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繁荣泡沫”破灭，至今依然病体难愈步履蹒跚。本世纪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金融海啸，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连锁反应，世界“发达国家”陆续陷入危机漩涡。从而使“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的“文化泡沫”，也渐次滑坡崩塌。美债危机的“市场闹剧”和“民主闹剧”，已经让全世界贻笑大方。英国及欧洲骚乱的“法治闹剧”，又接连登场。最要命的是，美欧之间围绕“信用闹剧”的互相揭短，更让世人看到所谓市场经济的信用根基，早已经腐烂不堪了！
如此道德缺失的信用体系，岂能支撑市场经济体制？如此的民主法治，怎能保障信用体系的公正可信？如此的市场经济范本，又让中国怎样去模仿学习？更何况，这样的学习，还是要继续以付出高昂的“学费”为代价！
我们不妨先看几条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信用评级三巨头连犯错引全球叫骂 欧洲称其为“不靠谱的法官”
据都市快报2011年08月28日报道，目前世界上共有约100家信用评级机构，其中受美国证监会监管的有10家，但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巨头垄断了行业内大部分资源——它们每年向市场提供270万个评级，其他7家公司总共只提供8万个评级。从某种意义上，三巨头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话语权，被视为“金融市场的看门人”。可如果某一天，这个看门人打盹了怎么办？欧洲称，它们是不靠谱的法官。
-过失：评级失误酿成大祸
人们第一次对三大评级机构产生疑问是在2001年年底。当年12月2日，曾连续6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公司”的安然公司因财务造假丑闻宣告破产。可就在几个月前，无论是标普，还是穆迪，都对安然公司保持着良好的信用评价。甚至就在30天前，标准普尔依然把安然的长期债券信用定在投资级别——“BBB＋”。直到11月下旬，安然大势已去，标普和穆迪才如梦方醒，将其调为“垃圾债券”。
不过那个时候，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会计事务所，因为安然公司能够长期进行财务作假活动的大前提是会计事务所失职。真正冲击三大评级机构的事件是发生在2008年下半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关于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我们无需多言，但需要指出的是评级公司在这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正是它们把一个个原本属于有毒资产的“垃圾债券”贴上“具有投资价值”的标签，导致大型投资机构，如退休基金、保险基金、政府基金能放心大胆地跳入这个巨大的漩涡。
此外，评级机构对投资机构的评级有时也非常不靠谱。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而就在不久前，标普、穆迪和惠誉给它的评级都是“A”。9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局紧急出资950亿美元收购美国国际集团，完成了美国历史上由政府收购私人公司的最大宗交易——原因是这家金融机构已到了崩溃边缘。可三大评级公司之前给美国国际集团的评级依然很高。
不道德行为
到底是什么让评级公司出现如此巨大的失误？评级对象提供虚假资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评级公司本身是否也存在“不道德”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得提一下评级公司的营利模式。通常，企业要以较低的成本发行债券，就必须获得评级公司的“良好鉴定”，所以他们得花钱请评级公司。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自己花钱请人“评估”自己，那么我花钱多些，是否可以获得较高的评级？这个……可以有。
今年8月中旬，已辞职的穆迪公司前金融衍生品分析师威廉·哈林顿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一封长达80页的信。信中说，和其他评级机构一样，在穆迪公司的文化中，其使命与利益间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冲突：穆迪本应对其客户给予客观的评级，而这些被评级的客户又恰恰是穆迪资金的来源。穆迪要求其分析师接受向本公司提供资金客户的所有条件，并按这些客户的日程安排行事。穆迪管理层的目的是将分析师打造成为“顺从的公司公民”，以便让他们的定级投票符合公司的信条，而公司的信条便是利用特许经营权最大化地赢利。
哈林顿说，他本人在工作中就曾被警告，他应该使那些发行债券的银行家和公司老板“日子好过一些”。
-欧洲的愤怒：这样的评级 让我们怎么救希腊
对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收费又是另外一回事。杰罗姆·丰斯曾是穆迪的高层管理人员，他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主动找上门来的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他们需要信用评级去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至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德国，从来不会这样干。而要求对发达国家主权信用进行评级的往往是这些国家债券的持有者。所以在对待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上，评级公司的标准相对客观，甚至有些严厉。欧洲国家，尤其是欧元区国家是领教过这份“严厉”的。
过去1年半时间内，标普已经把希腊的主权信用级别连降7个等级，如今希腊主权信用级别是“C”——垃圾级别。穆迪公司则把爱尔兰的主权信用降到了倒数第二级，同样是垃圾级别。这两个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要渡过目前的难关，急需大笔资金输血。可是评级公司的做法让它们很难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款，除非给潜在的债主很高的利息，而这又意味着更大的还债压力。
欧元区的核心国家是德国，为了维持欧元区，它已绞尽脑汁。今年7月，德国政府和议会在艰难的讨价还价后达成妥协，同意让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私人机构参与对希腊的救助。不过，这一计划却因为评级机构一句此举意味着“违约”而掀起市场波澜。对此，德国政府很恼火，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多次提议打破国际评级机构垄断。德国总统武尔夫指责国际评级机构的所作所为“令人震惊”。他说：“评级机构的作用必须与责任挂钩，它评估的影响越大，意味着它要承担的责任也越大。”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丹尼斯·斯诺尔在《南德报》撰文这样形容评级机构：“人们可以想象，一位法官作出判决，不容他人质疑，甚至不给出任何理由。而他对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在当法官的同时，他还与被告保持商业关系，他从被告那儿拿钱。”
-反制：欧洲要建自己的评级机构
为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欧洲正试图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受到公共监管的评级体系。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尼古拉·韦龙建议，欧洲中央银行应该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标准，从而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央行将取代评级机构。另一套方案是在瑞士成立一家信用评级机构，以保证其在政治上独立，不受任何国家影响。
在美国本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表示将重新审视如何使用信用评级，这意味着美国有可能对信用评级机制进行改革。战略咨询公司Weave副总裁埃里克·德拉努瓦说，信用评级机构最初的作用是为投资者提供可靠的投资信息，但目前已经偏离最初的作用。
【2】原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当前的通胀是战胜金融危机不得不付的代价
据重庆晨报2011年08月28日报道，昨日，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在吉林大学作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演讲。在解读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情况时，姚景源语出惊人：“目前的通货膨胀，是我们为了战胜2008年金融危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对比：“1994年我国通胀达24.1%”
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水平，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我国历史上的通胀水平相比较并不高。与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相比，比如，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就是最低的。巴西、印度、俄罗斯都要比中国高，所以从国际来看，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并不能算高。和我们国家自己比，我们现在也不是处于通货膨胀的历史最高水平。1994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通胀水平到了24.1%，1998年的时候通胀水平也达到了18.8%，都要比现在高得多。那时候真是抢购啊，什么都抢，现在是比不了的。
态度：不能忽视这轮通货膨胀
虽然我们的通胀都不算处于高位，但是这轮通货膨胀引发的社会反响较大，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轮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食品价格上涨，食品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要接触到的，所有社会群体的切身体会自然要大一些。二是收入增长水平没有跟上通胀水平。现在虽然国家加了几次息，但实际上仍然是负利率，存款在银行里还是贬值的。
居民收入增长水平超过物价的通胀水平应该是一个常态，但现在这却成了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
原因：通胀是各种原因纠缠所导致
对于本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姚景源认为比较复杂，是各种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导致的。
一、国际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靠印钞票来应对危机，而其中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最根本的原因。美元泛滥导致了国际原材料价格飞涨，而我国又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其中不少是购买原材料，这也就形成了输入性的通胀。
二、国内因素：2009我们新增信贷9.6万亿，这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欧美国家最大的冲击在于金融系统，但是对我们最大的冲击是实体制造业，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工人失业。我们必须出台这样的刺激政策，保证就业水平，保障社会稳定。
可以说，目前的通货膨胀，是我们为了战胜2008年金融危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3】《瞭望》：当前社会诚信缺失主因在政务出了问题
据《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08月28日报道，一个名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公益机构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在“染色馒头”事件发生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即对此发表看法，称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那么，当前中国诚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主要有哪些危害？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
关键是政府诚信
《瞭望》：有人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道德滑坡、诚信大面积缺失的时代，你觉得对吗？
周孝正：目前中国的诚信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讲，即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用、自然人信用，或是说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大问题。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就以政务诚信为例，比如通货膨胀，已涨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负利率。其中，食品涨11%，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状态继续扩大，就有可能较大地损害国家主权信用。
《瞭望》：请你分析一下当前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大问题。政务诚信作为诚信体系建设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中国政府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可是，在每个地方政府尽力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没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可以让地方政府将得到的利益真正普泽社会。
加大社会成本
《瞭望》：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主要危害是什么？
周孝正：诚信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之一，诚信缺失加大了社会运转成本，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造成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的下降。甚至造成道德的缺失和沦丧，搅乱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严重污染社会环境，进而迫使一些诚实守信者改变初衷、失贞、丢节，乃至同流合污等等。
《瞭望》：近年来，企业失信相当普遍，而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国家埋单，企业负责人很少担责，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
周孝正：主要是制度安排出了问题。以央企海外投资为例：近年来，央企海外投资渐成风潮，因为风险控制不到位，或者是责任心的缺位，一些项目产生了亏损。这些投资很多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在过去，亏损几乎都是由国家埋单，由于缺少刚性的问责制度，央企领导人很少为此承担责任，往往不了了之，或者是一走了之。由此互为因果、循环往复，风控制度往往形同虚设。
《瞭望》：当前，西方的诚信建设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东西方在社会诚信的发展上有什么区别？如何借鉴这些国家好的做法？
周孝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权力到了哪里，监督就到了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舆论的监督，是最关键的环节。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变得很不可靠了。
重建诚信中国
《瞭望》：在诚信方面，政务诚信必然起主导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终有效解决政务诚信问题？
周孝正：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在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社会诚信危机，必须先解决政务诚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这是因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这一过程中实施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靠牺牲无数英烈，才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然而，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警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历史选择了党，不等于历史永远会选择党。
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力求做到执政权力来源符合程序正义和正当。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
【4】网闻博评：百姓为市场经济改革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信用评级三巨头连犯错引全球叫骂，欧洲称其为“不靠谱的法官”。
或许是东西半球时间差的缘故，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经济与社会诚信危机，似乎还没有纳入中国专家的法眼。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还在细致地给大众讲解：“诚信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之一，诚信缺失加大了社会运转成本，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造成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的下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权力到了哪里，监督就到了哪里”，“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怎么就约束不了三大信用评级巨头的诚信呢？这是否也会造成美国“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的下降”呢？而美国又该怎样“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呢？显然，中国专家一般只会以“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之类的西方教义，来给中国“治病”开处方。而且，一般也不大考虑自己开的“药方”，在“发达国家”有没有“临床试验”的成功样本。否则，怎么不敢直接给美国的“社会诚信缺失”，开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药方”呢？
“中国政府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这样的“病因”分析，就把中国社会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问题根源，一股脑推给“计划经济”体制了。也就是说“主要是制度安排出了问题”，于是“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似乎便顺理成章了。此所谓，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但我们只要尊重起码的事实，就应该承认如此等等的“社会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问题，并不是出现在计划经济时代，而是最近30多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才形成的。换句话讲，亦如当前的通货膨胀一样，这也是改革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么，当我们已经发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范本，也依然在“社会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的漩涡里瞎折腾时，难道我们还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朝这个推进吗？
如果真要说到法治文明和政务诚信问题，我们首先要拷问的是，各级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都能够忠实地遵守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都能够维护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吗？都能够尊重和维护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法定权利吗？都能够信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吗？如果是党员领导干部，我们首先要拷问的是，你能够忠于你的理想信仰和入党誓词吗？你能够忠于革命先烈和共产党先辈们未竟的事业吗？
这些基本的个人诚信和品质，才是政务诚信的首要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奢望腐败堕落变节分子会有诚信，但我们还是有权拷问所有在职在编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诚信。因为每一名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诚信，都事关社会道德风气和国家形象。
改革的初衷和目标方向究竟是什么？所谓的市场经济会否只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百姓大众究竟为这样的改革还要付出多少代价？这个问题，才正是每一个国家公职人员必须以基本诚信来回答的问题！
【5】鉴古往而知兴替，让历史告诉未来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日本危机：中国还要做“救世主”吗？》、《货币战争：媒体也是杀人“武器”？》及《全球骚动：“西方病”还得用“中药”》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回望来路，从“向钱看”争先富，到接轨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到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再到贫富两极分化和“黄赌毒黑腐假”沉滓泛起的“道德滑坡”，直到现在的美债危机和“输入性通胀”危机，我们辛辛苦苦做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大蛋糕”，却原来并不定吃也不定用。顶多，只算是给救美国救欧洲救世界作出了“负责任大国”的贡献。
为何会这样呢？难道我们不正是从“向钱看”开始，便把“GDP大蛋糕”和美元货币真当成了自己的财富吗？可到头来，自己真金白银的物质财富，却被“虚拟”给了西方富国，而自己仅仅只是落了一堆“看起来很美”的数字和不断贬值缩水的纸钞！现在，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输入性通胀”危机，还看不到尽头。与其说这是以“东莞模式”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倒不如说是“向钱看”的思维模式已经陷入绝境。拜物拜金，反而失财。自私自利，反倒自损自残。
拜金拜富，就得学习世界上最富裕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接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资本买办精英通过世界舆论大合唱，顺着中国人“向钱看”争先富的“求学”愿望，又循循善诱地给我们送来了“科技崇拜”、“市场崇拜”、“GDP崇拜”、“法治崇拜”及“普世价值崇拜”等一整套“西洋套餐”。这里面最核心的教义，还是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简称“市场经济”。
于是，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全球财富盛宴狂欢中，世界经济繁荣景气时，贫穷的中国人以血汗劳动供养美国和西方富国消费。而当经济景气低迷危机海啸来临时，遭受“血汗钱”缩水蒸发和“输入性通胀”打击最惨重的，还是贫穷的中国人。穷国供养富国，穷人供养富人，这究竟是哪门子的“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今天实现危机突围的出路，同样需要回归到历史的起点上再出发！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