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近段时期以来，正当普通中国人还在为成品油涨价及通货膨胀而神经紧绷之际，“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又接撞而来。应当看到，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些“毒食品”事件的相继发生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所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及“养老难”等等，百姓大众生活本来就够千难万难了。再来个“毒食品”防不胜防，社会诚信缺失和道德严重滑坡，这还能谈得上什么享受公平正义和尊严与民生幸福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两条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食品安全事件频出 监管部门被曝“为利执法”
据新华网2011年04月18日电，“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又接踵而来。食品安全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然而恶性事件却频频出现。食品安全屏障为何屡屡被突破？监管到底缺失在哪儿？把好“入口”安全关该有哪些突破？
监管“马后炮”：曝出来就查，曝不出来就算
来自权威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有关部门共检查各类食用农产品、食品及相关产品生产经营单位3552万户次，查处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13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缔和停产违规企业单位10万余家。食品安全的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为何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现？
随着上海盛禄食品公司非法使用色素生产“染色”馒头的曝光，相关部门迅速进行了查处。然而，疑问却并未随着调查结果公布而消除。一个馒头从生产到销售再到最终上到百姓餐桌，需要过企业内控、质监、工商等诸多关口，但遗憾的是，除了经营者“黑心”外，安全监管防线“集体失守”。
记者梳理发现，从近期曝光的“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瘦肉精”猪肉、“牛肉膏”事件，到以前披露的“三聚氰胺”奶粉、“大头娃娃”奶粉、“假葡萄酒”事件，其中暴露出的“马后炮”监管，并不少见。
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从当年3月起三鹿集团、有关部门就陆续接到消费者反映，在前期长达四五个月时间内，各级检测机构先后多次对三鹿奶粉进行检验，“均未发现问题”。直到9月被媒体曝光后，地方政府和企业才开始“彻查”。
2010年底的河北“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中，当地的假葡萄酒业存在多年，形成了“造假一条龙”，甚至带火了当地的酒精、食品添加剂及制作假冒名牌葡萄酒标签厂家，而当地的监管部门竟“浑然不觉”。直到被曝光，才开始“迅即”介入……
在疑云未散的“瘦肉精”事件中，有关部门排查后对外界称，确认的“瘦肉精”阳性生猪主要集中在河南济源周边四县市。而“巧合”的是，媒体所曝光的，也是这四县市。“搞调查的媒体掌握得这么准？没被曝光的就全都让人放心吗？”采访中，一些百姓仍心存疑虑。
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共有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40多万个，人手相对较少，快速和常规检测能力不够完善。“监管难度大，但这并不能成为监管缺位的‘挡箭牌’！”山东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专家马广海教授认为，作为百姓食品安全“把关人”，少数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得过且过，曝出来就查，曝不出来就算，这样食品安全事件焉能不发生？
以利定取舍：“执法为民”还是“执法为利”
从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看，一些监管部门“在办公室看样品”成为“监管习惯”；“瘦肉精”事件中，曝出“让养猪户自己取样送检”的尴尬，更有甚者，少数监管部门和工作人员将能不能创收作为管与不管的取舍标准，甚至存在执法腐败，监管职责被抛之脑后。
毋庸讳言，虽然近几年财政支持力度加大，但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任务繁重，经费需求还有很大缺口。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现行体制下，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要依靠上级返还的收费罚款来“解决”，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执法为利”。
山东某县质监局一位食品审查员曾多次向记者反映基层监管问题：“现在的财政供养机制不是很顺，收费罚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约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资福利就从收费、罚款中出，这样的监管能没漏洞吗？如果说之前曝出的上海出租车运营是‘钓鱼执法’，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养鱼执法’，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
罚款的目的本来是加强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惩处，然而，调查发现，在一些基层监管人员那里，罚款竟然“生财有道”。这位食品审查员举例说，执法中即使发现造假也不能罚死，罚太狠了，下年找谁收钱去？本来罚10万元的现在罚1万，企业交了“保护费”，焉有不放之理？这样的怪象下，监管人员快与违规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了。据了解，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浙江一名基层监管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有的年份几个月可以不干活，因为“前期努力”，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创收”任务。
记者在“质量技术监督人士的网络家园”“中国质量热讯”网上看到，有些帖子说“我们的工资来源于企业的违法所得”，“只要给了钱，立马变成甜瓜脸。能否吃上饭比有没有面子重要些”。此外，来自一些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削弱了监管力度。一位地方质监部门负责人向记者抱怨说，政府头等大事是发展经济，监管部门如果只是管管小企业、打打苍蝇还无所谓，要是对于地方“有重要贡献”的食品企业、行业“铁面无私”，领导就会找你“谈话”。
问责需到位：严防“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一些专家指出，从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虽然部分人员确实存在失职、渎职行为，但法律法规对于如何判定监管部门是否履职到位，缺乏明确界定。每次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监管部门“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肇事者，但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的失职却易被忽视。“这种现象一定要杜绝，监管部门也不能免责。”马广海说。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和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高度关注的今天，食品安全监管一旦不及时，极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所以强化监管是重要的突破口。”舆情问题专家、天津社科院研究员陈月生等专家认为，应从问责“查处比曝光慢半拍”现象入手，铁腕查处失职渎职、以权谋私、执法腐败、部门牟利等行为。近年来食品安全工作尽管取得一定成效，但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食品安全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仍需从体制机制上不断健全完善，形成长效监管机制。
实现全程无缝监管。食品行业产业链条长、环节多，监管力量分散，必须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我们常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九龙治水’，为什么？这在经济学上存在着‘搭便车’的尴尬。”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锫说，食品的监管部门众多，每个监管环节都会认为，我这里没管住，自然会有别人来管；反过来，如果我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管，食品安全不出问题反让其他部门“搭便车”，破除这种职权交叉的体制势在必行。
强化信息收集，建立群众举报奖励机制。专家建议，按照查获情况重奖举报者，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让不良分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藏身之地，从而净化食品市场。加强基层监管部门人力、设备和经费保障力度，让罚款与部门利益脱钩，严禁罚款返还、变相“坐收坐支”。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工作。绝大多数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在基层，也解决在基层，黄锫建议将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了工作责任制、经费保障落实情况作为检查和问责的重点。
【2】我国食品标准被指“内外有别” 一流出口二流内销
据新京报2011年04月20日报道，我国食品标准被指“内外有别”。出口食品合格率超99.8%，内销食品合格率在90%左右；食品安全事件频出暴露食品标准滞后等问题。一边是国外认为存在安全隐患，另一边是有关部门回应未超国家标准，新近发生的“雀巢婴幼儿米粉事件”，再次引发消费者对食品的海内外“双重”标准的困惑。类似食品标准“内外有别”的现象并不少见。对此，专家认为，我国食品标准要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可能的情况下要从严”。
■ 现象：一流产品出口 二流产品内销
数据显示，多年以来我国食品出口合格率均保持在99.8%以上，而内销食品在“多年整顿”的背景下，合格率却只有90%左右。虽然只有九个百分点的差距，但却暴露出食品安全标准“内外有别”的尴尬。专家指出，一方面，我国的食品需要“摸高”才能进入国外市场，导致“一流产品出口、二流产品内销”。另一方面，在宽泛标准产生的“洼地”效应下，一些在国外被认定为“不合格”的洋食品，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我国市场。有些产品在国外被查出安全问题后，面对中国公众的质疑，却因中国的低标准而常“傲慢无礼”。
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明是说，对于某些国家而言，食品安全的标准犹如“技术壁垒”，是保护自己国家产业的“利器”。“欧盟几乎是国际上公认对食品安全要求最严格的地区，我国企业生产的乳制品很难进入欧盟、美国等标准严格的市场。”专家提出，在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固守落后的标准，无异于“刻舟求剑”。与造假技术的花样不断翻新相比，某些领域的标准滞后，也造成监管乏力，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案例 1
据报道，来自瑞典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雀巢等品牌生产的部分婴儿食品含有砷、铅等重金属，存在安全隐患。
【回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这些品牌在华产品检出的砷、铅等重金属，均未超出中国标准。
案例 2
2010年麦当劳的麦乐鸡在美国被发现含有两种化学成分，“聚二甲基硅氧烷”和“特丁基对苯二酚”。
【回应】麦当劳中国公司称，这两种物质含量均符合现行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案例 3
以原料奶为例，我国标准规定每毫升细菌含量不得超过200万个，但这一标准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再如，国际标准中有奶牛“体细胞”的检测项目，这是判断牛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而我国却没有相关规定。
【说法】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明是表示，我国对乳品和其他食品行业的检测标准，的确存在与国际上发达国家标准不同、部分指标低于其他国家的情况。
案例 4
我国允许的“农残”量要比欧盟和美国高出数倍；植物奶油被曝光有危害，但我国没有强制性的限量标准；“蜂胶造假”事件中造假者在树胶里添加芦丁、槲皮素等黄酮类物质，人为提高了总黄酮含量，反而“符合”了蜂胶国家标准……
■ 探因
“有些标准二三十年不变”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背后，屡屡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标准质量不高、滞后的问题。我国的标准化法1989年开始实施，形势早已发生变化，标准化法修订工作开展近十年，目前新法仍未出台。《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也明确规定：标准实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
“遗憾的是，有些标准长期‘原地踏步’，甚至二三十年不变，不但给一些造假企业钻空子提供了可能，也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甚至国家形象。”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如是说。
企业常赞助食品标准制定
“标准之争就是利益之争。”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说，往往标准低一点，就有大量企业被放进去，标准一高，一些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而我们的某些标准恰恰是迁就了一些落后企业。邱宝昌解释说，我国共有几万个标准，当时制定的标准普遍较低。另一方面，制定一个标准，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及论证，费用较高，而国家对此补助有限，不少花费往往是企业赞助，一是“更新”慢，二是掺杂了企业的“意志”，有些企业就成了低标准的受益者。
■ 观点
“标准制定应去掉企业声音”
如何健全和提高我国食品标准？在邱宝昌看来，当务之急是“标准的制定应该去掉企业的声音”，由国家层面组织有公信力的业界专家等参与，过程要公开透明。
“既然是食品安全标准，就不能‘内外有别’，应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可能的情况下要从严。”邱宝昌说，提高标准，既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负责，也是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需要。
食品标准的提高，还应改变令出多门、不统一的问题。此外，标准的提高还应发挥第三方机构的预警作用。专家建议政府建立激励机制，与第三方机构及企业间形成风险预警网络，构筑联动机制，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掌握主动。
【3】网闻博评：私欲膨胀必然导致的“损华利洋”早已冲破道德底线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此前的《“洋师爷”遭遇“师道尊严”的尴尬》、《金融地震：科学等于“专家观点”吗？》、《野史传闻：当猴子学会使用武器以后》、《一篇博文何以会周点击破百万？》和《中国历史是如何“跑偏”的？》及《“道德滑坡”端的不是“天灾”》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就是市场自由发挥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和企业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的经济体系。而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的市场体系，本来就是资本发挥主导作用的市场体系。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追求道德最大化，这本来就是资本唯利是图的天性。资本的血腥与贪婪，从来就不是靠劝善和道德说教可以感化的！华尔街的金融欺诈丑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早已戳破了美国市场经济公平公正法治规范的神话。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危机，也已经曝出了私人资本的垄断贪婪和官商勾结腐败的黑幕。环顾整个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体系，所有的社会腐败丑恶与人性扭曲堕落，又哪里是民主法治和道德良心可以约束的？而所谓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很难避免国际市场的冲击和影响了。
这里的万恶之源，还是一个“私”字，还是一个“利”字。私欲膨胀之极，就是一个“贪”字！私人资本追逐暴利，就会疯狂到制售“毒食品”害命。监管部门谋私利，就会为虎作伥“养鱼执法”。而所谓食品标准“掺杂了企业的‘意志’”，也便是掺杂了“私人资本的意志”，于是也便有了“标准滞后”乃至“内外有别” 。而被称为“经济汉奸”的前商务部正局级官员郭京毅一案，则暴露出有关外资法律法规起草和修订工作“立法腐败”的“资本魅影”。可见，中国食品标准的“内外有别”以及“经济汉奸”的存在，绝不是空穴来风的耸人听闻。
从外资“洋毒食品”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到中国“毒食品”害命的“内外有别”。从外资企业曾经在中国享受长达几十年的“超国民待遇”，到中国的“世界血汗工厂”和资源贱卖及生态环境破坏。从外向型的“出口退税”补贴，到大把“进口”美元债券补贴美国人高消费。如此等等，我们都很难用精英专家们的市场经济“国际惯例”接轨说辞解释得通。反之，从市场化私有化及国际化的“资本意志”切入观察，却很容易使所有的云雾谜团得到清晰的解释。
然而，长期以来，市场化私有化主流精英专家们，总是极力布道“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的“洋迷信”，甚至是倒打一耙，反将此种种腐败丑恶归咎于中国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不到位，并动辄以“极左回潮”和“抹黑改革”的大帽子压制群众意见。可事实上，现在的“毒食品”泛滥及其“养鱼执法”和“内外有别”，早已不是所谓的“左”与“右”的内部矛盾，也早已超出了“道德滑坡”的范畴。今天，我们13亿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已经是一个触目惊心的“资本意志”横行肆虐的“经济汉奸”问题，是一个不容模糊且不容回避的爱国与卖国“汉贼不两立”的大是大非问题。甚或，首先是一个“文化汉奸”祸国殃民的问题！
应该看到，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形态，不是公有制就是私有制，非公即私，非里即外。从来就没有抽象的仁义道德，也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自由人权。美国国际金融危机的“剪羊毛”，其收官之战的目标，始终锁定的是中国。以“国际惯例”为幌子打开市场经济体系的通道，也一直是美国私人资本寡头集团的超级梦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论，实则是寻找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在这个“资本丛林”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国家主权是民族集体自保的基本凭借。国权不存，人权何依？
当此之际，只有回归并复兴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爱国主义的团结力量，反腐肃汉，保家卫国，方能共克时艰安度危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会再次证明，在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是绝不可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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