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病菌、抗生素与转基因
：刘仰
最近，英国媒体报道，南亚发现新型超级病菌NDM-1，抗药性极强，并有可能向全世界蔓延。目前，这一带变种基因的超级病菌已经传播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在英国已经造成5例死亡。对此，西方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NDM-1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可能性极高，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也有观点认为不必太恐慌，现在还有一种抗生素能够对付它。而且，汲取甲流恐慌的教训，还有人指出，这可能又是一场新药推销的炒作。真相如何，由专家们去说，我们兼听则明。这里要说的是超级病菌与抗生素的关系问题。
病菌危害人类健康早已有之，它是夺去人类生命的主要杀手之一。自然界其实有很多天然的抗菌药，例如中国人早就应用的板蓝根，再如，鳄鱼身上也有天然抗生素，使得它们几乎不怕任何病菌。据统计，现在世界上已知的天然抗生素约有一万种。当然，随着西方文化的扩张导致物种的大量灭绝，这个数字不知还能保持多久。天然抗生素在西方文化看来是有缺陷的，一是不够广谱。病菌多种多样，某种天然抗生素很难将所有病菌一扫而光。其次，天然抗菌药有时候效果不是很明显。第三，天然抗菌药不便于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因此，在西方商业文化主导下，天然抗菌素不太符合商品经济的要求，难以实现像可口可乐一样，让全世界人分享同一个标准的商品。西方文化的商品经济喜欢单一化、标准化，不喜欢多样化、非标化。因为，后者不利于垄断控制。
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的一位化学家多马克发现，一种叫做百浪多息的化学染料可以杀死链球菌。多马克最初是搞化学染料研究的，这个偶然发现使他开始研究化学抗菌药。有一次，多马克年纪很小的女儿因手指受伤感染了链球菌，医生都说无药可救，只能等死。多马克冒险让女儿服用了百浪多息，结果挽救了女儿的生命。这也是百浪多息作为化学抗菌药的第一例人体试验。由于百浪多息此前已经申请了专利，多马克的这项发现没有及时公布。因为，百浪多息以前的专利是一项红色染料专利，多马克发现它具有良好的抗菌作用，在成份上没有变化，只是实用领域发生了变化。也许，多马克担心，如果就这样公布的话，自己可能得不到专利。于是，多马克又研究了很多年，终于研制出一种分子结构相似的化学合成物，成为现今磺胺类药物起源。如今，磺胺类药物品种很多，源头都来自多马克。有人指出，多马克为了自己的专利，将一个有利于人类的研究成果拖了很多年才公布，致使这些年间，很多链球菌感染者死亡，而如果多马克早公布的话，这些人原本是可以不死的。这种道义指责并没有影响多马克获得西历193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但是，希特勒不允许他领奖，直到西历1947年，他才领到了补发的奖金和奖状。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英国微生物学弗莱明正在从事生物抗菌素的研究，也是一个偶然，他发现了盘尼西林，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青霉素。多马克获得诺贝尔奖那年，弗莱明将他的青霉素菌种提供给澳大利亚的弗洛里和钱恩。后二人经过大量实验，终于找到了大量提取高纯度青霉素的生产方法，制药公司立即将青霉素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供受伤的士兵使用。西历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钱恩共同领取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从人工合成的化学和生物抗菌药的诞生来说，它的出发点也没必要指责，虽然其中有较大的赚钱动机。但是，盲目相信抗菌药的结果，很快就产生了。以青霉素为例，最初它几乎能100%地杀灭葡萄球菌，但是，30年后，这个数字降到了10%。这一结果在今天就是人们常说的抗药性或耐药性。病菌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存在，与自然界的天然抗菌性，常常是一物降一物，很少有通杀的霸道状况。这也是中药药方千变万化，治病原理却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因。但是，人工合成的抗菌药、抗生素出现后，其广谱性必然遭到自然界病菌的反抗。这个道理就像人类社会一样，如果某人要唯我独尊，要杀死或奴役所有的人，必定要遭到强大的反抗，也必定不能得逞。也许能得逞一时，就像抗生素能有效几十年一样，但总归要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竞争中被淘汰。
所谓超级病菌并不是今天才有。当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药、抗生素出现，它往往能在一段时间里有效，然后出现具有抗药性的病菌，然后，人类再研究更厉害的抗菌药、抗生素，然后，自然界再出现不怕你的病菌。每一个这样的循环过程里出现的具有抗药性的病菌，都可以叫做超级病菌。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因为它们并不是自然界的必然产物，而是在人类的人造压力下，病菌为了生存而自身获得的新能力。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类企图干扰、控制自然的非自然方式介入，自然界的病菌也不太可能这么快地经常变异，是人类刺激了它们的自我升级换代。所以，这次出现的NDM-1病菌，也被称为新型病菌，并不是唯一的“超级病菌”。只不过，以前的超级病菌似乎已经被新的抗生素战胜了。之所以这次英国科学家会比较急迫地呼吁，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病菌-抗生素这个“魔与道”的竞争中，现在日益显示出，最终获胜的可能是病菌，而不是抗生素。因为，新的耐药性病菌出现越来越快，而新的抗生素出现则越来越难。反过来说，由于抗生素的滥用，致使具有更强大抗药性病菌出现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科学或医学研究已经气喘吁吁地跟不上了。
这次NDM-1新型病菌的出现，英国专家说，源头在南亚印度地区，于是，有些人借机指出，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半落后”国家，以及其他非西方的落后国家，滥用抗生素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论调似乎在说，都是你们这些无知的人滥用西方的好东西，才造成了超级病菌层出不穷的局面。这种论调很可恶，也很没有道理。当今世界滥用抗生素的，并非落后国家的穷人、“无知者”，而是发达国家的动物。在发达国家的动物饲养场，包括牛、猪、鸡，是抗生素最大的滥用领域。换句话说，食品生产的高度集中的工业化，使得一个现代人即便从来没打过抗生素的针，没吃过抗生素的药，通过每天日常的肉食，已经大量间接服用了抗生素，或者已经把很多可能导致超级病菌的基因变异吃下肚子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怪非西方国家“没文化”，没有道理。
最后要说到转基因的问题。超级病菌就是病菌在抗生素环境中发生基因变异。从抗生素与超级病菌的关系来看，自然界基因的变异能力是很强的。当人类制造了一个广谱的、针对所有同一种基因的外来方式后，自然界的基因一定会做出抵抗的反应，没有一种生命甘愿俯首帖耳地被灭种。对于病菌如此，对于转基因作物同样如此。我认为，自然界针对转基因作物的自发抵抗会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转基因的动植物之外。比方说，某种庄稼被转了基因，使得虫子不再吃它，结果是，一定会产生另一种不怕这一转基因的虫子再来吃它。对于除草剂也一样，被转了基因的庄稼可以抗除草剂，自然界也一定会产生不怕这一除草剂的作物。这两种状况事实上都已经出现了，例如转基因棉花出现的新的害虫，和抗农达庄稼地里出现的“超级杂草”。抵抗转基因的第二个领域，应该是被转了基因的动植物本身，也就是说，一个动植物自己正常的基因被人为地破坏，进入了一个外来的新东西，短期内可能看不出影响，长期来说，这种作物自身一定会出现抵抗外来基因的反应。目前，转基因作物的这类抗转基因性还没有被广泛重视，然而，作物自身必将出现的抗转基因性，由于根本无法预料，而且是人类直接的食物，它的潜在危害更大。抗生素与超级病菌的关系应该让我们懂得，不要迷信科学。对于抗生素如此，对于转基因科技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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