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发表单仁平对茅于轼演讲连续遭围堵事件的评论，我以为是站在超乎左右立场之外，欲图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评论这一事件，因而不免失诸公允，替茅于轼开脱。看似对汉奸茅于轼言论有所批评，实则否定左派斗争的必要性。这篇评论表明，有人要利用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以表明自己的“公正无私”，在虚伪的“文明政治”吁求中，坐收渔利。
首先看单仁平的超然立场。评论认为：茅于轼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是“固定的圈子”，而且是“很固定的圈子”。既然是固定的圈子，当然就不代表民意，只代表小圈子利益。两个“圈子”为各自的主张争吵，“非常缺少”现代政治辩论的文明，往往争着争着就变成了“斗争”，“无论左右都如此。深入、求实的讨论很难展开，互联网文化对喊口号和贴标签形成事实上的鼓励。”单仁平自己肯定不会参与这种“缺少文明”，不深入、不求实的喊口号和贴标签式的争论。他对茅于轼遭遇围堵给予了艾未未如出一辙的“伺候”别人的安慰。这显然是把人民起来反对汉奸卖国贼的正义之举同自由派的流氓行径混为一谈。由于左右派立场都是偏颇的，他单仁平才最能代表民意，因而他把自己摆在左右两派之上，以俯视的眼光谆谆告诫两派：“中国需要大众政治文明的不懈建设，事实上，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这方面都有‘共勉’的空间。大众政治中的对立面声称‘势不两立’，实为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的关系。‘斗争文明’的进步只能是各派之间大体同步的，这里并不存在只属于某一派的‘绝对道德高地’。”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告诫，在抬高自己的同时，泯灭了左右斗争生死存亡的根本性质，爱国者与汉奸有“共勉空间”，汉奸也有“道德高地”。不客气地说，这种超然立场为左派所唾弃，右派大概也不会买他的账。
单仁平对茅于轼的批评是假的。茅于轼是什么人呢?“经济学家茅于轼”，“争议度颇高的公众人物”、“像所有学者一样”、“他的身份也因此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与政治超越普通学者的特殊关系”、“84岁高龄应有的见识和影响”等等，就是不称他为汉奸、卖国贼、美日的走狗。单仁平的这些称谓批评了茅于轼吗，丝毫没有!用这些加了曲里拐弯的定语的称谓，实际是否定左派对茅于轼的定性。“称赞者将其树为偶像，贬斥者甚至认为他缺少基本的经济学造诣。”请问，哪个左派是因为茅于轼“缺少经济学造诣”而反对他的?缺少经济学造诣的人多了，难道左派都去围堵吗?数万人去公诉吗?真是笑话!
对于茅于轼的罪行，单仁平讳莫如深：“他成为舆论焦点，大多是因为与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谁都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言论跟政治“牵涉较深”就起而反对他，单仁平只字不提茅于轼“五反”的违宪言论，只说“牵涉政治”。照单仁平的说法，与政治有“牵涉”的人或者干脆就是政治学者，都会成为舆论焦点。多么荒谬的逻辑!对于茅于轼一贯的反动言论，单仁平不做定性，只是抽象地说“很多公开言论突破了社会通常理解的学术范畴”。一个人的言论突破学术范畴就会遭人围堵吗?难道围堵的人痛恨茅于轼是因为他不用学术范畴吗?读者可要小心了，单仁平的逻辑是，一个人讲话不使用学术范畴就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的言论往往有强烈的价值取向，挑战主流政治观点。”谁讲话没有价值取向?有价值取向左派就反对他吗?左派岂不是胡闹?茅于轼仅仅是在挑战一种观点，还是在反党反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中华民族?与政治“牵涉较深”，“突破学术范畴”“言论有价值取向”、“挑战观点”等说辞，是单仁平替大汉奸茅于轼最可耻的辩护。
单仁平不仅要替茅于轼辩护，而且坚决反对左派开展斗争。“我们反对人身言论攻击，尤其反对针对论敌的各种骚扰和威胁。茅于轼像所有的学者一样享有正常发表看法的权利，对他的反对应当是文明的、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这就说，左派不能骂汪精卫是汉奸卖国贼，因为这是“人身言论攻击”，左派更不能骚扰和威胁汪精卫，因为汪贼是我们的论敌，单仁平对这种骚扰和威胁“尤其反对”。诚然，学术争论不应采取人身攻击，更不应骚扰和威胁人家，但问题恰恰在于：汉奸卖国言论是学术争议吗，茅于轼像“所有的学者一样”吗?他到沈阳是去组织培训“通联处”，是要复辟满洲国，他仅仅是论敌吗?他要到毛主席故乡攻击宪法规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开国领袖，反对爱国，颠覆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一贯语言恶毒、下流。面对红色大潮的兴起，单仁平如此逆流而动，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在今天，超然端坐、玩弄左右两派于股掌之上的官僚资本集团的代言人，难道不应该警惕吗?
附：单仁平：茅于轼应避免成为分裂社会的冲突点
经济学家茅于轼4月25日在沈阳一个论坛演讲时，遭遇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从台下发出的激烈反对，王被组织者强制带离。之后茅于轼称有人在电话上对其骚扰并威胁。5月4日茅计划在长沙演讲，因遭一些反对者现场围堵而被迫取消，据传改为小范围座谈。最近几天，茅发微博抨击对他施加的“暴力”，他的支持者们纷纷转发力挺，与反对者激烈互斥。
茅于轼一直是争议度颇高的公众人物。称赞者将其树为偶像，贬斥者甚至认为他缺少基本的经济学造诣。茅最突出的言论是他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以及他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批判。他的一些具体观点，如“钓鱼岛可以不争”、“中国不能造航母”、“廉租房不应有私人厕所”等也都引来剧烈的争议和一些人的反感。
总体而言，公众对茅的经济学观点印象不深，他成为舆论焦点，大多是因为与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
我们不太了解近日围绕茅于轼风波的细节，从常理来讲，我们反对人身言论攻击，尤其反对针对论敌的各种骚扰和威胁。茅于轼像所有学者一样享有正常发表看法的权利，对他的反对应当是文明的、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当然，我们无从确认茅所称受“电话骚扰和威胁”的真实性，以及它们的程度。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茅不是普通学者，或者说他的很多公开言论突破了社会通常理解的学术范畴。他的言论往往有强烈的价值取向，挑战中国主流政治观点。如果换一种表述，他对政治做了些能被社会“看得很清楚”的涉入。他的身份也因此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
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很固定的圈子。前者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西方一些精英人士等。后者是中国互联网上被称为“左派”或“五毛”中的积极分子。这种“泾渭分明”的支持和反对，也验证茅与政治超越普通学者的特殊关系。
不得不说，中国舆论场上非常缺少“政治辩论”的文明，往往争着争着就变成了“斗争”，无论左右都如此。深入、求实的讨论很难展开，互联网文化对喊口号和贴标签形成事实上的鼓励。茅于轼本人其实也有意无意塑造了自己“献身于民主、自由”的形象，并以这种形象的不变应对中国现实复杂多样的万变。
茅于轼因为自己的“立场”获得支持，包括去年他获得美国人颁发的弗里德曼奖。也因此饱受争议，承受了一些并非他本人独有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电话骚扰和在会场上“被冲撞”，中国舆论场上的很多活跃人士都遭遇过。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艾未未就曾公布多名他反对的人士的电话号码，要求他的支持者打电话“伺候”。
中国需要大众政治文明的不懈建设，事实上，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这方面都有“共勉”的空间。大众政治中的对立面声称“势不两立”，实为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的关系。“斗争文明”的进步只能是各派之间大体同步的，这里并不存在只属于某一派的“绝对道德高地”。
茅于轼以他84岁高龄应有的见识和影响，理应做中国社会团结的促进者，避免使自己成为分裂社会的冲突点。这与他持什么样的学术看法无关。这取决于他的胸怀，取决于他如何使用个人影响力的态度。
▲(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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