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E案—停止一切取消死刑之议，先解决社会紧迫问题
宋公明
法律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边界，是社会的防火墙和防汛堤，应当以预防为主。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总是与这个边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的行为红束在道德的纪律的范围之内，所以违法犯罪的人总是少数。对于少数敢于以身试法者，则要于以坚决打击，才能以警效尤，震慑来者。因此法律就要有足够的威慑力和强制力，还要有足够的纵深配置，从行政处罚到死刑形成梯次。就如围墙和堤坝一样，要有足够的高度和强度，不能因为墙的高度有富余就拿掉几块砖，也不能因为堤坝厚度很大就挖掉一些土。
刑罚的强度，要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多大，不是由良好愿望的所决定的，而是由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后果所决定的。所以刑罚就必须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保留最严厉的手段。至于用不用，如何用，主动权在我。如果失去这个主动权，那么岂不是自捆手脚吗？
因此，无论是取消全部死刑，还是取消部分死刑，都是自毁长城，无事生非。杀是为了少杀，有是为了没有，这是辩证的关系。因为警察手中有枪，所以才能镇慑歹徒让他举手投降，而不必真的开枪，避免了双方死人。如果警察手中没有枪，那么不是自己伤亡放跑歹途就是死的人更多。同样，正是因为有死刑的存在，所以才能少杀甚至不杀，否则也是死的人会更多，例如死于警察的枪下或死于受害者的复仇。
据说，一些专家一再提出取消死刑的动议，其中原因之一是害怕让洋人误以为我们是个死刑大国。这真是太荒唐了。中国是主权国家，中国人的法律，管的是中人的事情，干嘛要仰外国人的鼻息看洋大人的脸色？他外国人的法律千奇百怪，荒唐透顶，有法官戴羊皮帽子像个小丑的，有实行鞭刑的，有判几百年徒刑的，他们有什么资格“误认”我们？
某些人不知是不是奉了洋大人的旨意，一直对中国的法律制度耿耿于怀，必欲毁之而后快。孙志刚事件之后，有人发起鼓噪，废除了城镇收容管理条例。据说这样就“人性化”了。结果呢？是城市流浪乞讨现象大量增加，很多人露宿街头，或住在立交桥下，去年冬天南京竟然有流浪者冻死在立交桥下，这就是“人性化”了？孩子不愿打针就由他去，洪水来了村民不肯离家也不要管他，这就是尊重个人自由，否则就是侵犯人权吗？这就叫“人性化”吗？其实孙志刚事件完全是个偶然的个案，与法规无关，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可以打人。而类似的违法现象也不是收容中才有，看守所里“躲猫猫”及类似的死亡事件不是频频发生吗？为什么专家不讲人性化了？城管把小贩当敌人，街头血案不也是屡见不鲜吗？专家们为何又不讲人权了？
某些专家们先是主张完全取消死刑，看看不能得逞，于是就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提出先取消一部死刑，以此来作为过渡。为什么取消这13种死刑呢？这也是王小二下面，看人兑汤。因为经济性犯罪，都是特殊主体，也就是具有一定身分的人才有资格。例如贪污罪，只有国家公务人员才够格。所以取消这类死刑，特殊主体们当然是欢迎的。但是老百姓就会不服气，就会有意见，这样就造成了社会的对立，给执政党出了难题，看你怎么办？
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制度，必须处理好合理和有效的辩证关系。合理总是相对的，不能为了所谓的合理而牺牲效能。例如在十字路口遇到红灯，即使没有来车也得停下等候，看上去似乎并不合理，但是现阶段仍然必须如此。如果即使说取消死刑是合理的，那也是遥远将来的事。在当前乃至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经济性犯罪仍然是社会的重大危害，也是人民无法容忍罪恶。特别是重大恶性经济犯罪，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政治上也会深受其害，还会引发其他刑事案件和造成社会动荡，所以社会危害特别严重，民愤极大，如果不判死刑（包括死绥），必不能震慑犯罪，也不能平民愤，人民对政府的反腐决心和执政能力势必会产生怀疑和不满，从而对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构成巨大威胁。如果不是专家级的愚蠢，也不是无事生非，那么只能是居心叵测。
总之，死刑的存废，在学术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统一；在实践上，得不到人民的赞同，除了让洋大人满意之外，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无论是取消全部死刑，还是取消部分死刑，都不是当务之急，应当搁置起来，容以后再说。至少，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不必去下结论。而当前急待解决的国计民生问题多如牛毛，不应当再把精力时间化在这种无谓的争论上。所以特提出建议，立即停止审议一切取消死刑的议案，而把反暴力拆迁、反城管暴力执法、反汉奸卖国，反腐败渎职，保障就业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列入议事日程。
20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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