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百姓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

    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安全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富人和穷人都需要安全。即使对于富人来说，安全也未必是用钱能买到的。目前，中国社会的治安状况并不理想，百姓对此颇有怨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社会治安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历史比较。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年的整治，社会治安状况空前良好，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卖淫现象基本禁绝，被西方人引入的吸毒现象也彻底消失，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无毒国”，堪称世界奇迹。整个社会的刑事发案率降到低点，一般每年不超过50万起，最低每年刑事法案数为18万起（西历1956年），从西历1950年至1976年，年平均刑事发案数约33.7万起。
    然而，这一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从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看一组数据：

年份（西历）    发案数（万）

1977            54.8 

1978            53.6

1979            63.6

1980            75.7

1981            89.0

1982            74.8

1983            61.0

1984            51.4

1985            54.2

1986            54.7

1987            57.0

1988            82.7

1989           197.2
1990           221.7

1991           236.6

1992           158.3

1993           161.7

1994           166.1

1995           169.0

1996           160.0

1997           161.3

1998           198.6

1999           224.9

2000           363.7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开放以后，刑事案件发案数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而且上升速度相当快。从西历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个快速上升时期。西历1983年以后四年多时间，刑事案件发案数保持了较低的稳定，那是因为从西历1983年起，政府实施了三年“严打”。至今有些人对当年的“严打”还从法律意义上提出批评，然而，如果不是“严打”，社会治安会有什么结果呢？从西历1989年开始，我国每年的刑事案件发案数突然超过了100万起，几乎接近200万起。西历1990年突破200万起。西历1992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刑事案件发案数有一个大幅度下降，原因在于西历1992年我国提高了盗窃案件的立案标准，而不是案件发生的减少。此后，西历1994年至1995年，我国政府又进行了一次“严打”，压制了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然而，到了20世纪最后两年，刑事案件发案数再次大增，突破了每年300万起。此后十年至今，社会治安局势依然严峻。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第一，商品经济。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本上实行计划经济，因此，为了发财、获利而实施的刑事案件失去了相当大的土壤。第二，相对公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并不富裕，这种不富裕既是同国外相比，也是同改革开放之后相比。因此，是否富裕并不是刑事案件发生的原因，是否公平才是原因。第三，社会管理充分。改革开放之前，城市管理很深入，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都有完善的制度，农村地区也有公社和生产队。改革开放之后，人员流动性突然加大，管理没有跟上，大批流动人口处于失控的状态。第四，受国外影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国外很多容易引发犯罪的事物，没能进入国内。改革开放之后，打开门窗，“苍蝇也进来了”，卖淫、毒品等等死灰复燃，极易引发犯罪。第五，观念改变。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并不以发财为第一目标，但此后，直到如今，发财成为人们生活唯一的目的，加上不公平，加上商品经济，犯罪成为发财的重要手段。
    对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认为那是最好的社会。从上述几个方面来说，计划经济太强，几乎完全取代商品经济，并不是件好事。社会公平变成平均主义也不能长久。社会管理太严太死，严格的户籍制度让人失去不少自由，也不是个好办法。与世隔绝同样有弊端。然而，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改变过去的某些不足时，一下子走得太过了，矫枉过正了，尤其是观念上的彻底改变，整个社会都以金钱第一，发财至上，盲目接受国外的一切，大力提倡个人主义，“自由”成为一切怪异行为的最佳借口，……这些都是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原因。
    有一个例子可以作为辅助证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西方休克疗法的改革下，突然进入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社会治安也同时突然恶化，犯罪直线上升。近年来，人们经常谈论俄罗斯黑手党，它也成为西方电影的重要题材之一。仅从有组织犯罪说，苏联解体后，西历1991年，俄罗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为3000个，西历1993年为4352，西历1994年5500个，西历1995年6500个。其中50个有组织犯罪集团在俄罗斯全国有分支机构，拥有6000多名经常荷枪实弹、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西历1996年的数据显示，70-80%的企业和银行被黑手党索要各种保护费。俄罗斯科学院的分析统计显示，全国35%的资本掌握在黑手党那里，80%的“表决股”被黑手党掌握。人们说，那个时候，莫斯科街头某人被开枪打死，太正常了。俄罗斯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也不得不承认：“从黑社会组织的数量、活动规模看，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巨大的黑手党王国”。这是叶利钦在位时说的话，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当初他急速地滑向、无条件地拥抱西方社会，正是他这一悲叹的原因。
    有人也许会说，当今西方国家不是这样，社会治安似乎很好。这也许不错。然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走到今天的过程中，都有社会治安严重混乱的时期，不说不起眼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毫无例外，在他们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犯罪猖獗，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以美国来说，美国历史并不长，但随意杀人的阶段延续了近两百年。19世纪，最低的时候，一个杀手只收2美元，就可以替别人杀人。如此低廉的雇凶杀人价格说明什么？说明政府的法制形同虚设，杀人也成为充分市场竞争的谋生方式，有大量能够提供杀人服务的杀手，充分竞争才导致了杀一个人只要2美元！在那个时候，有难度的杀人收费100美元，已经是当时的天价。而且，这么低廉的雇凶杀人费用还说明，杀了人之后，基本上都没事，不会有法律追究。美国历史上杀了几十条人命的凶手最终逍遥法外的事例很多。与肖传国花10万元人民币只为打人相比，肖传国和方舟子如果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美国，方舟子就要倒大霉了，死100次都够了。
    这也是我经常要向那些膜拜西方的人说的话：如果要一模一样照搬西方，社会治安的严重混乱就不可避免，这个阶段有多长，也难以预料。当年，西方社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其他办法，例如移民，转移矛盾；奴隶制，让一部分永远受压迫；殖民地，少剥削本国人，多剥削外国人，等等。这种方式在当今中国一个也不能用。因此，如果我们照搬西方，能否熬过社会治安混乱的阶段，走到一个较高的平台上，还是一个未知的前景。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必须走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道路。仅仅从社会治安问题上，我们就能清楚地得出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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