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上海法官嫖娼事件震动全国。上海市领导雷厉风行，及时调查、处理，开除四名主要当事人的党籍和公职，并做出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无疑这种处理是必要的。但此事的关键并不主要是对当事人的处理和处罚，而是如何认识这一现象的本质特症，探询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层次根源，最大限度地防止今后这类现象的发生。
辩证法认为，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现象中都包含本质，任何结果都有其必然的深层次的原因。对其一般、本质和深层次的原因的认识的深刻程度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汲取教训和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事件发生之后，各种媒体纷纷发表评论，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在全市法院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进行了严厉批评。但笔者发现，媒体的评论以及上海市委领导有关讲话中，大多只是把这一事件单纯看作法律干部的自身作风和涉及到法律公平、公正问题。如韩正同志说：“法官被视作公平正义的化身，理应成为社会伦理的坚守者、公序良俗的示范者、法律尊严的捍卫者，更应是守法、依法、执法的表率。”“个别法官，目无法纪，丧失伦理道德，胆大妄为，严重损害了上海司法队伍的形象，对司法公信力和法治权威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这一类人必须‘零容忍’”。韩正用“四个严”来总结这起案件必须深刻汲取的教训— “严肃教育”、“严明纪律”、“严格监管”、“严惩腐败”。他强调：“对于法官的特殊严格纪律要求，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平日里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是危险;不把问题当问题看，就是绝对的危险!”必须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越雷池、不得闯红灯，各级法院领导干部要带头做表率。媒体的评论文章中说：“上海法院系统正遭遇一场空前的危机。不仅涉嫌集体嫖娼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雪明等人已受到最严厉的党纪政纪处罚，上海市纪委更坦承‘司法蒙羞、正义受损’。”“法律如果失去公正，影响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案件审理，还将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许多上访事件，其肇因就来自司法不公。法律一旦失去权威和信任，这个社会就会失去起码的行为规范，导致另一违法行为的产生，报料人为了‘报复’法官，使用了非常规手段窃取公共视频，就是怀疑司法不公而采取的‘另类’行动。”“由于‘嫖娼’二字过于抢眼，上述诸多问题都被遮挡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也许上海方面对这些问题会有进一步的调查，但在调查之前，应该对公众有所表示。”“司法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屏障，而法官行使着司法权，其形象不仅关涉个人，更与司法公信力乃至公众的法治信仰息息相关。法官违法违纪，比其他人影响更坏。上海有关方面对4名法官及时查处严惩，也正是要以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呵护社会对法治的信心。”无疑上述评论和认识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却是肤浅的、简单化的认识，其并没有真正触及到这种现象的实质及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更没有真正找到克服这种现象的途径和方式方法。笔者对这种现象的认识是：
1、上海法官嫖娼事件折射的不仅是法官自身的作风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各个系统领导干部的自身作风问题，而作风问题的实质是部分干部的世界观已经程度不同地甚至彻头彻尾地剥削阶级化了。
上海法官嫖娼事件直接的表现是法官的“嫖娼”现象，而“嫖娼”本质是男女不正当性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任何一个作为自然意义上的人都有对异性的追求和享受性生活的欲望。但人不仅是自然的人，其本质是社会的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性关系从最初的杂婚时代发展到群婚、对偶婚，再发展到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说，现代男女之间性关系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它只允许在婚姻关系之内发生，一切离开婚姻关系的性关系都属于不正当的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在性关系上必须自觉制约和管束自己，否则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但在阶级社会中，这种一夫一妻制的男女性关系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它只对处在弱势地位的女子起制约作用，对于有强势地位的男子就没有约束作用，它允许男子的一夫多妻制。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具有权力和金钱地位的强势男子不仅可以娶多个老婆，而且允许其与多个女子人员发生性关系，而一些年轻女子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求生存，性也变成了商品。以卖淫嫖娼为基本内容的妓院就是阶级社会中男女性关系丑陋、扭曲的典型表现和产物。这种以单纯追求性快乐为目的生活方式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也是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之一。，嫖娼作为旧中国的一种社会毒瘤，建国后已经基本绝迹。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卖淫、嫖娼、吸毒、赌博等旧中国的各种社会毒素在中国大地上死灰复燃，且越发严重。尤其在男女性关系问题上，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性自由”理论大肆泛滥，尤其对国人的基本素质包括对青年人，对党员、领导干部产生了极其大的影响。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卖淫、嫖娼、婚期同居、婚外恋、通奸、一夜情、换妻、包二奶、情妇等现象都是社会生活中男女不正当性关系的表现。前三十年，如果一个人因为男女作风方面出了一点问题，被写进档案。那么这个人在熟知其的群体范围内，名声马上就臭。这种舆论环境导致人们极少极少敢淌这股浑水。而后三十年，舆论环境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除了强奸行为还受到法律的直接制裁，其它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社会的默许、迁就，且创造许多条件纵容社会这种不正当的丑恶的男女性关系的发生。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能够感受到中国当今这种舆论环境和现象的客观存在。当今中国发生嫖娼等不正当性关系的人群几乎各个阶层都存在。而上海法官嫖娼绝不仅仅是个别、个案，不仅法院系统存在，整个公检法系统都存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各个系统也都存在，不仅上海存在，全中国都存在。它是整个中国当今社会扭曲、病态状态的一个典型缩影，是腐朽的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具体的典型的表现。
同时，上海法官嫖娼不单纯是法官自身追求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其所以发生在“法官”身上，原因就在于法官有审判权力。理论上讲，法律本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公正的象征。但任何法律审判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即法官来执行。法律是否公平公正，不仅取决于法律条文本身的内容，而且取决于执法人自身的素质、水平。当法律执行人由于与一方当事人特殊的社会关系或受到当事人的行贿之后而情感落在当事人身上时，再好的法律条文也阻挡不了审判人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判决结果。作为上海法官“嫖娼”的直接外因就是上海建工集团对法官赵明华等人的直接行贿，而“嫖娼”现象的外露曝光则是赵明华在以前的一次不公平的判案中的利益受损者的直接“报复”。通过“嫖娼”贿赂权力者只是其中方式之一，而通过请客送礼送金钱等其它方式行贿法官、权力者却是中国当今社会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权力者则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各种私利。“吃了原告吃被告”，就是对法官以权谋私现象的形象写照。媒体最新披露，这一事件又牵连出上海公检法系统的“司法掮客”现象，也就是个别律师与法官相互勾结，利用手中审判权力，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公检法系统存在，国家各种权力机构都存在，各种社会组织也都存在，包括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系统。在教育系统各种申报项目、科研教学成果评奖、研究生点申批、职称级别评定中直接或间接的行贿受贿现象绝不亚于其它任何领域，而拥有评审权力的人也直接或间接获取大量不正当利益。中国这种社会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行贿的结果目的达到了，权力者的天平完全倾向于行贿者一方，权力者谋取私利的目的也达到了。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能够从自己的经历中亲身感受到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固然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行贿者扭曲的认识有关系，但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权力者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程度不同地甚至完全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来。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中央近些年的文件中也多次强调权力者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用好权。权力者究竟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实质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大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为少数人服务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但现实生活中的相当多的权力者口头上、表面上也在讲这套理论，而内心早已抛之九霄云外，他们把剥削阶级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根本准则。赵明华等人难道不知道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吗，不知道社会主义的法律工的做人的基本原则吗?我想如果从他们口中说来也会是相当精彩。但问题就在于他们相信吗?他们按照这种准则行事吗?从他们“嫖娼”的整个过程及前因后果说明了他们行为的实际指导思想和准则与共产党人根本宗旨是完全对立的另一套理论和思想体系，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世界观。如果把上海法官的这次“嫖娼”行为只是界定为法官自身的不廉洁、不自律、丧失伦理道德、目无法纪、执法犯法等认识上，那就太肤浅、太简单、太表面化了。不从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价值观角度认识上海法官嫖娼现象的实质，就不可能真正找到其深层次的根源，也必然会导致一个赵明华今天倒下去，明天就会出现新的张明华、李明华、王明华。近些年来揭露出来的比上海法官“嫖娼”现象更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多的是，然而其丝毫没有遏制住中国腐败现象的前赴后继。这难道不应该引发我们的深思吗?
2、上海法官嫖娼事件不单纯涉及到法律公平正义问题，实际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政权性质是否变质变色问题。
法官嫖娼、执法犯法必然导致法律信任危机，“司法蒙羞、正义受损”。这种认识还单纯停留在法学角度的认识方法。唯物史观认为，法律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政治的本质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同国体的国家法律不仅决定其内容的对立，也决定其为什么人的根本对立。剥削阶级国家的法律是面向少数统治者的，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就是对以往阶级社会法律阶级属性的真实写照。国家政权及法律的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统治阶级的国家及其法律条文无论多么完善和具体，其本质还是为少数人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推翻了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社会主义政权及机构，同时制定相应的法律内容。其本质属性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的。但整个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是否可能变质变色?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在1944年读《甲申三百年祭》时就思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才有1949年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才有“不做李自成”、“进京赶考”思想。最近，习近平同志到西柏坡参观访问又谈起毛泽东这一思想。他说：“‘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习近平同志这里实际上也是承认党和国家政权存在变质变色的可能性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党内却有相当多的党员、干部没有做到“两个务必”，他们赶考失败了。当掌握局部权力的领导者世界观彻头彻尾剥削阶级化了，他们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谋私利，为少数人服务。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个具体的权力机构已经改变权力的性质，也就是变质变色，尽管这种质变是极其微小的。事物的变化有质变中的量的扩张和量变中的局部质变。这种局部微小的质变如果量上继续扩张下去，就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整个政权的变质变色。上海法官“嫖娼”的具体过程与旧社会衙门“有理没钱莫进来”有本质区别吗?其直接后果难道只是信任危机和“司法蒙羞、正义受损”吗?，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权性质局部变质变色吗?如果说，嫖娼的上海法官还只是一个法院民庭的庭长、副庭长。那么作为执法机关的原国家药品总局局长郑筱萸、原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以及近些年来揭露出来的一系列省部级、厅局级的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其实质不就是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的阶级属性变质变色了吗?只有从这一高度认识上海法官嫖娼事件的性质、实质，才有可能认识其危害的严重性，提高防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3、上海法官嫖娼事件还涉及究竟如何揭露这种现象和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问题？
上海法官嫖娼事件确实反映了法院系统的严重问题，其实也是整个官场的严重问题。事件曝光之后，人们自然就想到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此事件的曝光得益于赵明华审判案件的当事人的“一个人的复仇”。如果当事人没有巨大的财力、精力和智力做后盾，这一事件能够曝光吗?上海公检法法系统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嫖娼”和受贿?上海整个官场有没有?中国整个公检法和整个官场有没有?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究竟如何揭露、曝光他们?如果给予曝光的现象只是极个别，大多数不能曝光，不能给予严厉的制裁，这些人还再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为非作歹，那么毛主席曾经预言的“李自成”现象不是重演了吗?数千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二就是究竟如何防止类似现象的发生?固然给予当事人严厉的党纪国法的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但仅停留在此，绝对遏制不了其继续发生。这两个问题是个大课题，不是这篇小文章所能够回答的。它需要我们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理论上不能真正回答这一问题，实践上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其实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建国前后的一系列论述中对此已经回答。笔者这里从毛泽东的论述中简要回答这一问题：
第一，必须给予人民真正的民主权利。大家都熟悉毛泽东1945年同黄炎培先生谈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 毛泽东早已认识到，新中国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党章、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并没有真正落实。不仅要从理论和制度的规定上承认人民的民主权利，最重要的就是在实践上真正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能真正揭露和防止“李自成”现象的发生。他老人家建国以后，相当大的精力就在思考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尽管他一再强调“不能做李自成”，但他发现现实生活中仍然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李自成”，他忧心中国革命事业前功尽弃。然而他的这一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党内多数人的理解。但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得高，看得远，有胆量、有气魄，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决心在实践中闯出一条真正落实人民民主权利的新路来。但由于种种原因，文革失败了，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是绝对正确的。改革开放后，尽管我们党的各种重要会议上也都反复强调“民主”，但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理解过于肤浅、简单甚至片面化。二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敢真正给予人民群众种种具体的民主权利，而且当人民群众自觉行使党章、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时，直接、间接打击、压制现象比比皆是。这是造成当今社会邪恶势力上升、社会腐败愈发严重的最重要根源。我们一些领导者天天把“改革”挂在口头上，但真正的以落实人民民主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揭露上海法官“嫖娼”事件的陈先生最初反映判案不公问题完全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上诉、上访，却石沉大海，这才迫使其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维护权益。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大量上访和截访现象不正是说明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真正落实和受到压制吗?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利还表现在一个组织、一个单位内部。从理论上讲，一个组织、单位内部群众有对权力者的揭发、批评、建议权利，但实际生活中，群众对领导甭说提批评意见，那怕稍有不满情绪或观点与领导不一致，领导就会采用各种方式直接、间接压制、打击、报复你，由此造成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违法违纪，群众看在眼里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且现实社会中一些领导周围又聚集了一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奴才型人物。以上海法官“嫖娼”事件为例，当事人的丑恶行为平时就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吗?周围人就没有任何察觉吗?。为什么法院内部就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揭露批判?李宝金的违法违纪现象其下属和群众早就察觉，但为什么不敢直接揭发批判?这种现象存在于相当多的部门、单位和系统。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离开人民的民主权利的真正落实，就不可能真正克服“嫖娼”事件和一系列的官场腐败行为。
第二，必须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世界观改造的自觉性。《共产党宣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理，就是“两个决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实际上说，共产党人在“消灭私有制”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必须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自觉改造和发展自己。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要求改造主观世界，促进人自身素质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同私有观念决裂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任务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就始终注重这“两个改造”及其相互关系，如他井冈山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塑造了区别于古今中外史上任何军队的新型素质特征的人民军队，其对于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强调“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强调“整顿党的作风”，无疑不是在注重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特别注重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人本身。1949年，面临着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和党的新的更艰巨伟大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又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其实质还是强调改造主观世界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不断抵制和清除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毛泽东认为，这也是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又一极其重要的途径和措施。所以，习近平同志最近解读“两个务必”思想时所强调的“四个包含”就是说明人的发展的极其重要作用。毛泽东建国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本质是教育人、发展人、改造人的运动，它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去努力塑造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说，强调民主主要是从外部监督、制约领导干部，而强调世界观改造，则主要是从干部自身自觉监督、制约自己。中国当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要筑起一道自我约束和制约的“道德长城”。这两种监督、制约相辅相成，否定一方而片面强调另一方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观改造”、“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 ”、“自觉清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思想改造”等字词从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基本消失了。虽然正面还在讲“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正面词汇，但离开“改造”和对剥削阶级思想、观念的批判，导致上述漂亮的词汇苍白无力，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世界观改造和自身素质、能力的发展基本起不到积极作用，并由此导致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等一系列的剥削阶级私有观念猖狂泛滥，形成了一大批外表上穿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外衣，实际内心和灵魂极其肮脏，没有任何一点共产党人气味的扭曲的人格特征的人。从报刊上揭露出来的那些腐败分子哪一个不具有上述特征呢?上海法官嫖娼者只不过是中国当代社会扭曲的剥削阶级化的人格特征的又一具体表现罢了，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大环境不讲“世界观改造”、不注重人的自我发展、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党员、干部意识不到自身改造和清除剥削阶级观念影响的必要性、紧迫性。找不到这种根源，泛泛地强调干部要“廉洁自律”、“遵纪守法”、“转变作风”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承认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着两种世界观、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承认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观念和思想体系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特别是渗透到中国共产党的肌体中这种客观事实，并努力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武器，开展认真、持久、积极的思想斗争，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和清除对自身的影响，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真正克服法官“嫖娼”和官员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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