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传影印资料——“西安市新城看守所释放证明书”（西公新字【2011】014号）。陕西维权律师赵东民，于元月27日被陕西省西安市政法部门以缓刑的名义低调释放出狱。这个主动为西安市几家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依法维权的律师，曾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西安市新城公安分局于2009年8月19日刑事拘留。
2010年10月17日，西安市新城区法院一审判决赵东民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行三年。2011年1月27日，终审判决维持原判，但处缓刑。
从2009年8月19日刑事拘留至缓刑释放，近一年半的时间里，赵东民的家庭发生巨大的灾变——妻死，家败.....
赵东民事件如果从规模上讲，远远比不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职工维权轰动事件。往远的说，如，十多年前湖北省襄樊市曾经发生过“襄阳轴承”厂改制事件。那次，数万职工上街游行、堵路，造成该市一条铁路，三座公路桥交通中断，整个城市陷入混乱，社会影响极大；近的说，如前年的吉林通钢事件，该事件最终造成新入主的强势老板命丧黄泉，改制被迫叫停；不远不近的，如六、七年前发生的陕西省西北国棉二厂改制事件，几千名职工集体坐卧陇海铁路，造成该铁路运输大通道停运一个小时，事件惊动了国务院。当然，背后的结局也是很残酷的，那就是组织、领导事件的带头人，最终都付出了监禁的代价。
从判决书中看，赵东民律师一开始是试图从法律的途径去解决职工维权事宜的，但最终他是失败了。这不奇怪，因为他一开始便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盖维权的主体他没有搞清楚。要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企业改制是在政府主导、经营者参与，产权明晰，多元资本介入的国策下进行的。这期间，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也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已悄然更换为政府、经营者、资本投入方所有，企业的产权已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全民所有，甚至连名义上的称呼也不存在。在这样一个产权主体与所有制已发生变换的情况下，职工的主体地位早已不复存在，权利的恢复也就自然没有了方向和着落，起诉的主体对象最终只能是政府，而不是别人，这当然会引火上身。
在无法绕开政府这个环节上，赵东民又犯下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代表工人把地方工会做为维权的着力点，压迫工会去做工会应该去做的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讲，工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它的义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实条件下，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否则便是违法组织，赵东民便坐上了违法组织这艘船，让工会的无为与无力暴露在和谐社会的今天。
最后一个不利点，便是他的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负责人身份。要知道，“毛泽东思想是和谐社会最大的敌人”这句出自茅于轼嘴的话，是很有政治高层市场的。尽管大场面上，时不时抬出毛泽东来装装门面，但实际上，在社会治理层面，执政者是极力抵制毛泽东思想那种做派的。这也就是赵东民身上的毛泽东情结带给他的又一个不利益因素。
赵东民同志虽然是个律师，但他却是个精通法律却不精通政治的侠义、善良、执着的正义之士。虽然，我们的社会有许许多多如下岗职工、农民工那样的可怜而弱势的群体，但我们当前所能做的帮助，只能是更多地报以同情，而不能是组织并加以动员。因为，当前的政治：是稳定压倒一切；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宣传；是和谐社会的太平盛世。谁要是在这个政治的列车前示威，那强大的专政车轮必自从他身上碾过，直至粉身碎骨。
所以讲，赵东民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弱势阶层的悲剧，更是宪法和法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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