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任志强《幸福指数——写给八零后》

再评任志强《幸福指数——写给八零后》　　

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许多在哈佛读书的美国人都在梦想着到中国来看看，或者在中国就业安家。但遗憾的是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却不但漠视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着生其养其的祖国。　　　

评：1949年建国三十年来，中国一直让世界瞩目，我们经济不但每年都在8%以上速度高速增长，而且我们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朋友，有穷朋友也有富朋友，我们一直走在富、强、文明的路上，为此穷朋友们还把我们抬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连我们多年来妖魔化的文革，在当时都对世界民主文明发挥过巨大作用，各国的青年们也都如中国的红卫兵一样崇拜我们的领袖。连寒春阳早这样一流的美国人都说他经历的中国最好的时代就是文革时期。当时年轻人的激情四射，一波接一波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洪流中，乐此不彼，很少有漠视一切痛恨祖国现象，理想主义的火把把一个激情延烧的岁月一再领向高潮。对比今昔，毛泽东时代怎么能幸福指数不高呢？　　

从网上、博客的留言与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问题与留言，更看到了年轻人心中的迷茫、彷徨、无奈、抱怨、仇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等等。原来在外国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腐败、伪装，似乎这个社会只有对他们一代的不公，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最被剥削、压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会最底层的一代。　　

评：年轻人心中为什么迷茫、彷徨、无奈、抱怨、仇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为什么外国人眼中说中国好？难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外国人眼中的好，是从他们消费我们廉价的商品中看到了中国的好，是从花费我们购买的巨大债券中感受到了好，是从诸如美国两房公司停牌后，我们的债券打水漂而他们却白白享受了用我们的钱盖的一批批住宅中感受到我们的好，是从我们大量外逃贪官带去了更多的资源激活他们的市场而感觉好，是从全民崇拜式的学习英语中感觉到我们是好学生才说的好，是从华尔街金融寡头们欺骗全球制造危机而中国却为此力挺市场危局而说我们的好，是从我们0.4%的暴发户到全球去拉动经济而说我们好的，但这些好却正是牺牲了中国人包括已经觉醒的八十后的利益实现的，你怎能让他们不郁闷彷徨呢？你还怪他们心中一片漆黑吗？怪他们感觉被剥削、压迫和虐待吗？　　

目前中国的幸福指数很低，也因此成为了对上述现象的证明。但幸福指数是根据预期来判断的。为什么改革之前中国极度的贫困，但幸福指数却比今天还高，而中国改革之后高速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数却变得更低了呢？因为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预期，尤其是改变了未经历过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预期。新的一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的提高了。　　　　

评：幸福指数高低是根据预期吗？有预期什么才幸福呢？八十后的幸福预期和50后预期一样才是合适的吗？新一代对生活质量的预期提高难道不是改开时代价值取向的自然结果吗？本来我认为幸福指数高低是不能用预期来判断的，尤其是不能用预期的物质丰厚与否来判断的。因为幸福指数高低很大程度决定于人的价值取向的。不是因为和尚道士基督徒物质享受相对少，他们就幸福，而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成长空间在拓展才幸福的。平常人也是如此，如果以物质丰盈多少来判断，那么今天全美国民众都应该是最幸福的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它决定的因素很多，诸如身体健康、精神活动、婚姻状况、交友情况、在单位的工作状况等等，而这与经济发展不一定就成正比的，不是外国人羡慕我们，我们就幸福了。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能否匹配是关键，因为价值观是决定预期内容的基础因素。那么我们今天是什么价值观起主导作用呢？社会主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为人民服务，而经济改革推动的是私有化改革，是以为人民币服务的人与人彼此竞争的取向。个体与社会价值取向的背离，是制造痛苦的根源。以自私自利价值取向往前走，受制于社会舆论，以社会主流宣传价值取向走，个体往往在竞争中产生失落。不知道任先生想让他们从哪种价值观出发进行预期，不过从任先生自身经历与经验来说，应该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去向，在此点上预期怎样才合理呢？是看着不法商人和腐朽官僚以权谋私，不当致富，而设定象狼一样的抢夺加入呢？还是避开狼群在狼吃剩下的骨头堆中寻些残羹呢？还是让他们每天饿着期待没有狼群出没还有肥肉的地方出现呢？看到任先生设定的预期就是让80后有50后一样预期，这样80后就觉得饿着肚子会有奇迹出现，在盼望中些许有所指望。这符合发展规律吗？你们一方面带头教会大家弱肉强食的规则，一方面却不让他们按照规则争取占有更多，那能实现吗？任先生怎么能回避今天80后的幸福预期是改开时代你们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呢？何必将罪责归入到另一个价值系统中来说事呢？岂不有偷天换日欺骗之嫌疑？　　

预期是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改变和提高的。当一个政府过多的许诺能给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时；当一个政府过度的承诺能在短周期内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与福利时；当一个政府过多的描述近期可能达到或实现更高的目标时，人民的幸福预期也随之而快速的增长与提高了。而现实生活中当政府并未在短期内兑现或实现这些承诺、这些保障，或未能像预期的计划而实现这些目标时，被过度抬高的幸福预期就变成了一种失望、变成了对幸福指数的负面影响，变成了幸福指数不高的一种记录。　　　　

评：还好，任先生还是部分承认了政府的承诺提高了群众预期，但另一部分却回避自己为代表的资本集团在实际操作中的示范作用。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承诺那是虚的，但你们的实践却有着直观的影响效果。因此任先生也应该反省自身阶级是如何提高民众幸福预期的，不要把责任都推给政府。难道九十年代的改革不就是资本加权力是核心动力吗？你怎么能回避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呢？因此是资本与权力共同推动了民众的幸福预期，否则民众能跟着资本和权力走吗？群众在起点上一点也不傻，傻的是在共享改革成果的时候，他们被抛出去了。而八十后连被抛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只能以奴仆的身份走入等待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却很难有真正的讨价还价的平等机会。难道他们不清楚这一点吗？现在九十后进入大学就开始忧虑就业问题了，你还期待他们光明地看待未来，怎么光明呢？首先去掉他们就业的恐慌吧？期待任先生的高见。　　

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随之而来，让一个原本在增长、改革中的国家陷入了“言论自由”，但却被少数人操纵的混乱之中。当政府为了弥补这些漏洞而一味的牵就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与言论，不断的承诺与许愿时，当政策被这些不适合于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所影响时，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评：是网民言论不健康呢？还是权力与资本结合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全面恶化？你说的少数人操控，不知道是哪些人，难道不是掌握权力和与你一样的富人吗？还真是想问清楚少数人究竟是谁？靠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牵引，只能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为放弃了毛泽东的斗私批修这样深刻的哲学命题，社会必然走向没有方向的纵欲泥潭。政策的混乱在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不在于人民舆论的抱怨无理。如果还在自私自利的价值取向下下去，不但抱怨会更多，政策会更乱，还会在经济危机下引发社会政治危机甚至动荡。不信，我们可以以观察家身份观望下去。　　

难道我们不应该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年轻人失去方向的现象的原因吗？难道不应该针对这些造成年轻的一代过度贪图幸福指数提高的预期进行合理的教育与批评吗？也许问题正出在现有的宣传与教育体系的缺失和扭曲。　　

评：你们是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了，因为我们已经停下来想了好几年了。是该纠正错误价值理论和实践了，是该好好向权力和资本教育宣传正确价值取向是什么了？我想离开斗私批修我们没有任何化解困局的钥匙。　　

粉碎“四人帮”的战役，是一场在党内已失去正常制度约束下的武装革命。解决了名义上代表毛继承人概念的代权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用党的合法会议纠正了毛的历史错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改革。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毛在神坛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国庆逢十的大典之前总会有系列的将毛塑造成神的宣传，不断的维护与巩固着毛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因为这种原因，让改革前的三十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空白。也许八零后的一代变成了失去记忆的一代。中国几乎已没有任何文艺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经让整个社会都喘不过气来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段恰恰对今天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个阶段。　　

评：看到任先生清醒看到打倒四人帮之役，遗留下制度失衡问题，我在这里应该表示尊敬。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思考，也许会有不错的结论。但任先生话锋一转，崇邓贬毛跃然纸上。并推究今日问题症结在去毛化不够，还应该进一步将毛泽东推下神坛。我们多年来宣传毛泽东早退下神坛了，而今天又说毛泽东又回到了神坛，究竟谁说得对呢？毛泽东怎么有如此神力被推下去居然又能上来，并且是肉身已经逝去的情况下，还能有如此魔力。任先生认为有必要继续妖魔化毛泽东时代，这样也许青年人才会感觉今天是幸福的。否则前后三十年一参照总觉得前边幸福，这怎么可以呢？因此需要文学艺术界通过艺术手法来实现，是不能停留在几个造谣历史事实维持下去的。　　

我们并不想否定毛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历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绝不能因为要维护毛的作用、威信与神的权威，就不能批评其的错误或不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因为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断裂的代沟，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国贫穷的对比与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评：任先生立场鲜明，继续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继续歪曲那段让人感觉幸福的历史，以达到今日幸福的目的。任先生还说是空白呢，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上山下乡、不懂经建设经济崩溃、对毛的个人崇拜，从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已经全面书写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任先生还认为是空白，大概是想把这些故事用更艺术的形式渲染给群众，这样才不空白了吧？八十后是文化断裂的一代，我赞成，文化核心是价值观，从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文化走向一个为人民币服务的价值取向的文化，孩子怎能不断裂怎能没有代沟呢？只有抹去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才能显示为人民币服务是多么伟大合理呀！任先生用心良苦呀！　　

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　　　　

评：我们看看任先生是如何对比今昔幸福与否的？　　

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运动。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政治管制的差别。他们今天可以公开的骂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到当年会因为不小心弄脏了一张毛主席像就会株连九族，甚至倾家荡产。更不用说公开的表达对党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抱怨了。从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拥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们同龄的生长期中所没有的自由。　　　　

评：我刚才还把三反五反、反右斗阵、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批林批孔给漏了，这些运动从为人民币服务角度看，是整人不搞生产，多么错误呀！尤其是当时没有骂党和领导人的自由，更不能公开发帖表达不满，否则就有罪。实事是如此吗？不骂党和领导，不是因为党和领导好，而是因为言论不自由。薄熙来做得好，老百姓能骂他吗？文强做得不好，老百姓能不骂他吗？党清正廉洁为民服务，人民干嘛要骂？党贪污腐败，百姓能不侧目诅咒吗？言论自由难道不是根据现实情况来自由的吗，难道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颠倒黑白就颠倒黑白，那才是自由的吗？百花齐放也好，何况鞍钢宪法也好，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好，四大也好，难道那不是言论自由吗？难道今天网络上骂胡锦涛的帖子就可以存在吗？不要说一把手，连骂个常委都是敏感字眼的，难道不是吗？连个县委书记被记者曝光都敢追到京城来擒拿记者，记者都不自由，老百姓就自由吗？张宏良的正义博客被封了，有关部门还没有给个说法，难道这就是你说的今天的言论自由吗？许多记者被资本收买，替资本权贵代言，难道这就是你说的言论自由吗？　　

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灾难。当然也无法体会凭票证购买食品、衣物的经济短缺时代的艰难，当然更不会知道有钱没票也吃不上饭的尴尬了。他们在为今天无钱消费而抱怨时，他们以为是市场经济让他们在竞争中无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费的自由，却不知道有钱无证而寸步难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评：饿死几千万这不是个谣吗，谣言会止于智者的。常识性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是按照一天三两粮指标分配的，人家整村整村没有饿死一个，你饿死了，那说的过去吗？局部地区因为谎报自己的粮食储备，没有得到支援，饿死了，那是局部地区官长造的孽，这也能安到毛泽东身上吗？何况当时的主席、总理、书记是他吗？票证时代从长远来看，也不是错的，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想快速走向工业国，没有这样的高积累能建立一个欧美几百年才建起的工业化体系吗？没有当时的积累，连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对象都没有，难道不是吗？正如孔庆东说，你吃了六个馒头吃饱了，不能说是第六个馒头是唯一的功劳，那前面的五个馒头算什么呢？难道是狗吃了吗？用满足自我的吃穿的理念本身就与当年的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理念价值取向背道而驰，正是改开时代释放私欲后的价值取向，拿这个取向说事本身就是违背历史客观性的。票证时代至少还可以保证每个人吃上饭，今天市场下你赚不到钱有人保证你吃穿吗？无票证时代寸步难行，那么今天工人账单只剩下0.46元时就只能选择自杀，这就是不应该抱怨的吗？　　

改革开放重新确定了臭老九的社会地位，知识救国、技术创新的奇迹让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国曾有过“知识无用”“复课闹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风雨。当他们自己不努力学习而痛恨高考制度时，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国学习了清朝的科举制度后创造了人才辈出的进步。当他们痛恨大学教育制度的无能，并对毕业之后的选择迷茫时，并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在渴望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机会时，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当他们大骂这些缺少了上学机会的人们成为了改革的受贿利益群体时，却不知道这代人要为没机会学习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剥夺了读书（哪怕是非课本的读物与音乐等）的权利，失去读书的自由的痛苦。　　　

评：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质量及民间技术能力究竟如何，听听身边那个时代的人说的吧。我们今天大学毕业学物理专业的连个半导体都难上手修好，而毛时代的一般中学生都有这个能力。动手能力强是毛泽东时代学生的共有特征。照说任先生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受益者，从在网上挨骂这个心理素质来看，就是经过毛时代大风大浪熏陶锻炼出来的。放到今天的学生身上，早就精神崩溃了，难道不是吗，大学生每年自杀有多少您知道吗？难道是单纯是因为期望过高造成的吗？新科举应试恐怕也是难辞其咎的。人家学了科举进步了，我们延续恢复旧的科举模式未必能进步。三十年下来，从八十年代的进步到今天的全面萎缩甚至大倒退，从维系社会精神阵地来说甚至还不如四书五经塑造的国民更有教养，难道不是吗？不要因为一极的好，就另一极的人非要感觉上代人感觉的好，那是强加于人。今天八十九十后感觉的不好也是真实的，诚如你感觉刚恢复高考好也真实一样。当然在这里我还是想说下，我们自古至今的精英科举制度就是与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种教育模式背道而驰的，是制造等级社会的母胎，是制造剥削阶级的发动机。不清醒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官老爷现象为什么回归如此之快，也无法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及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的深远意义。红色江山能靠脱离群众的精英去持守吗？　　

改革开放恢复了人性的本能，让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的寻找异性的感情归宿、坦露表达这种愉悦的内心世界，因此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锁线。“消灭小资情调”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整个社会的头上。当他们为爱情的失败而哭泣时、为能终身厮守而欢笑时，并不知道一个没有爱情的音乐、歌曲；没有爱情的文艺作品与戏剧；没有酒吧与咖啡厅；没有舞厅与歌厅；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与释放爱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没有谈情说爱的权利和自由，会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毁灭性灾难。　　　

评：改革开放恢复了人兽性的一面，我是赞成的，但丧失了为人民服务指向，那么人性就不是恢复而是丧失了，因此我看任先生应该说是恢复了人的兽性本能。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色泛滥，妓女遍地，二奶成群，离婚率攀升，当年感受到的小资情调，大部分被打入到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中，18少女可以为了钱而嫁给八十岁情郎，还说是很正常。如今倒是有了歌厅舞厅酒吧浴场，多少地方都成了“天上人间”，释放了兽性，却一天天将人性的淡漠，连路上倒地的老太太也无人敢上去救助，担心的是被诬陷为肇事者。今天有上亿心理疾病者，1600万精神病，难道这就不是社会灾难。孩子们看到的身边的苦难，你用另外一种苦难让他们去比较，他们是缺少直接体验的，也许他们到了你这个年龄也和你一样用自己的苦难记忆让新一代人被幸福，这有效吗？　　

改革开放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流动了，就业可以人尽其才的进入自己喜爱、有兴趣或能发挥特长的领域。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消灭资产阶级生存的土壤”，名义上又有“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当家做主的传统观念，除了组织分配任何人都没有就业的机会与选择，而组织的分配则用一次决定一生的方式将人们的自由锁在了一根无法用个人力量斩断的铁链上。而个人创业则不但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要被坚决镇压的违法行为。当八零后在抱怨就业中的艰难时、抱怨对就业推荐的不满时、抱怨工资收入的不高时，却无法理解当年只能听天由命从十几元的学徒工开始而几年爬一台阶的攀登，甚至连靠个人的努力去创造的机会都被扼杀在摇篮与梦幻之中，而人就业的选择权岂不比就业的难易更为重要吗？　　

评：劳动力市场是开放了，劳动力似乎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多数有失业的自由，却不具备就业的自由，因为我们的劳动后备大军远远地超出了他们想就业的领域岗位。今天有多少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岗位，大部分选择的是先就业再图改变，但理想是可以的，现实却越来越竞争残酷。今天孩子们倒是羡慕任先生当年可以被分配，他们宁愿被分配到当年那样的体面公职，也不愿意成为如今没有尊严的打工仔，现在每年考公务员大军已经成为第二高考，难道不就是对当年你们享受的待遇的一种理想回归吗？他们在市场下如惶惶不可终日的狗，从一地到一地从一家进下一家，“流浪歌”就是他们的最好的心声。这就是你开导的八十后九十后相当一批人的命运。你还在拿当年的“不幸”，事实上是他们理想而无法实现幸吗？这是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呀，看来任先生脱离群众日子太久了。应该再下一次到底层社会体验了。　　

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的收入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了被社会夸耀的排行效应。于是更引发了许多尚未富起来的人们的不满，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们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时的结果时所有人都贫穷。旧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定义和对私有制的没收与改造的均贫富，实质是让所有人都只能成为穷人，而绝不会有富的存在。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刚刚开始时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许多人以为打到土豪、分田地，没有了地主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的痴梦在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一样。均贫富是永远也没有出路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则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凭能力与本事、凭努力与刻苦、凭知识与创造的竞争机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劳的激励机制才能制止懒汉式的大锅饭，让人们在社会进步与财富增长中受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人权与财权保护的自由。　　　

评：对于没有吃上饭的人说让他少吃点，这样的逻辑能说服他们吗？平均分配至少还能保证能吃上饭，而贫富拉大之后，再分配又交给了市场，他们连吃饭的机会都时而断绝，你依然在用自己昔日的不幸，但在他们看来是多么幸运的事在让他们体会你的不幸。不打土豪不分天地，能有今天的和谐吗？我们其实又到了一个高危的临界点，就是再次面临打地产商分房产时代了，否则如何解决庞大的蚁族生存的艰难呢？靠暴力维护的不公迟早被暴力冲垮，能力本事论前提是公平竞争规则下才行的，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公权力私有化的产物，你能说你的每一笔收入都是阳光收入吗？都是平等竞争的所得吗？我想你依然是与100多年前民族资本家一样，一方面发展依靠官僚，一方面发展又受制于官僚，你们难道不是吗？从你对政府与房产商的利益分配格局分析中就已经显示了这种心理情绪。如果要实现多劳多得市场化，那首先最起码也象前苏联解体一样来个全民分配股份才是，但我们市场经济是权力分股了，而当年建设国家四十年的工农却在市场化中失去了生产资料支配权，难道不是吗？你说的保护人权和财产保护难道说的这些事吗？　　　　

改革开放实现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场化供给方式的转移，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让许多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这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历程。当他们高呼买不起商品房并大骂政府与开发商试图进行二次房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时，他们只看到了房改房产生的增值收益，却不知道中国落后的住房现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价。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压低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工资中没有住房含量），但实际他们要等几十年才能实现这个福利的分配梦，并且是一个并不理想的长期过渡。大多数人四十多岁、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间平房，或一个与他人合住的单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让大多数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当八零后大骂开发商与政府让他们成为了房奴时，却不知道分配时代几十年的劳动不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状态吗？而他们又有居住条件的选择权利吗？没有。单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隶”，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与条件中，至少是拥有了私有财产与财富。当年为了单位分房而苦苦等待与煎熬的“房奴”们才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住房他们只有拿低工资，因为住房他们无法实现人才的流动，因为住房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因为住房他们必须服从分配而不敢违反纪律，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边在骂娘，一边在享受着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则是将人从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来。让住房私有化的同时，还给了人民一个可以迁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点，从事不同工作的条件，不再只成为单位奴隶的一种自由。　　　　

评：我还是那句话，福利分房时代，至少主人感觉自己是主人。不是你说的奴隶。而当上房奴的八十后来说，他们地地道道成了奴隶，他们一方面成为老板的奴隶，一切行事看老板眼色，一方面成为房子的物质奴隶。这双重奴役下，你让他感觉幸福可能吗？而你批判的匮乏时代，至少大家还是平均的，即使没有大家都没有，而不是如今有有几十套房，在那闲着。有的无立足之地，只能两男俩女共租一个单间，难道你是想让他们感觉你说的你那个时代的不幸吗？伴随就业的艰难，大批失业者连四个人租一间的机会都在减少，如果不是还有父母可以啃，他们早就揭竿而起了。任先生还是多体贴下穷人，不要用富人的思维想象穷人可以被幸福。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用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而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会的人情、关系，似乎无偿的帮助也变成了腐败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与愤怒大多来自于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从来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经做出了努力。他们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时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从表面看来在国内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公平时，却在高喊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的口号之下发现，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从国内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环境之中就发现中国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会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时的中国人不但在国内寸步难行（没有全国粮票和钱），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难行（没有世界性货币）。让中国人在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抬头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国门。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成为了在全球境外消费中的佼佼者，难道是因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强吗？中国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惩治腐败、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进步，不能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时代。当这个社会有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时，因为一些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就必须退回到都点煤油灯的平均都贫穷的时代去吗？正是“效率优先”才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才给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和自由。而打开窗户时飞进的几只苍蝇并不能否定打开窗户而带来的更多收益。　　　

评：任先生认为最大的不公平是平均分配，这样的雷人的话语，能让贫富差距悬殊的八十后接受吗？他们多数人更希望是平均分配，因为毕竟平均分配还可以分到自己头上，而靠丛林法则去竞争，那其中的许多绵羊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只有自杀或杀更弱势的群体报复社会是他们的选择，难道屠童事件和富士康十三跳不是最好的证明吗？没有公平正义的效率优先，就是鼓动社会民众都成为豺狼，现实我们看到正是如此，因此任先生苦口婆心的对八十后说，还不如和你同路人说说，你们发发慈悲给蚁族们留条活路吧！　　

改革让社会与民众富有之后，更多的人会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那些受到自然灾难伤害和其他原因而贫穷的人。因此慈善被当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社会责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误以为只有社会的捐助才能实现救助与贫富的平衡。其实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是在无奈的没有任何社会资金的援助中自我奋斗和挣扎的，而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总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人民的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当人们奉献爱心时，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懒人，而正是改革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而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评：唐山大地震，我们没有外援，我们可以凭自己力量再造一个唐山。甚至都不用全国各地去募捐，政府就解决了。而如今权贵富佬们还在利用民众的善心在募捐，而自己又和自己拥有的相比捐出多少呢？看到乞丐捐出一百，那是倾其所有，你们能象乞丐一样无私奉献吗？你的理论是慈善和救助会培养懒汉，我们看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改造了多少自私自利的门徒，很少见为人民币服务能真心实意让人去奉献，难道下面的摊派募捐还少吗？那是爱的能力，还是权力的侵占？我走到红旗渠看到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焕发出的伟大的奉献精神，难道红旗渠不是一首人间伟大的爱的颂歌吗？难道当年人的爱能力不够吗？今天八十后看到倒是权贵富豪们把工农的爱心通过管理层收购变成了自己的财富，难道是因为他们有伟大的爱的能力吗？　　

改革开放让更多人拥有了产业和自谋生路的机会，同时也产生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抑制困扰着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与生存的问题。五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条石”遭遇让这个曾经是民选的国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剥削与阶级斗争的错觉不但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名义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为了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标准限制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用甘当一颗螺丝钉的雷锋精神奉献着几代人的青春。严格的就业条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严酷的剥削的基础条件，那时人们没有就业的选择权，自然也就失去了劳动力价格的谈判权。当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剥削时，并不知道是邓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狱之灾。是无数个冒着生命危险的改革创新者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员限制性条件的进步。在由国家劳动保护制度监管的条件下，就业条件与就业选择就是对剥削最大的挑战。充分的就业机会早已经改变了劳动的价值观念，劳动资源的自由流动才是打破剥削约束的基础。而任何试图自主创业者都将面临雇工的门槛，不打破对剥削这个旧观念的枷锁并重新的劳动就业自主流动的新背景下认识，就无法发展市场经济，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投资与就业机会的创造就正是帮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来的人共同富裕的条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剥削的一族，更不是贬义的象征词，而是这个社会中的常态了。如果没有了就业的选择权和就业的机会，则必然会变成只有一个国家安排的就业出口和只能无条件接受低工资“剥削”的机会了。而劳动就业与创业的自由则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权利回归与人权的保护。　　　　

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三十年前的拨乱反正的正义之声，再次成为民众检验任先生说的是否正确的依据。剩余价值难道在我们市场下就没有了吗？大批报道的黑砖窑、几千万下岗工人、大批讨薪的农民工，这庞大的人群的遭遇难道是老百姓杜撰出来的吗？没有工作岗位，有就业权利有意义吗？难道你不是在为剥削有理正名吗？在事实面前，你就不能少说两句，闷头发大财，你一出来说不就是在挑动社会不稳定吗？　　

必须承认改革前后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但也必须知道大多数的贫富差别不是来自于腐败与权钱交易，解决了70%就业的民营企业经济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时代在改革中的产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劳动与风险意识从逼迫中创出了一条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处于贫穷的同一起跑线上，都没有资金、没有依靠，甚至没有法律的保护，而最明显的则是有人放弃了国企的稳定大锅饭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着国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担市场风险。而创业者在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国企却许多在破产与下岗中沦为了贫困和再就业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担风险的意识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因投资而获利的机会，因此整个社会中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论是从事工业、商业、农业还是服务业，都有许许多多的致富者，同样也有许多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失败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创业的艰辛，只看到许多企业、个人今天的成功，并将这一切归罪于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平，只会让八零后一代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对竞争的努力而沦为不可救药的一代。其实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骚和迷茫的，他们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领域中的成功。但少数牢骚满腹的言论却破坏了这一代人在社会中的形象，传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满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睁眼看看那些同辈的佼佼者并回过头来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将生活的重点放在自身的改造与努力上呢？更多的贫富差别不仅来自于制度，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　　　

评：我们可以成立民间盘点队伍，盘点下任先生说的有多少富人是合理合法发财致富的，正当的发财百姓没有意见。但百姓见到的是权力腐败、官商勾结、黑社会发家，难道重庆打黑打错了吗？他们都是正当发家吗？0.4%拥有70——80%财富本身就是犯罪，不要说什么，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事不能允许的，老百姓觉醒只是时间问题。你也不必巧鼓舌簧继续辩护了，觉醒的民众会把你作为反面教员的。　　　

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中确实仍存在着许多的不合理性，纠结于政治中的传统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进程，确实有许多的不尽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动摇与退步确实在引发着社会的不满。腐败对社会与市场的冲击确实在制造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了社会中的贫富分化，也产生了社会中的公平问题，但这一切都是在整个世界都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中的矛盾，不是社会所固有的不可改变和在进步中解决的矛盾，我也会对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错误提出一系列的批评，但这是善意的帮助，而绝不是恶意的攻击。许多人误以为可以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或说统治就能改变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这不过是一种痴心梦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中改进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实现只有一种制度一样，就像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生产企业绝不会只有一种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一样。社会渐进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减少战争与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认识与改革的纠错机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试图用推翻现有政权的极端言论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错误与生存的环境，自然无法在对比中发现社会的进步与改革的伟大。这个社会中并不是都必须依靠革命与推翻现政权才能进步的，就像美国的两党竞争很激烈，但没有一党会推翻法律而重建国家体制；就像日本的多党派竞争会在几个月内重组一次政府，但没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会制度。这也许就是忠诚性反对与颠覆性反对的不同，而那些以为退回到毛时代才会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种无知的愚昧中了。　　　　

评：任先生劝青年人不要选择暴力革命，选择不选择暴力，那不是由青年人决定的。正象周星驰演的《武状元苏乞儿》结尾处，皇帝希望他领导的丐帮不要作乱，苏乞儿回答得好：丐帮壮大与否不由我苏乞儿，决定于丐帮多少的是你皇帝呀。当年毛泽东开辟文化革命本来就是限制私欲价值取向的，斗私批修吗。这是可以避开历史上的天街踏尽公卿骨局面重演的，但新时代的公卿们却不领老人家的情，非要为民众选择暴力革命提供机会。难道不是吗？人民忠诚与否，不在于民众自身，在于干部富豪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固然没有制度的公平条件仅靠个人的努力会减少成功的机会，但没有了个人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制度上保证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盖或淹没了。很明显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学校与好企业中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于是这中间就难免在资源占有欲分配的竞争中出现腐败与不公平。但马云从上海到杭州的搬迁；农民工在城市间的选择与流动早就告诉了社会，在那些并非资源严重短缺的竞争的城市正在用优惠的政策、宽阔的天地、满腔的热血打开着大门，热情的欢迎优秀的人才、企业去创业、去就业，更多的体现着公平的竞争。许多眼睛只盯着大城市的八零后则不是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竞争中培养与锻炼，而是只贪图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准、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捡到”的机会。然而抱怨正来自于他们仅仅看到了机会而不知道为了这些机会就必须承受更多的磨难，就像王宝强会为了挣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而将自己捆在树上睡觉一样。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价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观念。许多人并没有为居住于唐家岭而抱怨，是因为他们知道用必要的代价才能换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则会在不同的城市中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环境，毕竟不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条件在同样的努力中取得同样的成果的。能力则会在相对的比较与竞争中展现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马的策略不仅表现在对阵的博弈之中，也体现着能力的选择之中。更多的机会只留给那些没有幻想并尊重事实且会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们。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与发展的一代，而是机会众多的一代，问题只在于个人的正确选择。　　　　

评：任先生呼吁青年人学习王宝强，忍受苦难，训练能力，终有一天可以成为人上人的。这就是任先生依然用精英教育模式教育青年人，但他似乎忘记了，十羊九牧迟早会压垮底下的民众的，何况底下民众又有一批同样也素质优秀的精英呢？蒋介石时代，不就是有同样一批和老蒋团队成员一样优秀的，一方成员在城市里花天酒地五子登科，一方却官民平等，一样与士兵挑着粮食上山，朱德的扁担不就是共产党人引以为自豪的文物吗？你们教导的价值观就是让少数人骑在多数人的头上，但当少数人素质低劣化后，民间精英就取而代之，这就是历代王朝更迭的铁律。这不就是黄炎培给毛泽东提的问题吗，不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吗？你觉得您的呼吁能改变精英发展模式吗？您觉得精英不与民众交融，社会能长久稳定吗？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们少了许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们多了许多科技的发展。当我们用石笔、石板写写画画时，他们有了五颜六色的纸和笔；当我们用算盘学习数学时，他们有了计算器；当我们用数十里地的奔波去找个邮局从千里之外打电报时，他们有了网络；当我们用等待数日的平信传递家音时，他们有了手机与短信；当我们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弹弹球时，他们有了机器人、变形金刚的陪伴；当我们为挣着骑一辆自行车而打架时，他们有了私人的座驾；当我们为挣一个课桌写作业时，他们在挣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当我们高兴的从哥哥姐姐手中接过穿短了的衣裤时，他们却一身的世界名牌，踏着耐克的鞋、挎着LV的包……数也数不清的多与少，数也数不清的进步与变化。　　　　

评：技术进步，工具进步，不代表人就幸福，幸福一方面取决于价值观，一方面取决于自己同类的言行比照。至于是否由于任先生说的预期破灭倒是其次的，因为大家都一样，也就没有那样的预期失落的。你列举的是你感觉幸福的角度，但不是别人的。离开年轻人体验的过多说教，不会有任何效果的。　　

是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社会进步去比奴隶社会，但却可以对比改革前后，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八零后的父母们的经历，是一个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发展历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权利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生活、成长并努力奋斗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社会是在变化和进步的；至少他们还应知道不能仅停留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而应靠他们的牺牲于奋斗精神创造未来，而绝不能在原地踏步还痛恨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与条件。　　　　

评：是应该让全天下父母们好好总结下他们年轻时代的富有与失落。比如他们富有的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就是我们今天缺失的，也是造成今天不幸福感觉的“罪魁”。也说说一个城市是如何从49年连一辆公交车没有，而有了公交车，如何从只有几个灯泡的照明，而有了千家万户的光明的。太多了，好好总局下前三十年是如何“经济崩溃的”，是如何造红旗渠的，是如何政治廉洁的，是如何有精气神的，是如何夫妻俩养活十个孩子而少忧虑的，是如何集体唱红歌的，是如何学习文化的，是如何拉近知识分子和工农关系的，鞍钢宪法是如何调动领导技术员工人呢积极性的，是如何搞出枫桥经验的，是如何免费教育医疗的，等等。把正面的反面好好介绍一下，八十后就有感觉幸福的能力了。　　

而只有了解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过程才能正确的认识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来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时间与机会，才能正确的认识到灵魂深处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与目标，才能学会如何做人、如何从零开始脚踏实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轻装前进，才会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什么是正确的幸福指标。　　　　

评：确实应该好好了解下，为什么会有六亿神州尽舜尧，为什么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真小人的，为什么失去了诚信，为什么假冒伪劣盛行，为什么黄毒黑泛滥，为什么妓女遍地，为什么今天道德底线都没有，而那个时代却大公无私精神，有雷锋那样的大傻子。你问过雷锋幸福吗？难道他幸福是装出来的吗？叩问灵魂太重要了。任先生指出了法门。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正是宣传工作不敢让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应熟知的中国历史和发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穷为自豪和名义上的弱势群体而威胁社会的现象就主导了社会的舆论，也造成了社会中年轻一代的思想混乱。　　　　

评：任先生再次总结宣传不到位，造成以穷为自豪和名义上的弱势群体而威胁社会的现象就主导了社会的舆论。好像大家一宣传就是真的似地，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还是用事实说话吧，我想还是现实是最好的教育，宣传是第二位的。难道不是吗？你说得再多，只要你散尽万贯家财，大家就会感觉你真是大家的贴心人，要不你试试？　　

如今红绿灯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会称为是“强势”的司机，而行人、自行车、三轮车等被自认为是“弱势”的群体虽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将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践踏。许多人用城管的野蛮来抱不平时，却不是道当年的“三自一包”中的养鸡养羊都被当做是资产阶级的根苗而被强制性的没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为什么还要非法的掠夺社会的资源并不缴纳税费呢？思想观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从对过去错误的比较中看到今天的进步吗？　　　　

评：不要小看了工农，如果权贵资本家把法律当法律，老百姓也不会无视法律的。毛泽东时代没有那么多法律，照样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难道几十年发展后，后代还不如前代吗？再则不要用市场经济规则来批判计划经济的规则，这难道也是任先生常用的逻辑吗？　　

中国从错误的泥沼中爬出来仅仅只有三十年，无法与坚持了上百年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相比较，制度上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为什么毛时代的中国人反而幸福指数高，而改革之后经济发展了反而幸福指数低呢？　　

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不是没听说过，我们用三十年完成了欧美几百年的工业积累，难道我们过去的建设成就能说一笔勾销就一笔勾销得了的吗？找不到自己幸福和不幸福理由，拿人家标准来说事，说得通吗？　　　　

因为那个错误的时代中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有一个明确的信仰，有一种追求，没有一种制度约束但有一种精神的约束，知道艰苦朴素与艰苦奋斗吗，生活与幸福的标准与要求很低（也许是无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宽容错误。当文革打破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维持，知道改革开放之后才给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和后来人身的自由与权利。　　　

评：错误年代有不一定正确的信仰，　这话好让人费解，让人大公无私团结一心的信仰难道不是正确的信仰，那你能列出世界上哪些信仰是正确的信仰，比我们这不一定正确的信仰更优越？正确信仰都是让人的欲望有节制，让人心灵的解放，没有听说节制欲望还是信仰的负面因素的。对文革的妖魔化也不必刻意，毛泽东总结文革有两点失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但还没有见改开时代的领导自我批评总结呢，难道改开就没有失误吗？　　

但从泥沼中爬出来又岂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努力中，从小岗村的血手印开始，从一群群探索者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被无情的淹没开始，经历了的少风风雨雨，无数次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才让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让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继续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用自己的生命为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评：自从沈浩这位优秀代表累死在岗位上，就把小岗村典型打入了冷宫，这个探索模式本身就是说明错了。只能说发展人自私自利的意识的改革不会有好果子的，他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走集体化之路、机械化之路注定农村没有出路，除了政府卖地卖出好价钱外，农民终年劳作也不会有多大进步。风风雨雨的改革让少数人富起来了，让官僚系统积重难返了，让黑社会猖獗了，让一部分先致富的移民了，让改革开放的财富一大份流失了。为下一代留下的除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就是城市水泥垃圾堆在未来无法清理了。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成功的，而过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让天堂中的梦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恰恰是幸福指数之所以不高的原因。政府过度的承诺也无疑是给了八零后一代过多的幻想，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实现的事，都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个人均ＧＤＰ还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靠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奋斗又怎么会一步登天的成为世界的前列呢？　　

评：如果还在忽悠群众保障体系不是一天实现的，民众只需要要三十年前的福利就行了。三十年可以实现的，为什么发展了，反而还实现不了了，这难道不是任先生为自己的集团找出的托词吗？我们不是曾经没有拥有过，是曾经拥有，是你歌颂的改革让他们失去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嘛？　　

看清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降低对幸福指数的标准，抛弃那些幻想，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动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车轮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树底下好乘凉，则这棵大树一定会在你摘一片叶子遮阴他折一枝挡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维护与培育之中。　　　　

评：年轻人就是按照贵利益集团设定的步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如今大学毕业了，却没有了工作。难道他们还不脚踏实地，他们是用金钱和汗水才拿到你们发的文凭。那么多的投资难道连一片遮阴的叶子都难收回吗？　　

抱怨并不能让社会财富增加，也一定会在别人的进步之中让自己更落后。正如统计中的人均收入增长了，一些人称为是被增长了。因为他们的不努力让他们落后于他人的增长，在竞争中成为了失败者。是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一定会有失败者，但对每个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应是失败者，这样社会才能在共同的努力与争先恐后中进步。　　　

评：竞争就有失败者，你不做失败者，自有别人做，难道让人做失败者就是合理的吗？你如此无情，那么失败者无情地对你，你为什么不能理解呢？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蚁族”是一群“有着雄心壮志但缺乏实用的技能”，有着追求财富的虚荣之心而无脚踏实地扎实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评：用美国说法骂蚁族：“有着雄心壮志但缺乏实用的技能”，有着追求财富的虚荣之心而无脚踏实地扎实工作精神的一族。而事实上这些蚁族的价值取向，就是你们多年教育示范的结果。难道你在否定自己的价值取向吗？那你还呼吁他们不要抱怨，那么该找谁去诉说呢？老师教导的学生，学生按老师言传身教去行，老师却说学生不对，这样的老师不该挨骂吗？今天老师不就是挨骂的对象吗？因为他们不自尊，所以也很难得到学生的尊敬。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将眼光盯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或改革这些缺陷，而只会对这些问题与缺陷表达成无限的抱怨，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终沉沦于感叹幸福指数的不高之中。　　　

评：任先生错了，八十后不缺乏想象力，他们已经通过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声音，如果你们无视他们的抱怨，那他们会以行动践行抱怨之事，而不是口头抱怨。诚如许多民间精英判断的，各地干柴已经备足，只待烈火延烧，你没有感受到这种硝烟味道吗？但从你的大量观察，写出这样的文章也足以说明你发现了，只是还不承认罢了。　　

八零后一代应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虽然中国的社会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进行改造与创造。而挑战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弃个人贪婪的冲刺。幸福其实恰恰就在这冲刺的后面。　　　　

评：八零后确实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他们经历了上学交钱、工作动荡、没有住房、工资低廉、无能力养家、大量单身、尊严受辱等等，而又物质欲望强烈，渴望富有，渴望和富豪官僚一样不劳而获，但他们所求却没有机会和平台，他们在寻找希望。还好任先生文章给他们指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理念，也许是他们未来必要的选择。毛泽东是他们的领路人，当八十后崇拜毛泽东由今天10%推向30%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真正会属于人民的世界了。　　

任文出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0krn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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