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的记者问得好！
——对中央外宣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的感想
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前一个时期在内地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低级庸俗的图书和电视节目，有一些声音说这些低级庸俗的图书和电视节目出现是由于文化体制改革造成的，请问部长有何评论和看法？”
高山美
今天在人民网上看到了一个系列报导：
“ 人民网北京 8月19日 电 (记者文松辉)中央外宣办今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和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介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前几天还看到新华社（2010.8.10）记者采写的一篇有关报导，题目是：《改革创新天地宽——各地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情况综述》，报导了天津、山西、辽宁、安徽、山东、河南、陕西七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何谓“实质性”进展呢？根据报道来看就是全省市，有多少出版发行单位、新华书店、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单位、文艺演出单位等“文化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一些县级文艺院团自主走向市场。看来这就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实质进展，成为2008年以来各省市的“一把手工程”和干部考核重点。
在这次的新闻发布会上主要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和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对2003年以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们的介绍和新华社的报导，给我总的一个印象是：当局所注重的改革成果，主要还是体现在：中央和各省市已经把多少文化事业单位改成了企业，实现了多少“增加值”、“市场化”、“ 票房”、“收视率”、“发行量”，而对文化产业化改革对社会主义的文化生活应有的社会责任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重要问题却都没有主动涉及。如对反“三俗”的得失等等，关注的就较少。在香港《文汇报》记者提到这个问题时，孙志军主任在回答中也没有把它与文化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阐述。然而文化与经济不同，它的主要任务不可能是创造价值——“经济效益”，何况我们国家也“不差钱”。结合当前反“三俗”的国际国内形势，有一些现实问题，希望进一步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解释。
一．希望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划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重新划分为两个部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企业”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这里包括了以先进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深入广大工农兵生活和生产的实际，真实的反映了各阶层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和美好心灵；通过生动的文娱形式，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们的情操，美化人们的心灵，30年来，创作出了无数题材广泛的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
譬如反映云南白族人民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在人民公社时代，浪漫主义的纯洁的爱情生活的《五朵金花》是在困难时期的1960年上演的，当时曾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肯定和喜爱，因为它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奔向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动人场面；它正确的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当时的人民艺术家和人民心连心的美好心灵；它还生动的刻画了少数民族自己培养的青年公社干部的可爱形象；同时它还生动地刻画了，当时青年人自由、高尚、美好而幸福的恋爱和纯洁的爱情生活，这就是我们至今还在怀念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电影还用着优美的民族音乐和歌唱给我们以真正的艺术享受。而在当时这样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电影是难以胜数的，写战争题材的更多，如写抗美援朝的《英雄儿女》，内容也很丰富，还有《南征北战》、《冰山上的来客》无不都是如此。一部短短的电影，居然包含了这么多的思想内容，这就是一部优秀文艺作品应当具有的品格。再看看今天的电视连续剧，为了赚钱，把剧情无限拉长，内容拉杂、空洞、荒谬，大量浪费国家物资、资源和经费，把中国优秀的文艺降低到港台娱乐片的水平，这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呢？
对比前30年和后30年文艺界“产品”的现状，人们必然会提出这样的怀疑：文化体制改革，究竟是要把中国的文化事业办好呢？还是要办坏呢？中国前30年文艺的指导思想究竟在理论上有什么不科学的问题需要我们“改弦更张”？在文化体制改革之前我们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了吗？？如果没有，改坏了，由谁承担责任？？这毕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朔造的大问题，是关系到“三俗”为什么会在今天的中国产生并大肆泛滥根源的大事。
如果拿不出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理由，希望当局三思，这样的历史责任，恐怕谁也承担不起。毕竟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党和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多少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也是三十年来党和革命的文艺工花了毕生的心血和劳动创建起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如果今天无端被我们搞坏了，我们就是罪孽深重的人民罪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必然不能不写上这可耻的一页。
二．毛主席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国企改革30年来，其动机不能说不好，“成果”是表现在各方面的。但是老百姓的感受概括起来就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就不了业，就是创了一点家业，经不起风吹浪打，由于社会大环境的脆弱返贫很容易；再就是贪污腐化成风，黄赌毒等等社会问题成堆，老百姓谈“改”色变。具体到文化改革领域，就以新闻出版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的转制来说，高校和科研的腐败就与此息息相关。当前高等院校评岗和评职称，都要求出书，在中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在80年代评职称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腐败，论文发表当然必须要符合期刊的质量要求，一旦发表了当然还要给稿费（劳动的报酬）；改制之后，这些单位总不能空着肚子干活吧，因此被迫只能把“人民币”也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之一。有几篇好作品维持他的读者群，再留出一些篇幅给“人民币”以维持它的生计，这样一来，不仅期刊、图书的学术质量必然打折扣，而且必然影响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职称评定的风气和质量。所以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前一个时期在内地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低级庸俗的图书和电视节目，有一些声音说这些低级庸俗的图书和电视节目出现是由于文化体制改革造成的，请问部长有何评论和看法？”是问的很好的。他很中肯的提醒了我们，制度的改革，不能牺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更不能助长腐败。
在实践的结果已经显示出它的矛盾和问题的条件下，文化事业的“改制”是不是还应当完全按照国企改革的路子照抄照搬呢？？而且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无非显示了：上一代的福利，新一代就没有了，新一代的福利要低于老一代，80后的生活要低于50后。问题在于这样的安排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和实际根据？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在劳动者的辛勤劳动中发展，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理应越来越好。“改革”不但不应当取消他们上一辈已经有的福利，还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有所提高，这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我国已经成了美国的债权国，有这些钱借给美国，为什么不用来增加人民的福利，如果这样，我国的内需就不需“拉”而自己就“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永远也不会影响到我国了。不要忘记我国30年前是一个令资本主义世界羡慕的、“供不应求”的购买力极高的国家。
如果面对中国目前的实际，不问青红皂白，一定要搞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把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改”成“文化企业”.生造出什么“文化生产力”这样反科学的词汇，那么我们不得不问一问你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因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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