，公众不信任的原因不仅在公众一边，还在于科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失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原因需要双方去寻找。单单“增加信息”不会导致更多信任。需要的是“增加参与”：开展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真正对话，通过双向的交流和对话，促进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唯此，科学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合作过程才能开始。
第三，科学作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作用应该向公众讨论开放。欧洲人的餐桌是否需要转基因作物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应当体现民主原则。所以对话-参与范式涉及到的是欧盟前景的核心问题：公众和政策间的疏远已远远超越了争论中的科学技术。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科学与社会的报告。跟 15年前的博德默报告相比，所
讨论的问题和争辩的逻辑并无更多不同。该报告强调科学与社会间“对话的新气氛”和“走向更民主的科学”。
当然，两种范式的边界是模糊的："告知”在对话-参与范式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共识会议和公众辩论中，参与者在讨论前被告知所要讨论问题的风险。不过，跟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不同的是，市民可选择他们的信息资源并有可能质疑这些被告知的科学信息。同时，源自告知范式的纯粹的宣传运动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大型的公众辩论。这种以教育为目的宣传活动，却可
能是一个真正对话的开始。
两种范式潜在的政策动机非常不同。许多告知-体验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科学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政策，提高公众的科技意识和对科技的接受度，而在对话-参与范式中，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环境，来思考科学的社会作用，以获得更有力的科学政策支持。他们努力建立科学与公众间的对话，促进互相学习，帮助修复科学与公众间的有点受伤的关系。
对话一参与范式的启示
关于国内出现的吴江垃圾发电厂等一系列类似事件，对照欧洲的经验，可获得一些什么启示呢？
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学会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游泳，现在正在学习在有序民主中管理社会。帮助政府处理有关科技的社会问题，包括形成正确的决策，防止冲突和危机事件发生，是科普工应负的责任，也是他们面临的新挑战。
科学技术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当前，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在开展社区科普中，一直强调科普内容要贴近群众生活，关心群众需求。当前抓住这类问题中的科技问题进行科普，群众参与积极性高，效果好。所以是科普工作，特别是社区科普工作的重大机遇。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在应用它时，有利也有弊。可能是近期有利，长期有害；可能对局部有利，对全局有害；也可能对这一部分人有利，对那一部分人有害。所以在应用科技的工程中要综合各方面因素，权衡利弊。这就不仅要求专业人士参与决策，而且要求各方面的利益相关人，包括社区居民参与决策。所以这既是对公众科学素养的检验，也是进一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绝好途径。
这类科普活动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有关科技问题决策的民主过程，要将问题解决于发生之前，化解争议，化解危机，达成和谐。在争议发展到危机时，及时传播真实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跟公众开展科技对话，消除公众疑虑，杜绝谣言，帮助公众与政府或有关方面达成一致或折衷意见。
（原文系由以下问题的提出引入）
随着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应用对人民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有关科技问题的争议近年来也在国内频频出现。
据《科技日报》报道，2009年 10 月 21 日，数干群众聚集冲击江苏吴江垃圾发电厂，抵制工厂点火，一度堵塞国道交通，迫使这个投资数亿、审批手续齐全的环保项目叫停，工程已如一堆废铁被弃诸运河一隅。这场
冲突事件还影响到附近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等城市正在论证中的垃圾发电厂项目。与此同时，远在广州番禺的投资 6亿元的垃圾焚烧厂工程已经搁浅。此前，北京、深圳、武汉等地同类项目都在居民的质疑或反对声中艰难前行。
在这场冲突中，核心问题是垃圾焚烧是否产生二恶英，二恶英是否会对人的身体产生致癌危害，本地的垃圾焚烧厂能否将二恶荚控制在标准范围内。这个事关群众身体健康的重大民生问题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对政府来说，上马垃圾焚烧电厂是一个应让公众了解和参与决策的问题。对科普界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科普课题。
(在欧洲) 近几年来，公众关于科学技术的争论越来越多，许多集中在新技术的社会应用上。通常，科技被看成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然而，当农业生物技术在欧洲的政策制定中被明确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时，许多欧洲人却拒绝购买利用基因技术制造的转基因食品，也不接受转基因作物的概念。在全欧洲，食品安全和转基因生物可能的生态后果成了科学与公众激烈争论的话题。在围绕疯牛病及它可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的争议中，科学的权威性及其与政策的关系都受到公众质疑。这些争议标志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像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样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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