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系贩卖的毒药--对《南方周末》一则读者来信的思考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与旗帜，反映了一份报纸的编辑立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每当一份《南方周末》到手，总是将其评论版先期扫描一遍，已成为笔者了解南方系意识形态领域新动向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这其中，以“读者来信”最为“短小精悍”。二三百字，登的是读者的信，反映的是编辑的立场。客观地说，去信者中不乏善良群众。但能过南方系编辑这一关的，恐怕少不了一些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私货。

　　以上只是泛泛而谈、“总而言之”。笔者现在想谈一谈的是８月１２日《南方周末》评论版的一则“读者来信”。由于字数不多，现予以全文转录：

　　前几天，读《李明博的心灵告白》，其中介绍了他们如何应对罢工。

　　任首尔市长初期，为防止地铁全线罢工，李明博要求消防队员和公务员平时接受地铁运行培训。后来地铁真的罢工了，于是消防队员和公务员第一时间代替那些罢工的地铁职工，地铁运行照常……

　　我们的市长能否借鉴一下李明博的思维，有突发群体事件时，有礼有节，从容应对？（甘肃天水　李成义　农民工）

　　看完这则短短的信，笔者产生了一些思考和感想。在谈谈这些感想之前，我想特别声明一下，如果认同笔者观点，请遵守两点要求：１.以下的感想只是针对一些现象，不要简单对号入座。２.严格遵守上一点要求，更不要为难给《南方周末》去信的这位农民工兄弟。因为那也仅仅是两百来字，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思想。说不定他也赞同笔者观点呢。

　　提了两点硬要求，也该谈谈感想了：

　　一、关于学习型社会。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关于学习，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或口号有“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这方面，人民领袖毛泽东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当然，读书不是不讲方法，由龚育之等人合著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就给我们展现了伟人毛泽东是怎样读书的，让人明白什么是开卷有益、怎样才能做到开卷有益。我们一定要将对领袖的热爱化作对学习的热情。

　　可是今天我国人民的读书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我想讲一讲基层的情况，这方面笔者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而且不光笔者有，很多网友都有。只要到直接面对最广大群众的图书市场（包括现实的和网上的书店）上看看去就知道了。除去考试这一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庞大“产业”，最大的“刚性需求”恐怕就是对“成功”的需求了。于是乎，某某总裁传记、《××皇帝》、《×××谋略》等等关于“成功学”的“权威”教科书成了畅销榜上的“常青树”。稍微“深刻”一点、教化青年怎么“做人”的，如《厚黑学》等也是畅销的或是被人翻阅的比较烂的一类。殊不知，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一员，在金钱决定话语权与“成功权”、资本逻辑横行社会的情况下，表面上程序公平缺失，实质上人民群众的实体公平无保障，花了不菲的钱财和宝贵的时间，还是逃脱不了“成功等于中大乐透”的紧箍咒。

　　就拿这位农民工兄弟所提的《李明博的心灵告白》来说吧，其实质不就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心灵告白吗？内容无外乎有仨：一是粉饰怎么剥削工人阶级的历史，还有可能发点“善心”；二是痛说其“成功家史”，说不定还带点类似“心灵疲惫”这样博取人们眼泪的“同情点”；三是炫耀怎样“高超”管理企业，向同行以及有“梦想”的人分享经验。据说这位前ＣＥＯ为了当上总统，承诺将其一大部分家产捐出去。对于这一点，笔者在啧啧称赞之后还是有点想不通，拿捐款与总统职位挂钩有什么好称赞的？捐了他就不是资本家了？就完成阶级蜕变了？就脱离了他原先所处的那个利益集团了？抑或李总还有着大中华文化圈内存在的“官本位”和“光宗耀祖”情结？如今李明博集团已经执政近３年。这３年来，李明博集团在进口美国牛肉、对朝政策方面可谓碰了一鼻子灰，也反映了其大资本家的价值取向并未改变。

　　当然，开卷有益。笔者并不是反对人们去读这么一个大资本家的“心灵告白”。只是看之前应想一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人民大众有着怎样的心灵告白。就算是想搞什么“阶级合作”，也要听一听另一个阶级的心声吧？否则借“阶级合作”大搞阶级斗争就要露马脚了吧？（参见网文：《不要仇富就是对你进行阶级斗争！》）如果有农民工出本了《一位农民工的心灵告白》（暂且忽略在话语权由金钱决定的社会里普通农民工会无人为其编辑、无钱出书的事实），它会成为畅销书吗？会被多少人津津有味地品读呢？

　　这里再顺便提一下关于妇女的学习和读书问题。由于不加节制的自由市场受到某种狂热崇拜，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再次野蛮回归，从而造就了我们这些拥有天然生理优势（但现代男性寿命普遍要低于女性）的男性几乎完全肩负着“要成功”的重担的可怕局面，妇女解放问题面临大倒退的危险。这反映在学习、读书方面，问题同样严重。即便读点书，也如有人概括的那样：“妻为夫胃忙，女为悦己者容。”

　　以上算是笔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市场经济燥热与普遍生存焦虑下的人们读书的畸形问题。有问题总要解决。怎么办？最近，在中央主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今年第１２期《求是》杂志上撰文强调，要“抓公益性文化事业”。凡是强调“公益性”的，主要还是靠法律、行政这些“看得见的手”。依笔者所见，在目前条件下，既要保持政策、市场等各方面稳定，又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只手硬、一只手软：对于那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真正教人做人、做学问，真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图书（其他文化产品同样），应该加强价格管制；对于教人如何“成功”的书（也不是说就没有价值），放开手，任由它翻天好了。

　　当然，如果不坚决彻底改变影响人们追求“成功”的经济基础，不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不加强吏治……人们是不会停止对成功捷径的狂热追求的。从这一点看，这切切实实需要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的界限。

　　二、南方系这些年是如何贩卖“阶级合作”毒药的。

　　如果说上述第一点感想是对一个老生常谈问题的再次重复，那么笔者还有一点困惑：为什么一个农民工（x早就为农民工“正名”：当今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了）会对一个大资本家的代理人（李明博彼时身份为首尔市长）成功对付其工人兄弟（虽然是韩国工人，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嘛）如此超然？是为了考虑“公共利益”大局吗？如果工人阶级利益得不到保障那还谈什么公共利益？这是一种麻木不仁吗？我们不能确定这位农民工兄弟是这么想的，但我们能确定一种现象：在改革开放中，一些丑恶现象滋生。由于在某些人那里，改革就是自由化，丑恶势力狐假虎威，猖狂至极。但打着为民请愿旗号，实质坚持自由化立场的南方系却成功吸引了处于底层弱势群体中的一些人的眼球，为“《南方》绑架中国”事态的形成起到助推作用（需要强调，另一个原因是政策上长期以反“左”为主，甚至反“左”不反右，更重要是将革命左派与极左派长期混淆，只要稍微反思改革具体政策等，就会收到马立诚这类右翼帽贩子“极左”的大帽子）。就这样，在长期被“绑架”中，一些人（包括一些底层人士）完成了对“阶级合作”这样的右翼理论的认同。

　　这里必须指出，不是所有中国的右翼人士都那么虚伪，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比较坦诚的。比如那个贺卫方，算是思想右倾、自由化严重的一位先生了，同时也是一些小资人的精神领袖（他的直白在网传的“新西山会议纪要”上已经为网友所熟悉，以至于一些左派网友坚持要感谢他，是他把自由化派的纲领给抖露出来了）。他在今年５月２０日的《南方周末》刊登的对其进行的专访中说了：“阶级斗争学说过去是被简单化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也完全被妖魔化了。”虽然简单地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与承认阶级斗争的伟大历史地位是两回事，我们也无从知道贺卫方先生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估计不可能和我们相同），但是不管怎样，算是承认了对阶级斗争要研究研究的必要性，比笔者曾经在自由亚洲电台（海内外右翼落魄分子的精神家园）听到的有人要把毛泽东思想扫入历史垃圾堆的言论要可爱得多。

　　可是，不管怎样，提起阶级斗争，那些做贼心虚或不了解情况的人总是会毛骨悚然。其实，这没什么可怕的，打着“阶级合作”旗号搞阶级斗争才可怕。小平同志说过：“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对谁专政？当然是做了贼的人。如果有人就是不放心，那就用某些人心中最可恶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来安慰安慰吧：“要文斗，不要武斗。”是的，不自绝于人民，人民也不会不给你留后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