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国范围内导演了一出“冰火两重天”。三中全会刚结束并发表公告时，左派一片欢腾，右派如入冰窖，认为自己在改革问题上被忽悠了;几天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左派才知道被虚晃一枪的原来是自己，右派欢声载道。经过一番折腾，人们对新一届执政者的治国思路也已有了大致确认。
从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及其后披露的形成过程看，习近平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对市场化改革态度的坚定，超出外界预期。在这样重大问题上作出如此重要举措，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团结同僚、稳固权位而进行的妥协，必定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习近平本人从其内在观念和人生经验出发形成的理念与思路。现在，习近平新政的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他公开昭示了自己的选择。他选择了市场，相信市场能够带给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中国所急需的新的可持续增长的活力。他的这种抉择，其优劣、对错尚有待实践验证。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每种物与物关系的背后，都是人与人的关系，选择市场，就意味着选择了代表市场力量的资本。这或许是柳传志等“泰山会”的富豪们，集体对三中全会、对习近平顶礼致敬的原因。由此点出发，人们可蠡测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前景。
选择市场和资本，既是迄今为止开放型工业社会发展经济的必然逻辑，从社会治理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具体约束条件下直面问题的求解，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当下中国，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虽已大为不同，但其中一种基本的结构没有改变，那就是国家(政府)极强、社会(民间)极弱，力量对比高度失衡。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力量对比失衡，好处是易于保持稳定、有序，坏处是抑制了弱势一方的自主创造性及活力。如果中国现在是处在孤独环境中，没有面临外部竞争的强大压力，那么这种结构不失为一种“可欲”的选择。但中国今天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且原来发展方向上蕴含的能量已经被榨取殆尽，急需各种社会力量自主迸发其他方向上的活力，如此，中国的发展才不会中断，才不会在国际竞争中沦为弱势、坠入深渊。因此，中国要想继续往前走，必须破解力量对比高度失衡的困境。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当然是削弱政府一方力量，增强民间力量，使双方力量能达致某种相对均衡。但失衡之所以长期存在，就是由于在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下，国家(政府)与社会(民间)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只能以此强彼弱的失衡方式，才能维持一种有序稳定。如果在张力没有大幅削弱前，将弱势一方长期遭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很可能引发激烈的阶层碰撞与社会冲突，中国将陷入失序和动荡。
另一种较复杂但更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国家(政府)对社会(民间)分而治之，选择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扶植，促其壮大，以这种可控的方式改变力量对比，缩小失衡。被选择的民间力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政府之间的张力不是绝对的，是可以调和、改变的，双方在矛盾之外还有很大合作空间，存在相互需要;二是此群体人数不宜太多，这样才易于操作，便于赎买，最好是此社会力量本身就具有一种制造财富增量的能力，能促进经济增长，如此，政府的赎买就非单纯付出，而是可视为一项长期投资。显然，满足这两项条件的，唯有资本和企业家阶层。当政府仍能为资本的成长提供养料和方便时，资本与政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政府具有赎买资本的能力，因为这种赎买主要不是支付物资，而只需提供政策支持;而且资本与市场相连，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禀赋，释放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既能使赎买可持续进行，创造的财富增量，又能全面增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能力。
正是由于被认为有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双重功效，资本成为被选项。如果三中全会的《决定》得到有效贯彻，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资本在中国的力量将获得长足发展。《决定》不仅承诺资本，只要你“不惹事”，我就不来“动你”;而且明示了政府将给与资本的长期支持和依赖。这种支持和依赖，并非是权宜之计，因为政府同时承诺，将进行行政改革，即不惜自剪羽翼，斩断一些管束经济的手臂，将权力交给市场即资本。只要这些措施真正得到实施，资本在中国想不快速壮大都难。
在资本力量将在中国大幅膨胀的预期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就很重要了。资本的能量越大，其政治态度对时局的影响越大。习近平虽承诺保护和支持资本，但前提是资本在政治上“不惹麻烦”。而资本在政治上“惹麻烦”几乎是一种人性的本能，它是由马斯洛所揭示的人类需求层次决定的。经济上取得成就后，必然寻求相应的政治影响和地位。但由于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当官和发财几乎是没可能相交的两条平行线，所以资本家、企业家要追求足够的政治影响，唯有鼓吹和支持反体制。更何况，在西方政治观念泛滥的背景下，大多数企业家的思想早就“与国际接轨”，这无疑增加了政府赎买的难度。不过，资本的根基和主要关注点毕竟是物质财富，而财富的领域又充满竞争，在现实约束下，大多数企业家还是会选择与政府合作以求共赢的。
当下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就政治态度而言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梁稳根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是政府最可依靠，不但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可展开合作的一类;二是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是政府在政治上虽难合作、却可以放心的一类;三是以王石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是对于政府而言最危险的一类，这些人的政治信念和欲望，已经推动他们坚定地站在了反体制的立场上，只是其行为还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而已。第三类中的一些人，在西方观念主导的当下中国舆论背景下，已经赢得相当的社会声望，一旦条件具备，他们就可以成为振臂一呼者。所谓条件具备与否，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判断。
由于一直以来国家(政府)极强、社会(民间)极弱的力量对比格局，从当下执政党对全社会的掌控程度、习近平对全党的掌控情况看，即使资本在未来十年获得蓬勃发展、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最多也不过达到俄罗斯普京时代的境况。在这种境况下，通过大势威压以及个案威慑，习近平还是有能力遏制资本的政治冲动的。在执政风格上，习近平不但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强势，甚至比邓小平更强硬。对于政策和体制的阻碍力量，邓小平多采用赎买的方法。而习近平在赎买的同时，时刻不忘威慑。这一点，正是人们对他普遍抱有期待的重要原因——经历了前面的时代，经过与俄罗斯的对比，人们已明白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以资本在未来十年可预见的增长为观察支点，预计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大约将发生如下演变：在康晓光揭示的“精英联盟”内部，政治精英的变化不大。虽然政府对社会的微观控制将有所减弱，官员个人以权谋利的能力也可能有所下降，但政治精英作为习近平推行权威主义政治的主要依靠力量，其居于社会层次最顶端、拥有最强大力量的地位不会动摇。经济精英如前所述，其实力和地位都将大幅攀升。而心情不能不压抑和失落的，是知识精英，由于习近平采取了比邓小平更强硬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政策，由“不争论”变为“管起来”，所以知识精英的作用和地位下降;政府对待知识精英的态度，也将由赎买为主变成赎买与威压并重，甚至可能以威压为主。这是习近平从苏联解体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
与精英相对的大众一方，其地位和处境也难有大的变化。虽然习近平重视民生、强调共富，但在倚重资本的背景下，大众的相对地位很难有实质提高。最低收入群体的处境可能有所改善，这是社会治理的迫切要求;一般民众的基本社会保障也将更加完善，但在收入分配比例上，难有大的提高。因为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财富收入总量是有限的，资本的收入增加了，其他人只能相对减少，习近平也做不出无米之炊。即使执政党在反腐、遏制特殊利益集团权钱交易方面获得重大突破，主要收益也将落入资本囊中。大众阶层主要只能寄望，通过财富的增量来实现与经济发展同步的收入增长。
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市场和资本能不能支撑起未来的可持续性增长?迄今为止，开放型工业社会的经验是：虽然经济表现较好的国家大多是推崇市场和资本的，但并不是所有重视市场和资本的国家表现都好。对于这一疑题，习近平的回答是：市场经济+强势政府——这种组合技蕴涵的内在逻辑是：对市场的倚重，不能达到危及政府权威的程度;政府的强势，也不能达到损及市场基本配置的程度，二者应各有其度。确实，这似乎才是最契合于世界各国实践经验的答案。但对于转型国家或后发展国家而言，还应该加上一条：当政府权威和市场配置发生不可回避的冲突时，前者优先——因为从此阶段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看，市场的功能被破坏了，还可以重新修复;一旦政府的强势遭打破，很可能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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