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谣言摸了老虎尾巴

    虎年即将过去的时候，谣言汹汹而来，狠狠地踩住了老虎尾巴。12月25日傍晚19点39分，第一则谣言在微博上出现：“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前任村长今天被车碾死，是政府谋杀的，……”谣言一开始就言之凿凿地确认，“是政府谋杀”。26日凌晨0点3分，又一则谣言在微博出现：“村长钱云会于2010年12有25日上午9:25在本村口公路边被4个人抬起扔在工程车前轮胎下轧死”，并配发了骇人的现场照片。媒体报道，这则谣言的发布者自称是山西太原“暴力拆迁”受害者的家属。这条微博被转发3000多次。26日晚上至27日早晨，关于这条消息的各种微博纷纷出现，有些转发超过万次。短短的时间里，谣言已经被传播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次。
    如果把上面两则谣言称为“母谣言”，其后产生的“儿谣言”、“孙谣言”、“重孙谣言”更是不计其数，例如：地上没有一点刹车痕迹，监控被人为破坏，警察抢尸体，司机坐警车离开现场，四个抬人者的衣服上有“特警”字样，死者出门前镇长给他打电话，死者家属被抓，短时间里来了1000名警察，有两位目击者，目击者在被警察抓走后，遭到警察殴打，等等。在乐清警方与温州市警方开过两次新闻发布会后，谣言依然在繁殖、传播。警察遇到了一个面目不清的对手。
    29日晚上，温州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允许记者提问。自称“南方报业”的年轻女记者，法律素质很差，毫无专业常识，她用谣言来质问警方：“警察为什么抢尸体？”警方发言人在现场没有对“抢”字提出纠正，但是，在《南方周末》31日发表的文章里，刊登了警方发言人在接受“南方记者”独家约访时的话。警方发言人说：“如果是严谨的媒体，不要轻易用‘抢’这个字”。警方解释了由警方保存尸体的法律依据。在这个问题上，与“南方记者”类似的媒体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差，是导致谣言传播的众多原因之一。媒体是否要求真相？警方也同样要求真相，既然如此，尸体就是获得真相的重要证据之一。如果警方不保管尸体，留在家属那里，真相查不清，媒体是否又要鼓噪“为何不从尸体上找到查清真相的线索”？大名鼎鼎的南方报系，派出的记者专业素质、基础知识如此之差，令人惊讶。
    但是，南方报系的女记者在提问中的用语，似乎触及了这一事件的某些真相。南方报系的女记者称警方为“你们”，称媒体为“我们”。你们、我们的这种划分，是否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心理认识：你们要隐瞒真相，我们要寻找真相？但是，如果警方认为他们所要面对的只是媒体，那又错了。包括中央台记者在内，在很多时候使用的都是“网民的疑问”，警方也时常说要为“网民”解惑。我不知道“网民”是谁。媒体在质疑的时候，“我们”、“网民”随意互用，如鱼得水。即便在警方两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有关当事人的采访都已经播出，警方明确认定“排除谋杀”之后，31日的《南方周末》依然说：“在网络舆论中，多数意见仍持‘谋杀’说”。网民、网络舆论已经成了警方摆脱不掉的梦魇：你不知道它是谁，它总是不相信事实，坚持第一个“母谣言”的说法，“是政府谋杀”。这个谣言似乎是破不掉的。
    如果用围棋来做比方，警方遭遇的是一个“打劫”，警方与一个面目不清的对手，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劫争”。警方所争的是信誉，是公信力。我们不得不看到，在这场劫争中，警方或官方自身可被利用的“劫材”很多，例如土地征用、官民关系、村长上访等等。这些劫材有些是政府自身的原因，多年来，政府在这一局棋中，从开局到中盘，有险招，有错招，有昏招，给自己留下了隐患。同时，政府自身的劫材也有那个“面目不清”的对手故意设下圈套。这些都成为这场“劫争”中可以被对手利用的“劫材”。那么，对手有没有劫材？对手的棋是否无懈可击？
    关于钱云会之死，“有人”说有第二位现场目击者，虽然谁都不清楚“有人”是谁，但是，“第二位现场目击者”的诞生，像是一个对方的劫材库。第二位“目击者”是一位妇女，她说她看到三个人（已经不是五个，也不是四个）把钱云会塞到车下。事后查明，她并没有在现场，只是听说的。但“有人”对她说：记者那么多，你去说说，说不定有钱。于是，她就谎称自己看到了事发现场，被“目击者”了。于是，我们看到，“有人”认为，记者可以不加鉴别地发布谎言，甚至还可能为此付钱，而且，记者真的发布了（只是不清楚有没有真的付钱）。于是，人们再一次迷惑：“有人”到底是谁？在警方所面对的对手那里，这个“有人”，这个“可能会付钱”，能不能成为对方的劫材库？事实上，当今某些媒体的确时常强奸民众的知情权。
    警方的公信力，的确遭遇严峻的挑战。温州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之前，由于推迟了一点时间，有人便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说：官家骗人！发布会结束，警方有关人员走了，有人在微博上发布说：他们溜了。警方发布了调查真相，媒体问：真相是否来得太晚了？但是，即便在美国警察那里，短短几天时间就将真相查清，也算是快的。于是，又有人说：这么快就查清了，能信吗？这与“南方”的评论如出一辙：“政府高度紧张而协调的处理手段则显示，这个案件恐怕不一般”。政府不作为要被骂；政府积极作为了，还是要被暗示——那是做贼心虚。一贯与“南方”作对的某网站也贴出文章，要求对温州警察都进行“测谎”。政府已经里外不是人了。在向政府要真相的时候，他们个个大声疾呼；等到真相出来的时候，他们又说：早就知道一定是交通肇事，这叫“被交通”。于是我发现，有人并不需要“事实的真相”，他们只需要“想象的真相”。整个事件对于某些人来说，没有真相，只有想象。想象就是真相，真相就是想象。凡不符合想象的，都不是真相。
    政府不可信，媒体不可信，“公民调查团”据说已经有了四个，有的已经到达乐清。“公民调查团”可信吗？一位长期在某媒体工作的公民说：“温州官方现在的态度很好，但未必有积极结果。我们响应前往，也未必有积极结果。”但他表示“铁定”要去。我只是不知道，这位以“笑蜀”为笔名的公民，他所要的“积极结果”究竟是什么？是否只有推翻警方结论，才是“积极的结果”？“未必有积极的结果”是否在暗示温州警方隐瞒真相的水平滴水不漏？然而，“公民调查”还没有开始他就有此结论，他所谓的“积极结果”，是否也同样只是他不可改变的想象？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几路公民调查团最终调查的结果，的确找到了被官方警方隐瞒的真相，是否今后中国社会的所有事情，都要这样交给公民调查团？如果最终连公民调查团也不可信了，怎么办？
    警方及其政府必须深刻地反思：这种状况究竟为何会出现？与政府自身究竟有怎样的关系？造成这种“以想象代替真相”的状况，政府自身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政府谋杀”这种谣言，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传播力？被人造谣的确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无风不起浪，身正才能不怕影歪。政府的确应该首先从自身寻找原因。我所说的老虎尾巴，只是虎年结尾的意思，而不是说政府成为老虎，不是说谣言摸了政府这只老虎的尾巴。如果不加以认真的反思，不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谣言很可能成为政府今后疲于应付的新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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