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清除“高危人群”
与为富不仁（原创，深度评论）
—上善若海
一、事发深圳，白天清出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
媒体报道，公历2011年4月10日上午，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大运会安保“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战果。据深圳市官方介绍，过去100天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深圳官方同时强调，接下来，警方将继续对该群体进行严格监管。
想当年深圳还是偏僻乡野的时候跪求全国各地打工前往“探险”，看到如今深圳大举清退“8万高危人群”这样的举措，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情不自禁的联想起来去年和深圳高危人群同样遭遇的法国罗姆人、匈牙利吉普赛人… …要知道这样的事件即使发生在臭名卓著的、身为帝国主义的法国，也是一直在备受国际社会指责的。
但它确确实实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我们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被看作是国家希望的城市—深圳。
二、深圳“高危人群”和法国、匈牙利吉普赛人遭遇如此雷同
“罗姆人”起源于印度北部，一向被称为“活在欧洲境内却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群。“罗姆人”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名字，比如茨冈人、波西米亚人、弗拉明戈人，而世人最熟悉的是“吉卜赛人”。罗姆人视“吉卜赛人”为蔑称。“高危人群” 不正是深圳官方对“外来打工族“的蔑称吗？
世界上大约有1200万罗姆人，其中1000万左右分布在欧洲。他们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最为密集。这些国家相继加入欧盟后，越来越多的罗姆人越过开放的边境，涌入西欧国家，希望找到更好的生活。如今仍只有少数的罗姆人住进了法国的新型小区，大人去工作，孩子去上学，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也受到监控。更多的罗姆人，难以找到真正的家园，所谓的房屋不过是四面透风的棚子；木板搭建的屋顶摇摇欲坠，用硬纸板糊起来的墙壁已经破烂。
从2010年7月底，法国政府强拆大批罗姆人居住的营地，把他们集体遣返回罗马尼亚。这一事件引发法国民众大规模抗议，萨科齐政府面临欧洲强大舆论压力，也使得罗姆人的生存困境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但把它还原到罗姆人真实生活中去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只有浪漫色彩褪去后的悲情和凄惨。
“他们普遍受到歧视，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状态都不好。这次法国政府大规模驱逐他们，难道不值得国际社会关注和谴责法国吗？”“接纳罗姆人十年运动2005—2015”新闻官员安迪.霍普特表示。
而法国政府说，驱逐并不是针对罗姆人，被遣返的罗姆人大都是自愿回罗马利亚国。对于被清除的深圳“高危人群”，深圳官方不也是这么说“高危人群自愿离开深圳”的吗？
“怎么会是自愿呢？我和我的孩子都不愿意离开这里。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一位法籍罗姆人抱怨说。“我的双脚站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加拿大罗姆人作家罗纳德.李在书中写道。“10年前，他们居住在政府的公租房，有正常的工作。但后来，房子被收回，他们被赶到这里，穷困潦倒。因为居住和卫生条件极差，很多罗姆人的孩子过早地夭折，婴儿死亡率远远超出欧盟各国的平均水平。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流浪到欧盟其他国家投亲靠友，但最终都被遣返回来。”
“我走过了长长的道路,遇到的快乐的罗姆人,罗姆人你从哪里来,带着帐篷沿着幸运之路流浪……”这首法国罗姆人族歌就曾经唱出了他们自己曾经无家却也快乐生活的状况。法国政府后来高调驱逐罗姆人,使这个流浪民族悲惨命运的再度重演。受此传染,意大利政府也逐步开始了夷平200个未经批准建造的罗姆人营地的行动，上千人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
更有甚者，匈牙利极右翼政党“为了更美好的匈牙利运动”领导人茨格第宣，应该将所有的吉普赛人集中看管。根据西欧国家的策划,这些吉普赛营地应该有双重围墙,由警察监控,所有人都要登记注册,离开营地都必须登记，10点后实行宵禁。“深圳高危人群”如果不是“自愿”仓惶逃离深圳，是不是这种后果的确也是很难说的。
如今深圳这个行为本身，实际是一种昭示：中国的改革开放，仅限于经济，因为仅限于经济，所以，评判成功与否的标准，也仅限于经济、仅仅限于深圳自己而不是顾及全国这个大局。
如今深圳飞黄腾达了，忘却了曾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打工者。凡是未能在深圳获得经济成功者，已经丧失了榨取价值者，就可以被看作“高危人群”，就会被看作深圳的眼中钉肉中刺，就活该被清除出去！
总之，深圳的所作所为，就算从深圳的初衷来看，能否达到目的都值得怀疑，短期来看，也许会好一点，长期来看，很有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更不必说，深圳的所作所为，在世界上会给中国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至少给了刚刚出炉的美国对中国人权批评一个可怕的注释。从轻里说，深圳政府行为违反人权；从重里说，深圳政府行为堪比法西斯主义。
三、深圳所作所为违宪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与我国人权精神相违背
深圳警方将“清除高危人群”作为战果一再宣扬，并通过新闻发布会予以公布于世界，很显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项辉煌的政绩工程来炫耀于众的。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恰恰凸显了深圳官方法治观念的淡薄，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漠视。
根据自定的标准，擅自对于社会的部分人群采取限制性措施，是典型的公权力机关利用自己掌握的强制力量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为。根据上述报道，在短短100天里深圳警方将自认为是“治安高危人员”的8万多名人员“清除”出了深圳。我国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作为人身自由的延伸，公民也当然具有迁徙的自由。
总之，深圳所作所为，违宪是毫无疑义的。而且，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民的迁徙往往是与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发展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生存权和发展权，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对外的国际声明中，我国政府一贯性的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属于发展中国家人民最基本的人权。据此看来，深圳警方的行为无疑是对特定人群人身自由权利、基本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侵犯。这不仅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同时也是与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人权精神相违背。
四、对比重庆的做法，深圳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曾记得，在山城重庆，一个平凡的补鞋匠黄和平，一个如果是在深圳肯定会被视为“高危人员”的“黄皮匠”，薄熙来对他说：“咱们的劳动者真是心地善良！与那些挣了很多钱，为富不仁的人相比，真是天差地别！”薄熙来说：“你们不仅感动了身边的人，也教育了年轻一代，给重庆带来了光荣，给山城带来了希望，让每个重庆人都感到骄傲和自豪。代表了重庆的好人，代表了新时代的风尚，也代表了我们党的老传统、好作风。一个城市要发展，不仅要出物质成果，还需要精神力量，要有精气神。你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山城人民的精神、气质和传统美德，这其中既有关心百姓、助人为乐的爱民情怀；又有长年累月在艰苦环境中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奋不顾身、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
薄熙来更加强调：“雷锋同志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你们就是当代的雷锋，希望全市人民向你们普通打工者学习，把雷锋精神继承下去，世代相传！”“如果咱重庆人都充满爱心，就会成为一个很有幸福感的城市,就能齐心协力，克服前进中的诸多困难。”“一个城市是否有幸福感，并不是仅由物质条件决定的，还需要千千万万的同志相互关爱，关爱帮助周围的人，关爱帮助广大的人民群众。”
如此正反对比，硬性要求深圳具有重庆那样的博大胸怀，“心系百姓，广纳天下”，对于深证这样一个“唯经济利益论”的城市显然不太现实；但是如果深圳真的就这样自私的心态和做法无限“膨胀并发扬下去”容不得外来人员，不仅仅是违法而且未免太不地道、不人道了吧。
五、“高危人群”的明天在哪里？
由此，再联想到中国污染企业，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现实，我们不禁怀疑，一些当权者、精英富豪阶层在想把城市建成美好家园的同时，是否想放任农村成为污染贫困疾病的集中营？是不是有朝一日，还打算用高压电线隔离开来，或者像曾经被世人广为谴责的“大清洗”一样，为了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把不幸的贫困人群、“高危人群”，固定在贫瘠土地上而且因为“疯狂的造城运动”可能使他们土地日益萎缩的情况下直至一无所有、走上死路一条！
在人们习惯性的“仇富”，大骂中国富豪普遍为富不仁的同时，深圳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没事找骂型”、也是地地道道的“为富不仁”！
我们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深圳官方“为富不仁”的做法，是在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不是了吗？难道深圳不应该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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