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天堂没有慈善

    由于近来“巴比”这两个美国人的一系列慈善举动，关于慈善的讨论在中国也很热闹。在当今中国讨论慈善的声音中，有一种论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人没有慈善精神，西方由于有宗教，因而西方人更有慈善精神。这个论调进一步延伸便更加证明了另一种既定观念，即：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西方人也比中国人优秀。因此，近年来关于中外慈善的呱噪之声，很多都带着“逆向种族主义”的色彩，以强化中国人的自卑自贱。在慈善问题上，国内国外都是资本家、有钱人，舆论的胡言乱语几乎等于在说：外国资本家也比中国资本家心慈面善、富有爱心。由此，民众们如果要找一个崇拜的对象，当然就要找一个西方文化中诞生出的“世界首善”。
    慈善问题在东西方历史文化中的确有所不同，然而，两者的不同，绝不是当今大量舆论所宣称的那样：西方人更愿做慈善，或者西方人更有爱心等等。慈善问题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对政权的要求。正像当今很多膜拜西方的舆论所说的那样，西方历史上的慈善，主要是教会所为。我们就从西方宗教开始讨论。西方宗教里有“天堂”的概念，所谓“天堂”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在天堂里，人们不愁吃喝、无忧无虑、快乐无比。因此，在最幸福的天堂里是没有慈善的。换句话也可以说，在理想化的天堂里面，上帝或大自然给予所有人充分和平等的恩赐，等于是做到了百分之百的慈善。用物极必反的观点看，百分百彻底的慈善就等于没有慈善。西方宗教的这种天堂概念体现在西方世俗社会的理论中，就是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同时，每个人都有高尚的情操。所以，在共产主义这样绝对理想化的美好社会里，也是不需要慈善的。因此，按照西方文化的精髓，真正美好的社会，根本不需要慈善。
    慈善是什么？慈善就是社会上有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房子住、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等，从而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如果百分百彻底的慈善——按需分配——做不到，那么，一个社会越是需要慈善，就越说明这个社会源头上的不平等、不公平越严重，便只能用慈善在结果上做一点修正。中国有一个老故事，即“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授人以鱼”就是慈善。中国人不太喜欢前者，而更愿意后者，“授人以渔”。虽然“授人以渔”说的似乎只是一种获得财富的技巧，但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关联：当一个人垄断了所有的江河湖海、大小鱼塘，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抓鱼，其他人没有权利抓鱼的时候，他用“授人以鱼”的方式来做慈善，是否很虚伪？先剥夺了其他人获得财富的权利，然后又用慈善的小恩小惠换取人们的感恩戴德，这样的慈善如果成为普遍化的必然，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出了严重的问题。这种慈善也等于说，它只是用来安慰弱势群体安于现状的一点甜头，免得他们破罐子破摔地造反，而不是从源头上解决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行善很容易导致一种优势，接受慈善很容易就在人格地位上出现不平等。因此，中国传统政治要求社会和谐、人人和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一定是不太需要慈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人人有出路、人人有尊严的美好社会。春秋时期著名的管仲在执政期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鳏寡孤幼得以安置，如果他管辖范围内出现了乞丐，管仲便认为是自己的失职。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如果一个社会火烧眉毛地急需慈善，一定是政府的失职或者不作为。如果一个政府能够公平、公正，施政的结果做到人人安居乐业，人人能够自己安排现在与未来，这个社会就不太需要慈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良性健康的社会对慈善的需求少；大量急需慈善的社会，如果不是因为意外，一定是制度上出了问题。
    西方历史上为何会出现以教会为主体的慈善？因为西方社会从古至今，政权都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或者自身就是利益集团。西方中世纪封建王权制度时期，代表国家权力的国王只能管一些贵族，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意思是说，国王代表国家权力，只能管贵族，管不到贵族手底下的农奴，因此，国王想给普通百姓做慈善都不行。西方现代社会这种情形依然很强烈，不同只在于，封建王权时代的土地世袭贵族，在现代社会变成了金钱世袭的资本家。因此，在欧洲中世纪，等级制度造成的永久不平等、不公平，会激化社会矛盾。为了化解矛盾，必然导致对慈善的要求。国王代表的国家权力不能做慈善，只能由教会来做。同时，教会的慈善也成为吸引教徒、扩大势力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有不同。中国传统的宗教生存主要靠社会布施，自身做慈善的能力有限。而西方教会是可以同世俗权力相抗衡的大地主，因此，西方教会也有做慈善的实力。教会成为与世俗社会抗衡的大地主，并不是一件好事。法国大革命时期，剥夺教会以土地为主的财产，是实现平等、民主等人权的重要内容。而拉丁美洲虽然制度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一致，但是，拉丁美洲依然长期处于贫穷状态。造成拉丁美洲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对于拉丁美洲的农民来说，他们没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剥夺教会的土地财产，使得农民没有土地、土改难以进行。长期以来，教会在拉丁美洲这个新大陆掌握大量的土地，又用信仰控制着人们。因此，即便教会做慈善，也改变不了人们长期贫困的局面。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终于像中国古代政治一样，要求政教分离，因此，西方历史上原先由教会承担的慈善，一部分成为现在西方政府的职责，各种社会保障、福利便是体现。
    事实上，当今西方政治所要求政府具有的“慈善”责任，在中国古代社会早就实现了。人所共知的“开仓放粮”，就是重要的体现。只不过，中国古代政治认为，那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而不是“慈善”，从而不需要人们感恩戴德。政府“开仓放粮”的救济行为，在西方历史上几乎见不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比西方先进得多，西方现代社会不过是学习了一些中国古代政治的原理、做法而已，还学得不像。如何不像？中国古代政府的“开仓放粮”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对于慈善、救济的一种要求。虽然中国古代政治要求“施仁政”，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依、幼有所养”、鳏寡孤老有所托，但是，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经常发生的国家，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即便每个人都被“授人以渔”，也难解燃眉之急。因此，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是：风调雨顺时，人人安居乐业，除了少数鳏寡孤老需要救济，一般不太需要慈善，因为人人都有可以自己做主的谋生手段（顺便说一下，中国民间慈善很早以前就很完善）。一旦发生意外，例如自然灾害，个体难以抗拒，政府就需要大力支持。在这种时候，社会上富裕的个人也会做慈善。这种慈善与当今西方社会的慈善便有了一个巨大的不同。由于救灾就是救急，在这种场合下，中国社会要求所有的慈善都是真金白银、真米实面、雪中送炭，而且要求立即到位。中国首善陈光标的做法，就是符合这一中国传统的做法。这种慈善容不得西方社会那种号称裸捐，实际上只是捐利息，或者承诺到死后再捐的“做慈善秀”。
    简单说，中国古代的慈善就是，平时社会相对公平，大家安居乐业，所以不太需要慈善，或者说平时的慈善只是小范围、临时性的需要，针对少数有特殊困难的人；灾时大家齐心协力，真金白银地真诚帮助，共度难关。而西方社会的状况是，平时就贫富差距悬殊，慈善成为大规模、长期安抚的需要；灾时却磨磨蹭蹭，像前几年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那样，救灾慈善难以及时到位。东西方对于慈善的这种差异，在现代社会还造成一个差别。中国人从古至今，做慈善是不讲回报的，所谓恻隐之心、将心比心，人人助我、我助人人，就是中国慈善的本质。前文讲到西方历史上教会慈善的时候，提到过一个细节：教会做慈善有一个自己获利的动机，那就是更多地吸引教徒，壮大教会实力。教会慈善的这个交换条件，原因在于政教合一，教会希望掌握大量世俗权力。如果没有这种世俗权力，欧洲教会难以发动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战争，以掠夺东方财富，也难以靠卖赎罪券而大发其财。西方历史上这种有交换条件的慈善，演变到今天，大资本家在做慈善的时候，同样有交换条件。政府的免税是明显的条件，获得社会地位和良好的社会形象，为自己在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形象涂脂抹粉，是隐形的条件。还有一些隐性条件更需要我们警惕。

    人们在评论中国古代政治时，经常会说到朝贡贸易。现代不少人用西方的观点解读中国古代朝贡贸易时会说：中国古人太傻，与别的国家做生意，宁愿赔钱。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中国古代的朝贡贸易并非都是赔钱，更多是公平交易、各取所需。其次，朝贡贸易中的确有赔钱的现象，如何理解？这就是中国古代政府长期性地对中国以外地区、国家的慈善行为。中国古代政府对内可以“施仁政”，做到除了发生自然灾害，平时不需要太多的慈善，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政府管辖范围之外，做到这一点不太容易。古代历史上，中国周边地区长期比中国落后，中国古代政治的优越在于，经常以朝贡贸易的方式，对周边地区做慈善。这一方面是同情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平”这一整体利益。如果在国家关系中，国与国之间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周边穷国很容易会对富裕的中国形成武力威胁，因此，朝贡贸易这一带有国际慈善性质的行为，配合中国自身的武力后盾，是长期维护良好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蛮族入侵，这是另一个话题。
    从历史上说，西方国家大致可以理解为，由于离中国太远，朝贡贸易的慈善没有恩及它们，才造成了他们对中国财富疯狂的贪婪。对比一下当今西方社会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或发达国家对穷国的慈善援助，当今西方社会比中国古代的落后就非常明显。近几十年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对穷国的慈善援助，没有一个像中国古代那样是真正的慈善，反而，无一不带有一系列交换条件，其中，尤以接受慈善援助国家的主权为最重要的交换条件。此类例子比比皆是，这里不一一罗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帕金斯的系列著作，《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经济杀手》、《一切都是骗局》等。如果说帕金斯所指出的慈善援助骗局主要还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为，那么，伴随着西方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这种带有明显交换条件的国外慈善，现在也开始出现于西方社会的大资本家身上。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西方社会近代极为猖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大约150年前在西方社会出现，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斯宾塞，其典型论断就是“适者生存”，他把自然界、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斯宾塞反对政府关心弱势群体，反对慈善，我们引两段斯宾塞的话：“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看起来有点残酷，实际上却很温和的固有规律，那就是低等动物之间普遍存在的，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争斗状态。这种争斗状态，其实是非常仁慈的。这一结论，对很多可亲可敬的人们来说，会使他们很困惑。实际上，衰老的动物被其他动物吃掉，要比他们在病痛中苟延残喘，最终饥饿而死要好得多。因为，衰老的动物以那种方式消亡时，不仅使它们的生命在经受很多痛苦之前结束了，而且使那些强壮的后代有更多的空间享受生存的快乐。此外，那种新陈代谢的过程，也使那些获得猎物的动物得到了快乐。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食肉动物的捕获，不仅衰老的食草动物被吃掉，那些病、残、柔弱的也被清除了。这样的净化过程，以及动物交配期间普遍存在的恶斗，避免了由于弱势者的继续繁衍而使种群退化，保障了那些完全适应环境，因而最能产生快乐的族类的未来。”
    斯宾塞所说的自然界、动物世界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关键就在于人不仅仅只是动物。人虽然有动物性，但人与人之间不能完全依据动物法则。中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就说，人如果只按照动物法则行事，那就是衣冠禽兽。这么简单的道理，西方人在150多年前还不懂，至今也没有完全懂。我们继续看斯宾塞的另一段话：“我们必须召唤那些装模作样的慈善家们，阻止眼前的悲哀会给子孙后代带来更大的悲哀。那些为政府的济贫法辩护的人们也一样，他们看不见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社会不断地排除那些不健康的、低能的、缓慢的、踌躇不前的、没有信仰的成员。尽管有良好用心，但却欠缺深思熟虑的辩护者们所鼓吹的政府干预，不仅会停滞社会的自然净化过程，更会增加族群退化。因此，当他们急迫地要阻止我们周围那些实际上有益的苦痛的时候，那些自作聪明地感叹、愚蠢地呻吟的辩护者们给子孙后代遗留下越来越多的祸害。”斯宾塞的话说的有点拗口，实际上就是说，一部分人的苦难对社会是有益的，慈善只会给未来留下更多的祸害。这种观点发展到今天，就成为“贫穷是活该”，“贫穷是个人能力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虽然我们应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异的确是造成贫富差异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决不能像“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样，把个人能力当成贫穷唯一的原因。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社会畅行了一百多年，它与种族主义密切相伴，也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提供了理论，还为野蛮的殖民主义提供了看似不可动摇的自然规律作为理论依据。它所造成的后果有目共睹，本文不用再展开叙述。在这里只想说，如果某些人把西方的慈善当成是西方社会一贯的优秀文化传统，且不说从西方教会开始“有交换条件的慈善”，就说在西方实行殖民地、奴隶制的几百年间，所谓西方的慈善传统在哪里？斯宾塞等人主倡、达尔文本人也附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根本上就是否定慈善的。与“天堂不需要慈善”一样，他们否定慈善的理由，同样是要实现一个最美好的社会。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是，在西方人的这个“美好社会”里，只有他们自己那些“优秀的人”，而不像中国古人“老吾老、幼吾幼”那样，包括所有的人。
    那么，当今西方社会为何在大力施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又开始强调慈善了？因为，西方文化所设想的任何一种“美好社会”都无法实现。不管是大力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美好社会”，还是种族主义专属性的“美好社会”，还是绝对平等的、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要么是幼稚，要么是狂妄，要么是幻想。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上述每一种理论的贯彻结果，都必然是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国内、国外都一样。因此，在导致了无产阶级永久性、长期性的不断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不得不用慈善来修正一下不公正社会制度所导致的结果。然而，它并没有从源头上消除不公平、不公正，从而使得世界性的不公正难以消除，所谓慈善成为一种长期性必然的存在。回到前面的观点：一个社会越是需要慈善，就越是说明这个社会在源头上不平等。中国古代“嗟来之食”的交换条件只是一种人格上的高低，还没有实质性的交换条件，中国古人尚且不要，当今附带一大堆显性、隐性交换条件的西方慈善，说到底，不过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美化，不过是把肉食动物打扮成“狼外婆”，骗小孩子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不能“不问动机、只问结果”。当一些人总是把中国人的道德描绘为虚伪、伪善的时候，我们为何不针对西方的慈善同样发出严肃的质疑：是否虚伪？是否伪善？如果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严重的贫富差距正是那些大喊慈善的人造成的，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世界首富”们在获得财富的时候不是那么心狠手辣，而是给更多的人留一条活路，何必还要扮演“世界首善”的角色？你把别人抓鱼的权利都剥夺了，所有的鱼都归了你自己，再分给别人一条小鱼，为何你不让别人像你一样拥有抓鱼的权利？用一个例子来说，这种慈善就好比对别人实施了抢劫，然后又给被抢劫的人留了一点回家的路费。居然还要被抢劫的人感恩戴德，天理何在！难道要人们长期靠“嗟来之食”维生吗？（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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