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厉的“三年暂时困难时期” 之一

历史性的转变　　

我所经厉的“三年暂时困难时期” 之一　　

邹赛群　　

1958年在公社化时，桃江县五区以鸬鹚渡乡为中心的周围有伍家洲、板溪等三个乡组建为一个公社，公社定于成立于　10月1日　，因之名国庆公社。我原是伍家洲乡大同髙级社会计，公社建立一年后，我被调到礼洪山任生产大队财务会计。1960年年底，又把我从礼洪山大队，调回本村所在的伍家洲大队，仍任大队财务会计。回到伍家洲，在渡口过沾溪河时，从船上下来三个人, 是两个公安干警，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犯”，因“人犯”.低着头, 我也未去辨认。上船后，我才问渡船老倌: 刚来綑绑的是谁呀？老倌说, 那就是申书记呀. 我惊讶地反问, 是申季卿吧。老倌应声道“是他”，申季卿诜起来是我陶金山髙小的同学。 他髙我一届, 当时是个只怕有十五六岁的大龄学生。我不过是十一二岁的小同学, 自然谈不上有什么交往。公社化后，同在一个公社，开会时常见面，他又在我村曹家老屋食堂办点，整人是有点名堂的。在我动身回伍家洲大队时，原想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回乡工作的事，不知什么事打岔就忘记了。想不到在此时、此地、以这种方式擦肩而过。被抓的不止他一个，想他们在这两三年来，在这作党的“驯服工具” 的年代，都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社会，敢想、敢作、敢为。而今天才落到如此下场，谁之过。但他们被捕的人到县收监没多久，就全都放了，不仅官复原职，申季卿就出任大栗港公社党委书记。不知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出现了“捉放曹”。　　

进入大队部，一些人正为申书记的被捕而惶恐。大队刘副书记说他已接到了电话，并通知主管会计胡适生。交待说今天就不要办事了，明天你与胡会计商量着办。胡适生是我在合作化时同时出任任初级社的会计。后来又同为任大队会计，他人缘好，我俩合得来。约好明天在财务办公地点马家咀食堂碰头。当时大队未另设食堂，因而大队所属各职能部门的办公地点设在附近的食堂，这大约是“民以食为天”的规律所驱使。由胡会计要助理会计李福文整理一份“伍家洲大队1960年八至十一月社员粮食分配表”（ 见附件1）， 就算交接手续。等办完交接手续，1960年就过去了。　　

1961年元旦过后，我还未到任，就得知国庆大公社撤销了, 按公社化前的乡的建制而设小公社。伍家洲大队也就成为伍家洲公社。原伍家洲大队体制又发生了变化，我被分配到本村的大同与久和组建新大队。大队筹办地点在“闲园” 杨寅初家楼上。此大队班子刚搭建好，尚未宣布成立,又接到通知，将大同与久和分开各建大队部，组建的生产大队就是原来的髙级社。我回大同大队，仍任大同大队的会计。大队部搬回原髙级社所在地团竹山，班子是原髙级社的原班人马。三年一个轮回，在经历了三年多的“共产风”瞎折腾之后，一切回归到原点，从原点重新起步。此时已是1961年3月底了。　　

从1960年底到1961年3月，“一大二公” 的大公社撤销，分解为原乡政府规模的小公社。公社建制下的生产大队，经三次缩身后，回到髙级农业社的体制上了。后来才收到中共中央于1961年3月22日的文件（见附件2）。此文件转发了毛泽东主席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2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关于人民公社体制的讲话和1959年4月29日给农村生产小队队长以上全体共产党员的一封信。1961年4月20日常德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讨论记要（附件3）。1961年5月14日政治局委员中南区第一书记陶铸到了桃江武潭调查后，公共食堂就解散了。

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的信，当时在党员干部会上念了一次，就没有人组织学习和讨论，也就丢在一边，无人理会。贯彻的是“反右倾” 的批判斗争。这一次才真正认真逐条贯彻下来。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和按当时常德地委通知，大队之下建生产小队后称生产队人员50～100人。大队部在听取群众意见后，我们将原属的五个食堂划分为七个生产小队，生产队队长由群众选举，是大家信任的且有生产经验的长者。他们生产安排有方，调度仔细入微，生产做到了人人当家作主，克服了瞎指挥。各小队设文书，负责记工分，我邦助他们建了账。相邻生产队之间也暗自比赛。　　

季节不等人，春耕生产在即。我们就要尽快将“五定大包干”、“ 四固定” 的生产责任制和“两基本”“ 三结合” 的分配方案分别落实到生产队。然后请理“一平二调” 的“退赔” 和“理赔” 兑现。总之要把党的基本政策抓紧落实到生产队这一基点上。“五定大包干”、“ 四固定” 和“两基本”“ 三结合” 的方案都由大队班子制定后，交有各生产小队长和文书及典型代表的户主参加讨论，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后，然后通过实行，　　

再难再艰巨的工作是“退赔” 和“理赔” 兑现。我们大队在初级社和髙级社时，账目清楚免去了不少麻颂。在“公社化” 时，因地处偏辟，平调的事不算太多，乱子就出在办“食堂” 和“三化”中。集体动用和毁坏的农具、家具、炊具和生产资料，最大的麻烦是拆屋和毁屋。“退赔” 的原则是原物还原，不许侵占他人和集体财产。损坏的赔欵数额交群众会议公议，大队负责赔偿。由于有群众参与，且大队干部是当事人。大多数群众经历了共产风的生死刼，把事物都看淡了，也就不那么斤斤计较。但也有个别咬筋客，想多争多要，由于有群众公议，干部公正，也就不敢多争多要了。　　

落实“五定大包干”、“ 四固定” 生产责任制和“两基本”“ 三结合” 的分配方案中，及在退赔中，我们大队一班子人，饿看肚皮，日夜开会拿方案，还要出集体工和解决自家老小的饿肚皮的事，自己没有半点特殊和特权。为落实各项措施，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上下奔跑。通过艰苦细緻的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各生产队之间，人与人之间大体一致，各项工作至少检了查三次，做到了家家满意，人人滿意。有人评论说“一粒胡椒平口吃，大家都知道这么回事了。为支付兑现据说国家财政拿出了50多亿元，桃江县又是个三类重灾县，但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大队也没有多少钱了，县财政釆用发部份“期票”作为支付兌现。人们对“期票” 不信任，宁愿拿两元乃至伍元期票換一元现金。不久“期票” 如数兑现，这些人才觉吃了亏。　　

在落实各项政策时，特別是退赔时，让群众充分渲洩对“三化”、“五风”的积怨。由于实行了广泛地民主，群众气也顺了。工作落实比较顺利，很快地调动群众的生产的积极性。这项工作在4月份完成了。这时春耕生产开始了。农户在解散食堂之前，就把老人从敬老院，小孩从托儿所接回了家，而家家都是家徒四壁，不仅米缸里无粒米，仓內无粒谷，园中无菜，有的家庭连煮饭的炊具也没有了。春粮苦荞、马铃薯还未成熟，蚕豆、小麦还是苗期。从附件1记录的社员于1960年8月至11月按月领米的数字（见下表），　　

兼山公生产队兼山公食堂部分社员家庭口粮到户表         （大米  总量斤/人平斤）　　

　1960年12月17日　　　

自1960年10月以后，人平均月口粮仅10～12斤，可以看出这时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谷底。中囯农民表现了坚毅的性格和无比的智慧及互助精神。他们从党的政策改变中获得了生机，从落实政策中看到即将到来的希望。政府积极调运种籽，鼓励各家各户种植。特别是春马铃薯，度过春荒起了救命的作用。社员们白天出集体工从不懈怠，人人心中明白，好日子只能依靠集体的丰收。他们起早摸黒和利用工间休息及中午吃饭时间。打野菜，开垦“四边”（ 田垅、土边、山边、河边）种菜、种豆充饥度荒，或进山挖竹笋、蕨根等充饥。到5月春荞收割，马铃芋开挖；接着夏粮小麦和瓜蔬上市，饿荒才逐渐淡去。7月份早稻登场后，我们迎来了丰收的喜悦。秋收登场之后，各生产队的粮食增收的喜讯一个超过一个。　　

依据我手中仍保存的三份资料，一.桃江县伍家洲公社大同大队1961年年终决分委员会到表表（附件5表三）和大同大队下属兼山公生产队61年决分到户表（附件5）。另一份是1961年9月底我给支部书记张中秋赴县参加“桃冮县秋季扩大干部大会” 的资料（附件4），该资料存稿封面写有1961年9月16日封订。上报材料中写着，此时早稻已经入库，中稻正在收割，晚稻丰收在望。当年大包干给各生产队的总产38.065万斤，此次从各生产队收上预报表统计的产量总计为38.6216万斤，超过了预期。增收的有两个队，其中兼山公予计增收10﹪. 其他五个生产队予计难于完成指标。预计人平口粮会超过500斤。到年终决分时，各个队都增收了，其中老鸦仑生产队还超过了兼山公生产队。人平口粮老鸦仑是593斤，而兼山公只有485.5斤。虽然我沒有找到当年全大队当年粮食总产量，但有大队贮备粮一项为1.3234万斤。此时人人对“一平二调”和“浮夸”心有余悸，自然有瞒产的情况。大队一再強调各生产队要多贮备粮。各生产队各有各的小九九。大队无权也无心过问。从各生产队上报的口粮数字平均，全大队年终人平口粮为521斤。当年红薯也是个丰收年，红薯在我们这里作粮食和饲料也要吃三、四个月，此项还未列入粮食产量之内。　　

从附件4看我邻居曹暑初家一家三口，劳力不是很強，年终分得2297斤，（其中基本口粮990斤，劳动粮1218斤，每个工日3斤，家肥粮48斤，饲料粮35斤，投资粮6斤）。人平口稂766斤。我家五口人，分粮2883斤，人平577斤，比邻居少180多斤。因为我这个20来岁的主劳力，担任大队会计后，虽为大队日夜奔忙，出农业工少，补助沒有增加，日值按大队平均值计，我生产队日值粮为3斤，而全大队平均日值不到两斤半。我们大队班子的人都在这方面吃了“暗亏”。 但体现了党的干部共产党员的素质。这样才赢得共和国形势的裉本转变。　　

由于找不到人称饥荒低谷的1961年及敞开肚皮吃的1958年我大队粮食总产量，只好作些社会调查。对61年与58年粮食产量作个对比，人人都说，58年大炼钢铁，晚稻未收，红芋烂在土里，公社化“平二调”又把粮食调走了，再说，你这个会计也凋走了，那年的产量只有天知道。但肯定61年超过58年，而且粮食颗颗落实到丁农民手中了。这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丰收的喜悦，在大队不断流传着“赌吃”的笑话。社员曹运升与曹菊阶“赌吃得”，曺菊阶一顿吃了三斤糯米饭，曹运升一餐吃了八斤红薯。理发师杨育才路过大队部，适逢大队部召开“群英会” 庆功会。庆祝会就是吃顿糯米饭。杨师傅也被邀请了进去吃糯米饭。他象饿鬼吞食一般，一口气吃了五、六大碗，胀得不能动，还是张支书叫人把他扶回家的。有人比喻说“人人扶得醉人归”。其实杨爹不是酒醉。群英会上没有酒肉，那时无粮食煮酒，牲猪几乎绝灭。当时巳有四、五岁的杨春娥，第一次看到猪时吓得直躲直哭。那时那里来的肉吃，能吃上糯米饭是最大的奢侈。腊月天，大队以保护耕牛过冬为名煮了一桌酒，公社税务干部刘守厚得知大同在煮酒，就来查处。有酒兴的他，两三年谷酒滴酒未沾唇，闻到从瓮里冒出末的谷酒香，情不自禁，保管员给他舀了一碗，他一口就喝下了肚。在众人喝彩和劝说下，不觉喝得大醉。他怕挨公社的批评，也就把煮酒的事推说是煮牛饲料就敷衍过去了。其他生产大队得知，都以煮牛饲料为名煮了酒，从此“牛饲料酒”就在公社出了名。自58年后到61年底，社员第一次见到出酒，也分得了酒，增添了过年的喜庆。　　

为了表达刧后重生和丰收的喜悦，大队部举行了一次自编、自导、自娱的文艺表演。没有剧本，台词由演员即性编造。因为演员就是演自己，只不过在台上说些心里话而己。我记得我演的是个思想保守的驼背老汉。是个困难户。由于对党的政策怀疑，出集体工不积极，一心一意搞自留地，年终分配时，工分粮少，人头平均口粮也拿不回，大队作为困难户还是让他吃上了平均口粮。在台上我讲述了他的思想变化过程，人人捧腹大笑。演出只借来一套锣攱，请来拉胡琴的　张雪苏　老师。我们这里的人，人人都能唱几段花鼓戏腔调。锣鼓声一响，胡琴声拉响，社员都来了。好几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喜庆的场面了。　　

从附件1中摘录的一个生产队食堂1960年7、8月到11月社员口粮到户表中看出，该年七、八月人平月口粮大米在30斤左右，只是从10月起骤減，才出现饥荒。人们从61年8月就把饥荒丢在脑后了。而在1960年七月以前吃的是1959年生产的粮食，到1960年八月人平有30斤大米，其中有部份是以前的节余粮食。真正的饥荒是从1960年10月至1961年7月。这里的“饥荒” 是“饥饿” 而已，沒有人外出逃荒，而生产沒有荒蕪。从1960年10月26日起，毛主席就亲自指挥了克服困难，当即动员全党，迅速制止了意外死亡事故，积极组织发展生产，迅速地制止了饥荒。而今天的右派们，为了给毛主席脸上摸黒，将暂时困难时期无限地延长。臆断说饿死了四千万，又说饿死了七千万。真是无耻之极。　　

这是我经历的右派们喋喋不休的“三年大灾荒” 的谷底时间段，这是这一段真实的历史。历史的事实完全证明毛主席当时对形势的估计和抵制单干风，坚持合作化的决策是符合下情的。　　

回想起来，毛主席在1959年4月急于星火地给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的写信。信中的內容在两年后才真正落实。如果早两年就落实了，那1959年底就呈现出我们这里61年下半年欢乐祥和的景象了，那里还有什么灾荒和逼死人命之的事。　　

最后我不得不问，为什么毛主席的信及1959年两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一直被尘封， 1959年4月29日给全体共产党员的信为什么不能在“两报一刋” 上发表，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是谁是宣传新闻口的党阀，为什么毛主席的信的内容不能贯彻扏行，谁有这么大的胆和能力，由它掌控了党和囯家的行政资源。又是谁，在当时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上，闭口不谈当时正在进行的“反五风”和贯彻落实农村的各项政策，而把“五风” 的罪孽嫁祸于“三面红旗”；谁之过，谁造的孽？又是谁教育全党，动员全党，迅速制止饥荒和意外死亡事件，历史是改变不了的。我还将陸续将我这一时间段的资料献给读者，戮穿右派们制造的种种谎言。　　

（整理：曹辰阶）　　

邹赛群、曹辰阶：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题。　　二
　　六中全会的决议[1]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 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 太多。三、是 “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 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 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 。即是说 ，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 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 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 无 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 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 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 　　

在3月1日、2日、5日又举行了三次会议。1日会议上讨论邓小平主持拟定的12句话(在"郑州会议纪要"中成为14句话)时，仍有一些意见不一致。2日的会议，到会人数较多，近30人，包括周恩来等九人。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记录》。5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新到的12位省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激烈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这些话表明了毛泽东纠'左'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进行得不大顺利的一面。　　

附：毛主席于1959年4月29日给全囯生产队队长以上共产党员的一封信　　

给六级干部的一封信  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毛主席估计他们又不把这次郑州会议当回事，眼看春耕生产在即，为避免苏联在推行集体农庒之后产生的粮食危机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在党报和正式刊物不会刊登或不原文刊登他的文章，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采取能采取的特別手段。1959年4月29日在《党內通讯》这一小刊物上，刊登毛泽东致全党同志们的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读“历史性的转变”

曹辰阶　　

本文的　邹赛群　先生是我同村的老乡挚友。家住桃江县沾溪乡九螺坊村，是原来的桃江县伍家洲公社大同大队。从1955年同办初级社起到今天我们巳有50多年的交情。他做过会计，他的珠算和心算有多快，实令人叫绝。加減法，无论那一个人，用多快的速度报完表格上的数，他当即就报出准确的结果。后来当过民办教师，自学考上律师资格，今天他还是个地道的农民身份,年过七十的老人。他的一生从未离开本乡本土，是中国农村变化的见证人。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从1955年起就收集保管资料，包括朋友的来信，至今无缺。　　

我因身患侵润型肺结核,两次吐血而缀学回家休病。第一次是1955年9月至1958年7月，正值农村合作化历史时期。第二次是1961年3月至1962年2月。自己参与了农业合作运动和大跃进。也见证了农村由饥荒的谷底到农业大丰收的历史性转变过程。合作化后农村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特别是1957年及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的亲身经历，坚定了我们相同的政治信念。对政治谎言的无比愤槪。  　　

对于“改革开放” 以来，对合作化的诬蔑和不断编造的”三年大灾荒，饿死三千万，四千万乃至七千万的弥天大谎”。必颂戮穿这些蛊惑人心的谎言，还历史的真实。应我之请，　邹　先生他说勉为其难，才动笔写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经历。这是他从许多极为珍贵的历史性资料中，整理写的“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我的经历之一”，我特冠以“历史性的转变” 命的题。 他还准备写“经历” 之二、之三。我想他在以后书写自己的“经历” 中，解答我饥荒和饿死人的情况，是“五风” 逼死人命，还是饿死人命等问题。　　

当时他还是个年未及20的大队会计，是一个最基层不在编制的基层干部。从他的经历和依据他所保存的资料著文, 可以看出历史性转变中的一个生产大队的变化，也看出我们党员和一群不在国家编制的基层干部在囯家危难时刻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由于他们一折不扣地贯彻了毛主席规定的政策，. 折射出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在不到半年时间内, 消灭饥荒, 使国泰民安。从1960年10月底毛主席就断然排除了” 一线” 领导人的干扰，亲自指挥了这场消除灾荒的战役，使一系列他的一系列反“左” 措施得以迅速落实到农村的生产队，才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是刘少奇邓小平掀起的“五风” 制造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灾荒，是毛泽东的伟大决策才中止了灾荒，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此文的大背景是在1960年10月21日，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李富春手上。24日，李富春将调查报告转给毛泽东。信阳地区发生的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打人死人的情况，就够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毛泽东读后沉思了2天。26日，把调查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事后，中南局的王任重、陶铸、国家计委李先念及公安部、粮食部、监察部等部委负责人前往调查，最后由刘少奇率公安部副部长徐守庆到信阳去作处理。吴芝圃动用野战军， 一次抓捕了18万名干部。毛主席见到要杀两万人的报吿时, 毛主席批示：一个不杀, 绝大多数人不抓, 立即放人。这就是史称“信阳事件’。 这也是见到的刘少奇要抓捕人及毛主席令放人的” 捉放曺” 的历史大背景。　　

从李富春手中接到关于信阳死人的报告, 毛主席才预感到粮荒的严重性,。要周恩来和陈云摸清粮食家底。并以中央名义下文，令各省市如实向中央如实报告粮食库存情况，如是各省市粮荒象雪片一样就到了陈云、周恩来和毛主席手中。毛主席把处理粮食饥荒的交陈云周恩来处理。    就毛主席从1958年10月起一贯提出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強迫命令风和干部持殊化风,中央此时才作出了“反五风” 的决定。毛主席自降工资, 不吃肉誓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刘、邓负责的“ 反五风” 工作中, 对所犯”五风”的干部继续实行捕、关、押和准备杀戮等措施。把“五风”罪责推到基层干部身上。由于毛主席批示一个不杀和立即放人, 才使许多干部得以保全性命和免遭牢狱之苦。但刘少奇抓捕基层干部的行动，到年底还在贯彻执行，他对待基层干部和整群众的作法,一直坚持到” 四清”、” 社教” 乃至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由此而公开化。　　

接着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主席意在召开一次总结经验的交心会，旨在加強党內团结，以应对苏修、印度与台湾蒋介石的武装挑衅。而在大会上，刘少奇即兴发言中及在会议全过程中，闭口不谈正在进行的反“五风” 和农村落实政策及“五风”“ 三化” 的破坏问题，而把矛头直指“三面红旗”， 大刮黑暗风；他从未检讨自己的错误，把错误归咎于党中央，显然直指毛主席。毛主席审时度势，将“交心会”改为“出气会”，理顺广大干部不平之气，刘少奇等却把火引到了省和大区书记身上，巧妙地进行结党营私和排除异己。会上只有林彪说，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凡是毛主席受到排挤的时候，党就犯大错误，他真实地说出了出现暂时困难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说必须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文革” 中毛主席曾指出：在七千人会议上，有人公开发动了右派夺权行动。会后，林彪在全军开展了学“毛著” 的活动，从而出现了雷锋、王杰等英雄模范人物。解放军象定海神针一样，使右派政变没有得逞。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力排单干风，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和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承包责任制和反共产风一系列政策的贯彻，使农村形势迅速好转。接着，在1961年8月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重新树立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是本文敍述的大的时代背景　　

1960年下学期末，我在湖南大学读书，因检查出又重患侵润型肺结核，寒假在学校卫生科住院冶疗了近两个月，61年上学期开学后，尚未见好转，学校令我休学回家。到家时巳是61年3月底了。那时公共食堂还未解散，但允许社员到食堂把米领回家在家开火了。我去食堂看看，人人墨面冷谟，近两年未曾谋面，但不见当年的言笑和亲热。正值吃午餐，社员们陆续来食堂打饭。饭就是红薯粑粑。这是排红薯种之后剔除下来有些发烂的红薯，掺些米粉蒸出来的粑粑。大家象“打牙祭”一祥髙兴。我大嫂在食堂当炊事员，见我近两年沒有回家，特地给我一个热气腾腾的粑粑。当时我早己是饥不可待。见老人和小孩吃得那样津津有味，接过那稀巴巴粑粑就咬了一囗，一股腐烂的刺鼻气味和苦味一齐袭来，真想吐了出来。但不能当众出丑，而強忍吞下。剩下的拿回家，给年近70的母亲，她还省不得吃，给我70多岁的父亲狼吞虎嚥地吃了。为了饱肚，把那磨过了多次厥根反复推磨，磨些树皮粉末掺些米粉或糠饼，做成粑粑，尽管很苦，那还是一顿美餐。记得最深的是五、六岁的姪女麦香，惊喜地告诉我说：三叔，今天食堂给我加了半　两米　，我可以吃到三　两米　了。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一天能吃上三　两米　是她最大的奢望。饥腸饿肚的情况，只有让小小年纪的她，自己去忍受。这时蒿草野菜己舗綠了，我把它割回来，用开水燎去苦味，然后切碎用擂缽擂烂，掺些米粉作粑粑吃，二嫂看见内面有糯米藤一类的猪草，把它们踢除说，怎么把猪草当饭吃呢？这时社员还保持着作人的尊严。　　

面对一家老小挨饿，对于我这病休的大学生，父母兄弟姐姐也很着急。大姐要我去她家。她家在板溪的山区，山林沒有象我们这里那样，树木竹子己经砍光。那里还有竹林，野菜也比较多。于是我就到她家去休病。　　

到大姐家，姐夫的父母也是我的姨父姨母已经在去年过世。那时姐姐己有四个孩子，加上二老一家有八口人，只有姐夫一个劳动力。为了使孙儿多吃口饭，两老总是把自己的一缽饭匀给孙儿吃，为减轻姐和姐夫的负担，失去了生存的希望，就这样，相距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我想起他俩对我的恩情，我买了掛鞭炮，去上了一次坟。祝愿这对慈祥的老人到天国吃饱喝足，或来世不当饿死鬼。　　

当时姐有四个儿子，我二姐的一个三岁多女儿在幼儿园解散后也放在她家里，她一天到晚喊饿，争食半点也不让，爱嚎哭，对付她嚎哭的办法，就说，你还哭，把你送回幼儿园，她就被吓得不哭了。可见幼儿园对这些幼小的心灵上的挫伤有多么可怕。　　

到姐家后，不久食堂就解散了。姐夫是勤劳有盘算的农民。春耕生产开始了，各种作物的种籽他们都收藏了，当他打开火膛，拿出脚板芋种时，在饿死父母的情况下，也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吃，真佩服中国农民，保存种籽胜过生命。他一家起早摸黒，利用中午和吃烟时间，开垦山边，种豆种瓜。一家人很快得到了温饱。天睛了，我和姐进山，掰小笋，挖竹笋和摘些山苞回家，让小外甥髙兴。姐日夜操劳，尽力把一家人肚子吃饱。瓜莱登场，姐家也打了一斗多芝麻，芝麻是一种髙脂肪髙蛋白质的作物。把他擂成擂茶，吃擂茶打哈哈，邻里之间的交往多了。家家传出了笑声，脚上的水肿也消失了，脸上的墨色与菜色渐渐淡去，脸上出现了红润。七月份，早稻要收割了，我的体力明显好多了。我就离开了姐家。回家邦生产队晒谷，看牛和上山挖红薯，作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滿叔说我脸上也长肉了。生活在这祥和的自由自在环境里，我的肺结核也就钙化了，1962年2月我就去湖南大学复学了。这是我经历的伟大转变的历史时期。由于有了这一伟大的转变。我的生命才未被病魔夺走，才获得新生。　　

1961年春是农村“灾荒” 的谷底時期。我回家时是人人水肿化，走路拐棍化，坐下瞌睡化的“三化” 时期，个个墨面犹如幽魂。从60年底，幼儿园、敬老院就撤销了，我们大队敬老院改为疗养院。对疗养院，上面配有据说是从苏联进口的豆饼、麦麸、黑豆。得水肿病严重的人首先进去住几天，水肿消失后就可回家做事了。就这些饲料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个别不良学者如杨继绳，摆出学术专威的姿态，引用外国人口专家的理论统计，捕风作影，说从58年到62年便说饿死了3750万人，少生了5000万，中国人口损失七、八千万。号称“杂交水稻之父” 的袁隆平也说“人相食，见到路遗饿尸”。 以此栽赃于毛主席, 说他制造成的历史上死无前列的灾难。试问他们自己，有几个亲友饿死了，又见过几个饿死的人。　　

61年3月我回家时，有两位60岁以上的老人在我59年8月离家后过世了，但未听到他们亲友诉说因饥饿而死的状况。听最多的是一个是年过60岁的黄晉升满爹，一个是过70的杨梅初大爹的死。据说是被大队书记申季卿逼死的。杨爹的在部队的孙儿还要去找申季卿算账，其实此事与申季卿无关。离乡一年多，在我所知的上百个亲朋之中，只听到死了姨父母两人。　　

我是1959年8月底离家去湖南大学读书的。离家时，粮食由食堂五人小组掌握，（一个管钥匙，一个管打石灰印，会计管账，还设两个监察员，五人小组有一人不到堂，就不许开仓，晚上还有人轮流守夜）吃饭去食堂打饭，自家开伙还可炒些莱吃。当时并末感到饿肚子。入学后，吃的大锅饭，吃饭不定量，只是越煮越稀，到60年上学期才改缽子饭，到下学期才搞瓜菜代，培育小球藻。后来查出我患有肺结核，在学校卫生科医院治疗。上级对有病的同学有时发点副食品。在学校学生每月保证有一斤大米的定量。也沒有传说长沙城市饥荒和饿死人的传谣。　　

有些人无限放大信阳死人事件，而推算死了三千七百多万。而信阳事件中死人的原因，今天有人调查，大多人的死因是被打被侮辱被逼命而死，死于“五风”。 时间段大多死在在刘少奇任国家主席之后的反右倾运动之中，而在大跃进中58年及59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的占极少数。58年饿死人简直是无稽之谈。57、58两年是农业连续丰收年。58年公社化，实行平调，各食堂敞开肚皮吃。这年晚稻未收，红薯烂在土里，怎么会饿死人。1960年10月底。自毛主席得知信阳惨状后，党中央就采取了一系的应对措施，消除“五风”， 包括动员两千方工人、干部回农村，破天荒的进口粮食饲料，群策群力,组织生产,很快制止饿死人的现象。作为全国饥荒三类重灾县的桃江县，真正的发生饥荒的时间, 从当时食堂社员领口粮表的历史原姑资料中看出是1960年10月至1961年7月的夏粮早稻登场。不是全国饥荒三类重灾县的其他县,就不敢妄自推测。　　

信阳事件只是个案。不应带着这付有色眼镜来看和分柝当时的中国社会。而我们的见闻，才是这个时期广大中国农村和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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