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职业病：看戏不知做戏的难

这些天看新闻报道，得知有关部门正在组织记者下基层、改作风、改文风。记者眼下的作风、文风存在什么问题？又要改成什么样的作风、文风更好、更符合有关部门的要求？新闻报道里没说，我也不好妄加揣测。

自工作至今，我已在四五个行业工作过。其中有两年在南方一家报纸当记者，之后又在北京一所大学念传播学，前几年又在一家企业干新闻主管，对新闻这一行的甘苦也有所体会。坦率地说，今天中国新闻界，既有不少有学识、有思想、有胆量、有耐心的好记者，特别是一些新闻单位的调查记者，冒着风险，花费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认真深入地调查，向公众报道、揭露真相，以帮助解决问题，令人十分感动和敬佩。但同时，新闻界也有许多坑蒙拐骗、欺世盗名之徒，他们哗众取宠之心常有、实事求是之意全无。有些记者写出的报道，毫无中国立场、大众立场，这样的记者常常引人反感、招人蔑视。

记者的优势在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普遍存在的劣势在于——看戏不知做戏的难。记者见过的世面确实很多，写过的有用没用的文章也不少；但实在说，自己真正踏实做成的事业，每一位记者又能数出几件？一事当前，高谈阔论、指手画脚的人，从来不会少；但真正能够迅速想出办法、妥善解决好问题的人，又有几个？

感情用事易，老成谋国难。大到治国理政、小到春种秋收、外加吃喝拉撒，哪一桩事情办起来都不容易。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正是如此。记得有一年我所在城市的一个山区县突发山洪，我跟随市水利局长前往受灾地区做报道。在去现场的路上，这位局长问我：“小伙子，以前经历过抗洪吗？”我告诉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位局长马上嘱咐我：“到了之后，你注意跟着我走。水火无情，千万要注意避险。”事情已过了十多年，我至今还对这位局长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后来经历的事多了，我逐渐知道，无论是救火、抗洪，都有规则可循，绝不能豪情冲天地蛮干。正是从与报道对象的这类交往中，加上之前、之后在别的行业工作的经验，我多少体会到实际工作的难处，记者看准、看清问题的把握有限。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不时揭露出骗购保障房、诈领社保金等问题，并且往往把指责的矛头对准政府工作人员的敷衍塞责和当事人的道德低下。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指责可能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有它的道理。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一个基本的财产申报制度缺失的环境下，人们事实上很难分辨出谁富谁穷，更难于把分配保障房、社保金等工作做到完善的地步。如果不能大力推进全社会的数字化管理水平，建立财产申报登记制度，那么，要想迅速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可能性很小。由于未能对症下药，媒体类似的揭露和批评，对改进实际工作的帮助有限。

人们越深入实际，对工作所抱的责任心越强，则往往越能够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抓住主要矛盾、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反过来，类似记者这样的工作，几乎在他出现的任何场合，都处于一个看客的地位，要想把问题研究清楚、解决彻底，就十分不易。煤矿事故、交通事故、社会冲突、政治戏码，其中往往包含了很多深层次的原因，走马观花者往往失于浅尝辄止、浮光掠影。对记者来说（特别是有点儿表演天分的），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一二三四、质问反问、嬉笑怒骂、潸然泪下，其实都不难，但能够解决问题的实招，往往一招都没有。

美国大萧条之际，罗斯福总统曾讲过一句非常尖锐的话：“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干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说。”这话当然有偏激之处，但也恰恰反映出作为实用主义者的罗斯福，对于那种不着边际的教条主义言论的反感。坦率地说，今天的新闻记者，类似的毛病何尝少了？

记者这出戏不好唱，全社会其实都在看。最近，骆家辉背包出机场、拜登北京吃炸酱面的新闻，炒得沸沸扬扬、叫好喝彩的也不少。但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美国政坛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牌政客，这类“作秀”对骆家辉、拜登简直是小菜一碟。中国有的媒体记者为此叫好不止，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无聊，还是刻意在装蒜？或者是因为收了美国基金会不菲的研究经费、只好“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或许兼而有之？

据王绍光教授的研究论文（文题似是《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这会儿记不确切），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类机构，历年来都散出不少银子，招募其他国家的一些“意见领袖”和新闻记者、开展渗透性传播，以确立美国在世人中的美好形象。想必中国记者、“意见领袖”里也有收这类银子的货色吧？倘若如此，冒出一堆为骆家辉、拜登喝彩的“啦啦队员”，也就非常好理解了。不过，对在一旁看热闹的其他中国记者而言，是否从此该瞪大些眼睛，从中瞧出更多的门道来？否则，一再地跟着起哄，也颇为无聊。

这样说来，让记者下基层、改作风、改文风，不是一点儿意义都没有。但真要有进步，一得有中国立场、别把美国的利益当成中国的利益，二得有大众立场，别把高官富豪的愿望当成人民大众的愿望，三要克服自己的职业病，看戏看出门道不易，做戏则更难。

 

大民工，2011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