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郭德纲讥贬记者的一番话，觉得很有些道理。他说：“记者有的时候还不如妓女，妓女都是红灯区，记者那都是绿灯区，想去哪儿去哪儿。”
记者，为什么“想去哪儿去哪儿”呢？我想，大抵是“第四种权力”的效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媒体借着门户开放之机，以西方舆论开放为理论基础，加之铺天盖地地电视、报刊、书籍宣传，终于将“媒体=第四种权力”的公式牢牢植入了群众的意识之中。这应该也算一种洗脑吧。只不过，90年代媒体的这种对群众的洗脑，尚可算之为“客观的行为”，也就是说，主观上并不是为了洗脑群众，而是和群众一样，对于当时的官僚体制的腐败以及一些社会问题有着比较深切的体验，所以亟需有一种脱离于官僚体制之外的权力来揭示这些“目睹之怪现状”。它们也的确收到了不小的效果。
媒体对于社会、腐败问题的揭露，使得它们很快赢得了群众市场，群众随之也在不经意间接受了媒体“客观”的洗脑，承认了“媒体=第四种权力”的公式，承认了媒体就代表着“公正”、“为群众说话”。
但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媒体越来越失去它原有的那种独立。何谓媒体独立，至少应该是对于所接触得到的事件进行全面的整理、分析，用客观的态度，全方位、各角度的阐述来将事件的本质揭示给群众看，戳穿官僚们对群众“报喜不报忧”的谎言。
全面、事件的本质，这些概念并不是无意义的纯粹概念。事件的本质必须是全面地看待问题，例如某一事件的本质包含A、B两方面，A对甲媒体有利而B不利，B对乙媒体有利而A不利，如果真正报道事件的本质，无论甲、乙媒体，都应当报道A、B；但出于私利，往往会演变成甲媒体只报道对自己有利的A方面，乙媒体则相反。这就是违背了媒体独立的原则。可现在的媒体，无论电视、报刊，越发有意地断章取义，今天郭德纲徒弟打记者的例子就是一个明证。
新世纪以来，大批媒体报刊走上了“事业转企业”的改制之路，从“铁饭碗”到“自负盈亏”。改制后的媒体，为了生存，必须迎合市场的需求，更准确的说是“有奶便是娘”。因为，媒体最大的市场当然是群众，但群众是一团散沙，并不能直接回馈媒体以最大利润；这样，资本家就可以利用群众一盘散沙而在媒体那里进行利诱，为自己说话。也就是说，“铁饭碗”时期的媒体，由国家给钱；“自负盈亏”时期的媒体，由资本家“补贴”。也就是说，媒体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从来没有断奶过。当韩寒说，媒体从业人员都抱着一种新闻梦想、媒体追求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这话是那么的虚假，如同一个吹出的泡沫。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于中国越发深入的介入，媒体越来越走向了“独立”的反面。何以见得呢？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我在高中时候，也就是新千年初，经常看《南方周末》，这是一份很好的报纸，对于当时那些腐败、社会问题的报道、分析也很深刻（当然那时候的我也不太关注分析文章的逻辑正确、完整与否）；然而近年来，《南方周末》越来越偏离了它原有的“准独立”的报道风格，越来越脱离对于真正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而有一种越来越明确的“政治性”：遇到一个社会问题，很快将之“上纲上线”到政治层面。我曾对我同学说，《南方周末》似乎已经从“右”走向“极右”了。
在我看来，问题出在编辑和记者身上。随着80后进入社会，《南方周末》等报刊也有部分年轻的编辑和记者上岗。在此，我并不说我们年轻的80后都没有逻辑，但事实上的确存在着很多缺乏逻辑性的编辑、记者存在。我所谓没有逻辑性，指的是他们以一己好恶来作为判断社会事件的标准，而不是理性（当然，那些人都是以“理性”自居的）。所以在面对一个社会事件时，简单地抽象、归纳一下，就不负责任地贴上标签，上纲上线，于是这样的报道文章总是离它所要报道的那个社会事件相去甚远。
另一些则是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体人。前面已谈过媒体从未“断奶”的情况，所以所谓的媒体人，也必须为自己的生计谋划，没有生计，“新闻理想、媒体追求”何来？更何况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体人，似乎并没有一个是为了“新闻理想、媒体追求”而忍饥挨饿的，个个的小生活都挺美好，还能玩儿上赛车。
这些媒体人，的确介入到了“公共领域”，他们的节目天天与普通老百姓见面，他们深知媒体对于群众的洗脑作用。故而他们假扮“冷静”“公正”“客观”（如《锵锵三人行》），但只要观众细心听其思路，就会发现，他们谈着谈着就马上谈到了政治的问题上，看来他们的兴趣也在谈政治，只是他们要去社会主义的政治化，而加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化。他们的政治目的性其实是很明确的，也许以前的媒体人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中有多少“自由主义”的因子，但现在“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早已被揭示出来，就如同当年马克思揭示出无形的资本主义，使得大家意识到了它的切实存在。这些技巧拙劣的资产阶级政治传媒技工们，都自诩“公共知识分子”，也算是识字看过书，不仅早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意识形态，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借助媒体在90年代以来受到群众广泛信任的有利条件，肆意破坏媒体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利用媒体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作鼓动。
所以，他们的“公共”，只能是进入到公共领域为资本家（媒体的经费来源）作喉舌。在此我们应该回想一下鲁迅先生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实秋较之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们，也许还算老实，因为他是不自知。虽然他可能受白璧德、民国政治一些直接的政治影响，但主要所受的还是英美文学和中国传统文人心理的影响，而英美文学背后正是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撑，中国传统文人也从来视民众为卑贱。这样的人正如鲁迅先生鲜活刻画的，“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梁实秋尚且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丧家的”“乏走狗”，那么当下那些自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又该是什么呢？
2010-8-4
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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