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三期《炎黄春秋》刊登该刊2012年新春联谊会的一组报道。这个联谊会的发言有一个主题是该刊的转制问题。引人注目的是社长杜导正的发言和一些积极呼应杜发言的发言。
杜氏的发言一上来就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现在又有人想利用文化体制改革的机会,改变《炎黄春秋》21年来的办刊方针。”按照国家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应的标准来看,杜氏认为,《炎黄春秋》都应该在80分以上。“从经济效益看”,21年没拿国家一分钱,已经“做到自给有余”,去年还上缴税费28万元和主管部门管理费5万元;“从社会效益看”,杜氏对《炎黄春秋》的超高评价为“坚决鲜明有力宣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对人对事坚持了实事求是精神,说实话,说公道话,得到国内外普遍好评。”
“癞痢头儿子自己好”,自己给自己办的刊物打高分,真是看遍天下滑稽事,毕竟还得怪自己眼拙,看不到杜氏有这么严重的“自恋癖”。但是最公正的裁判应该是在公众当中。如果《炎黄春秋》敢于在社会上对其信誉度进行一番公开测评的话,那么它21年来,尤其是近十来年,公然抵制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以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为己任,以反毛丑毛为癖,以颠倒历史、灭史去国为业,已经完全堕落成为国内冒尖的罕见的几个扮演反对党角色的报刊之一,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普遍民意。
杜氏在发言中吹嘘《炎黄春秋》的运行体制既“很有原则”,又“很灵活”。这话也自有其道理。但其原则绝非党的办刊原则,而是杜氏原则,其“灵活”,则确实是在这块全国罕见反对党阵地上,爱怎么骂街就怎么骂街,想怎么造谣就怎么造谣,确实“灵活”至极。杜氏把《炎黄春秋》的这一套运行体制吹捧为“非常成功”,并且“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既然《炎黄春秋》的体制如此“非常成功”,而且闯出了一条文化体制改革的“新路”,那么对当下国家要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怎么会如此惧怕、憎恨、不共戴天到这个地步?应该是热烈拥护、拍掌欢迎才对啊!而按照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规定的政策和步骤行事,只能进一步促进其社会、经济双效益的增进和提升啊!我相信,如果是不了解《炎黄春秋》底细的好心人都是会这样地提出并认知问题的。但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共知的“秘密”是,由于《炎黄春秋》在扮演反对党角色的蹊径上走得太长太远了,就完全不可能按照党规定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方针、原则行事了。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历史的狐狸尾巴早已裸露在外面无法遁其原形。面对这样的“险境”,杜氏开始露出了牙齿,摆出了一副凶相:如果强行改革现行的运行体制,“后果可说是严重的”,“甚至可能酿成政治事件”,一定要这样做了,十八大以前,就要“给党与国家制造麻烦”。还说:如果在运行机制这样的“大是大非”上作出让步,那将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失败”。如果认为杜氏说出这几句话是危言耸听,那是把问题看得太轻太轻了。这一段话是公然向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出威胁和挑衅,向党发出威胁和挑衅。杜氏摆出一副当年上海滩上流氓泼皮惯常的流氓发飚相:你们看着办吧。你们真敢这样办,就一定酿成政治事件。当今天下,什么称得上是政治事件呢?无非是街头政治、颜色革命以及所谓“阿拉伯之春”那一套吧,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啊?这,难道不是杜氏“可能酿成政治事件”这翻雷人话语的潜台词吗?杜氏把话放到了这里,现在就看人们敢不敢以及怎样去接招了。
杜氏讲话的背后还包藏着一个既不愿痛痛快快说出来,却又欲盖弥彰的祸心。其实,这个祸心,人们也早已洞悉。前年,以李锐、胡绩伟等十数人的名义曾在网上发出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的公开信。此处且不说该信中的种种谬论,只点出其中一条“具体要求”,即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试点”。这条要求才真正透露了党内民主派的内心衷曲。那封公开信和那条具体要求是杜氏这一讲话的伏笔。“报刊全盘私营化”是杜氏等党内民主派先生们心中最大愿景,也是他们妄图实现西方式宪政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如果这个口子突破开了,他们将长驱直入,西方式政体改革将在中国境内通行无阻,“普世价值”也将在中国落地当道。这可是他们白里黑里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的啊!《炎黄春秋》现行的运行体制已经是迈向私有化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步骤了。按着这个步骤走下去,必将打开一条报刊全盘私有化的“新路”来。而现在中央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他们觉着将使他们所谓“勇敢地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对人对事说实话说公道话”的谎言如同肥皂泡般彻底破灭,他们的“报刊全盘私有化”的幻梦也将彻底破产。这可是要“命”的啊!这就是杜氏在这次发言中如此气急败坏,不顾体统,耍足流氓相的真正缘由所在。
当前,杜氏渴望的是社会上有人能对他那种竭力抵制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力图保住其反党阵地的死命挣扎作出支持。也确实有人响应杜氏的这种近乎悲鸣式的呼吁。李锐就是一个。他坚决主张《炎黄春秋》按原来的方针办下去,他还夸耀自己“还有脑袋、有嘴巴”作出坚决支持。何方的讲话更进一步。他联系当前西亚北非的“民主化潮流”,说“当前总是有人想方设法干涉别人的自由,想方设法把民主化搞掉”,“有人老想采取‘延安整风’的方式来整肃舆论,这是历史的倒退”。这些话真是说得很直率、很赤裸裸的了。什么“自由”呢,自然是反党、辱党、毁党的“自由”啰;什么是“民主思想”呢,自然是普世价值的同义语啰;看来,何先生如此热烈歌颂西亚北非那股民主化潮流,真像美国大选中那位响当当的政客说过的那样:“要把阿拉伯之春引到中国去”一样,堪称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至于说“用‘延安整风’的方式来整肃舆论”,这是一种颠倒历史的诬蔑。延安整风导致了中国人民革命形势的在推进,整风中有一些差错和失误,瑕不掩瑜;而整风中成长、锤炼的延安精神则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传家宝。如果我们大家当前都能继承发扬延安整风后培育起来的延安精神来治国,那是历史的进步。何方先生的历史观说明他完全站在党和人民不同的立场上,也说明他对中国的国情和党情、民情几乎是一无所知。资中筠先生说:“如果《炎黄春秋》也要改弦易辙,说明容不下一点点良心和真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更加没有希望了。”这就说明,在资中筠先生眼里,向党泼脏水,把社会主义骂得狗血喷头,以至反毛辱毛,恨不得对毛鞭尸三百,就像《炎黄春秋》一贯做的那样,就是“有良心”,就是“讲真话”,就是社会“有希望”,真是对我们上了一党极为深刻的政治理想信念的课呵……谀言媚词还有不少,不克一一表述。总之, 这就是杜导正先生在其新春联谊会上现场拉到的,可怜兮兮的几张支持票。当然,凭杜先生的“能量”,他还可以拉到一些票,但是在铜墙铁壁的中国人民面前,在当前社会上是非日益被辩明,洞察《炎黄春秋》的全盘鬼域技俩已日益形成社会思想主流的形势下,他们这几张票可怜得很哪!
人们还注意到在登载杜导正发言的那页版面上,有一张意味深长的插图。那是习仲勋同志在2001年的一个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图片上杜导正先生挨着这个题词,伸出一个指头,“侃侃而谈”。杜氏是在向读者灌输什么呢?是拉习仲勋同志的题词作为大旗包在《炎黄春秋》身上成为一张吓唬人的虎皮吗?连习老都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你们还要给它设“坎”呀?人们倒是饶有兴趣探究,《炎黄春秋》披上这张虎皮究竟是准备压谁、唬谁呢?而这恐怕也正是引习老题词意味深长之处。《炎黄春秋》莫非着眼于18大以后将为自己觅取一个“顺境”吧?
习老的题词作于2001年。当时《炎黄春秋》的狐狸尾巴还没来得及像今天那样裸露无遗,刊物中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客观的内容,习老的题词作为对刊物的一种鼓励,包含着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片苦心。习老已谢世多年,他看不到《炎黄春秋》今天的真实面目。按照习老对党和事业的忠诚度,如泉下有灵,不对《炎黄春秋》作出严正批评和谴责,才是咄咄怪事呢。总之,在这个当口,在《炎黄春秋》上刊登杜导正的讲话并配发这样一张图片,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这种做派,也恰恰暴露出了这是一场贻笑于大众却又不难掩其拙劣的流氓表演罢了。
杜导正认为,这次文化体制改革对《炎黄春秋》说来是一道坎。杜氏和《炎黄春秋》一贯是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自居的。他们不时痛斥目前中国的改革停滞不前,诅咒中国有一批反改革派。如今改革临到杜氏之头,“冒犯”到他们的利益了,他们迅速把自己从拥护改革的角色转位为把改革当成是一道“坎”的角色。真是迅雷不及掩目,角色转换何其之快耶?但是“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炎黄春秋》和杜导正先生铁了心要把反对改革的角色继续扮演下去,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后果呢?(2012年3月20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46期)
杜氏的发言一上来就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现在又有人想利用文化体制改革的机会,改变《炎黄春秋》21年来的办刊方针。”按照国家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应的标准来看,杜氏认为,《炎黄春秋》都应该在80分以上。“从经济效益看”,21年没拿国家一分钱,已经“做到自给有余”,去年还上缴税费28万元和主管部门管理费5万元;“从社会效益看”,杜氏对《炎黄春秋》的超高评价为“坚决鲜明有力宣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对人对事坚持了实事求是精神,说实话,说公道话,得到国内外普遍好评。”
“癞痢头儿子自己好”,自己给自己办的刊物打高分,真是看遍天下滑稽事,毕竟还得怪自己眼拙,看不到杜氏有这么严重的“自恋癖”。但是最公正的裁判应该是在公众当中。如果《炎黄春秋》敢于在社会上对其信誉度进行一番公开测评的话,那么它21年来,尤其是近十来年,公然抵制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以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为己任,以反毛丑毛为癖,以颠倒历史、灭史去国为业,已经完全堕落成为国内冒尖的罕见的几个扮演反对党角色的报刊之一,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普遍民意。
杜氏在发言中吹嘘《炎黄春秋》的运行体制既“很有原则”,又“很灵活”。这话也自有其道理。但其原则绝非党的办刊原则,而是杜氏原则,其“灵活”,则确实是在这块全国罕见反对党阵地上,爱怎么骂街就怎么骂街,想怎么造谣就怎么造谣,确实“灵活”至极。杜氏把《炎黄春秋》的这一套运行体制吹捧为“非常成功”,并且“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既然《炎黄春秋》的体制如此“非常成功”,而且闯出了一条文化体制改革的“新路”,那么对当下国家要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怎么会如此惧怕、憎恨、不共戴天到这个地步?应该是热烈拥护、拍掌欢迎才对啊!而按照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规定的政策和步骤行事,只能进一步促进其社会、经济双效益的增进和提升啊!我相信,如果是不了解《炎黄春秋》底细的好心人都是会这样地提出并认知问题的。但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共知的“秘密”是,由于《炎黄春秋》在扮演反对党角色的蹊径上走得太长太远了,就完全不可能按照党规定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方针、原则行事了。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历史的狐狸尾巴早已裸露在外面无法遁其原形。面对这样的“险境”,杜氏开始露出了牙齿,摆出了一副凶相:如果强行改革现行的运行体制,“后果可说是严重的”,“甚至可能酿成政治事件”,一定要这样做了,十八大以前,就要“给党与国家制造麻烦”。还说:如果在运行机制这样的“大是大非”上作出让步,那将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失败”。如果认为杜氏说出这几句话是危言耸听,那是把问题看得太轻太轻了。这一段话是公然向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出威胁和挑衅,向党发出威胁和挑衅。杜氏摆出一副当年上海滩上流氓泼皮惯常的流氓发飚相:你们看着办吧。你们真敢这样办,就一定酿成政治事件。当今天下,什么称得上是政治事件呢?无非是街头政治、颜色革命以及所谓“阿拉伯之春”那一套吧,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啊?这,难道不是杜氏“可能酿成政治事件”这翻雷人话语的潜台词吗?杜氏把话放到了这里,现在就看人们敢不敢以及怎样去接招了。
杜氏讲话的背后还包藏着一个既不愿痛痛快快说出来,却又欲盖弥彰的祸心。其实,这个祸心,人们也早已洞悉。前年,以李锐、胡绩伟等十数人的名义曾在网上发出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的公开信。此处且不说该信中的种种谬论,只点出其中一条“具体要求”,即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试点”。这条要求才真正透露了党内民主派的内心衷曲。那封公开信和那条具体要求是杜氏这一讲话的伏笔。“报刊全盘私营化”是杜氏等党内民主派先生们心中最大愿景,也是他们妄图实现西方式宪政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如果这个口子突破开了,他们将长驱直入,西方式政体改革将在中国境内通行无阻,“普世价值”也将在中国落地当道。这可是他们白里黑里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的啊!《炎黄春秋》现行的运行体制已经是迈向私有化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步骤了。按着这个步骤走下去,必将打开一条报刊全盘私有化的“新路”来。而现在中央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他们觉着将使他们所谓“勇敢地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对人对事说实话说公道话”的谎言如同肥皂泡般彻底破灭,他们的“报刊全盘私有化”的幻梦也将彻底破产。这可是要“命”的啊!这就是杜氏在这次发言中如此气急败坏,不顾体统,耍足流氓相的真正缘由所在。
当前,杜氏渴望的是社会上有人能对他那种竭力抵制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力图保住其反党阵地的死命挣扎作出支持。也确实有人响应杜氏的这种近乎悲鸣式的呼吁。李锐就是一个。他坚决主张《炎黄春秋》按原来的方针办下去,他还夸耀自己“还有脑袋、有嘴巴”作出坚决支持。何方的讲话更进一步。他联系当前西亚北非的“民主化潮流”,说“当前总是有人想方设法干涉别人的自由,想方设法把民主化搞掉”,“有人老想采取‘延安整风’的方式来整肃舆论,这是历史的倒退”。这些话真是说得很直率、很赤裸裸的了。什么“自由”呢,自然是反党、辱党、毁党的“自由”啰;什么是“民主思想”呢,自然是普世价值的同义语啰;看来,何先生如此热烈歌颂西亚北非那股民主化潮流,真像美国大选中那位响当当的政客说过的那样:“要把阿拉伯之春引到中国去”一样,堪称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至于说“用‘延安整风’的方式来整肃舆论”,这是一种颠倒历史的诬蔑。延安整风导致了中国人民革命形势的在推进,整风中有一些差错和失误,瑕不掩瑜;而整风中成长、锤炼的延安精神则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传家宝。如果我们大家当前都能继承发扬延安整风后培育起来的延安精神来治国,那是历史的进步。何方先生的历史观说明他完全站在党和人民不同的立场上,也说明他对中国的国情和党情、民情几乎是一无所知。资中筠先生说:“如果《炎黄春秋》也要改弦易辙,说明容不下一点点良心和真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更加没有希望了。”这就说明,在资中筠先生眼里,向党泼脏水,把社会主义骂得狗血喷头,以至反毛辱毛,恨不得对毛鞭尸三百,就像《炎黄春秋》一贯做的那样,就是“有良心”,就是“讲真话”,就是社会“有希望”,真是对我们上了一党极为深刻的政治理想信念的课呵……谀言媚词还有不少,不克一一表述。总之, 这就是杜导正先生在其新春联谊会上现场拉到的,可怜兮兮的几张支持票。当然,凭杜先生的“能量”,他还可以拉到一些票,但是在铜墙铁壁的中国人民面前,在当前社会上是非日益被辩明,洞察《炎黄春秋》的全盘鬼域技俩已日益形成社会思想主流的形势下,他们这几张票可怜得很哪!
人们还注意到在登载杜导正发言的那页版面上,有一张意味深长的插图。那是习仲勋同志在2001年的一个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图片上杜导正先生挨着这个题词,伸出一个指头,“侃侃而谈”。杜氏是在向读者灌输什么呢?是拉习仲勋同志的题词作为大旗包在《炎黄春秋》身上成为一张吓唬人的虎皮吗?连习老都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你们还要给它设“坎”呀?人们倒是饶有兴趣探究,《炎黄春秋》披上这张虎皮究竟是准备压谁、唬谁呢?而这恐怕也正是引习老题词意味深长之处。《炎黄春秋》莫非着眼于18大以后将为自己觅取一个“顺境”吧?
习老的题词作于2001年。当时《炎黄春秋》的狐狸尾巴还没来得及像今天那样裸露无遗,刊物中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客观的内容,习老的题词作为对刊物的一种鼓励,包含着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片苦心。习老已谢世多年,他看不到《炎黄春秋》今天的真实面目。按照习老对党和事业的忠诚度,如泉下有灵,不对《炎黄春秋》作出严正批评和谴责,才是咄咄怪事呢。总之,在这个当口,在《炎黄春秋》上刊登杜导正的讲话并配发这样一张图片,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这种做派,也恰恰暴露出了这是一场贻笑于大众却又不难掩其拙劣的流氓表演罢了。
杜导正认为,这次文化体制改革对《炎黄春秋》说来是一道坎。杜氏和《炎黄春秋》一贯是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自居的。他们不时痛斥目前中国的改革停滞不前,诅咒中国有一批反改革派。如今改革临到杜氏之头,“冒犯”到他们的利益了,他们迅速把自己从拥护改革的角色转位为把改革当成是一道“坎”的角色。真是迅雷不及掩目,角色转换何其之快耶?但是“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炎黄春秋》和杜导正先生铁了心要把反对改革的角色继续扮演下去,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后果呢?(2012年3月20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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