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贾根良在《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等撰文中委婉指出官僚资本的祸害性之严重，实际上，他没有在数据比对上分析出中国目前的官僚资本严重性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历史。而且，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反腐行动称得上是大面积的反腐败，但在事关国家命脉的金融领域，反腐几乎是毫无动静。在美国为了争夺中国金融控制权的“海外反腐”虚张声势的倒逼情况下，一些高层特殊关系成分的人员开始撤离美国财阀集团，一些继续依仗极其庞大的权利集团的庇护而毫无惧色。只要看看那些诚恳提出中国金融危险所在的文章评论，就知道大量奴才走狗嚣张是如此的事出有因。由此更应该明白代表官僚利益的茅于轼、厉以宁为何总能够进入发改委研讨经济改革。
在谈论中国经济致命性问题归咎上，一直有一种说法是房地产经济的危害性。这种谈论实则就是避重就轻，是避实就虚之说。其实，没有中国金融的祸害，中国房地产经济早已经安全着陆。就因为中国金融领域已经破败不堪，在中国本土实体经济、品牌产业遭遇外企的大面积的攻城掠地的时候，才使得城市化建设为国家重点经济建设的大踏步进行。最值得一提的诡异是，中国这种所谓的经济改革是在遭遇美国战略东移，东海南海频频显示出战争威胁的战争来临之际。
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学者，都明白经济战略的最基本两大项：一，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二，品牌经济是一个国家争夺国际市场非常有效的武器。实体经济，简单来说，具有军事战略的意义是在国家面临战争的时候，能够扩大国家军事(说到底就是武器生产)实力，也是一个国家抗拒侵略、提升国际地位的战争实力的构筑;是对本国国家安全、国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保障。而品牌经济，实际就是维持国家出口产品的形象，是对国家出口产品高利润的保持和提升的源动力。笔者此前文章《金融经济改革，是一场卖国与爱国的民族生死搏杀》论述了出卖民族品牌经济等同于出卖市场，国内市场让位外企，还包括出卖了国际市场。
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不仅没有重视经济战略中的这两个基本战略大项问题，而是不断严重破坏两大基本战略。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茅于轼等所谓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国家概念，因为他们早把中国当成了美国傀儡，把中国当成了美国一个地区。他们的经济战略思想完全沦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思维套式下思想。
虽然在08年就被具有综合性战略观的军方代表人物的戴旭戳穿了GDP谬论，但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改革的所谓战略，实际还是瞄准混乱的GDP总量增长速度，有意忽视金融危险性和基本经济战略。
我们不妨再次来揭穿。
2012年，中国GDP总量是519322亿元，约合83626.7311亿美元。而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8667.6亿美元，其中，作为“世界工厂”我国2012年的加工贸易进出口达13439.5亿美元，出口8627.8亿美元，进口4811.7亿美元，净出口额为3816.1亿美元。曾有计量经济学公式计算得出，加工贸易的净出口额每增加1亿美元，我国GDP就增加12.60104亿美元。由此可简单得出，2012年光是加工贸易进出口就奉献了48086.8亿美元的GDP。仅此一项就占到了GDP的一半以上，虽说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并不全是外企在做，但绝大部分是。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上，有学者项兵一语惊人，他表示：中国特别开放，70%的GDP来自于贸易，中国也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绝大部分中国的出口是外资企业的出口，沃尔玛从中国的出口就占了中国总出口的10%以上。
本年度，中国官网统计数据显示，在华外企已达28万多家，资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在华28个产业中，有21个产业的前5名都是外资或合资企业。从行业上看，金融、保险、电信、汽车、物流、零售、机械制造、能源、钢铁、IT、网络、房地产等，凡此种种，这些热门行业都有外资进入。并购方阵营中，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最多，占比超过30%，欧盟企业次之，约占27%，来自韩国、东盟、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也占了不小的比例。
台湾的制造业几年前就已有6成转移到岛外，其中又有6成之多在大陆，台企在中国大陆大约有8万多家，雇用员工数超1000万人，光是富士康就解决了上百万人的就业，并且给大陆创造了大量的GDP，在长三角出口重镇昆山工业区、苏州工业区、在珠三角的出口重镇东莞大工业区，都是台商云集之处，每十间厂房就有半数以上是台企。富士康在大陆一年的产值就超过云南、新疆、贵州、甘肃、海南等多个省份的全年GDP，此外还有华硕、广达、仁宝等台企无不是中国GDP的贡献大户。
对于GDP的贡献，日韩企业也当仁不让。2012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外企(除港澳台资)共138298家，其中日企22307家，占16.13%，在中国直接雇用约300万人。丰田、本田、日产、松下、铃木、五十铃、日产、三菱、索尼、佳能、夏普等著名日企都入驻中国，建立加工工厂，有的甚至在中国成立研发中心。韩国的三星、现代、乐天、韩泰等各不既是来中国的掘金者，又是GDP的贡献者。
以2011年为例，依据GNP与GDP相关数据推算，中国GDP 约为47亿元，GNP约为34万亿，这意味着在光鲜的47万多亿的GDP下，至少有13万亿的利润被拿走。2013年1月1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在北京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更指出，中国的国家财富流失触目惊心，每年被跨国资本抽走的“血汗财富”大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左右。等同于说，中国60%的GDP是外国的GNP!
所以，从具体数据上看得出，中国GDP对外贸是有着明显高于他国的依存度，各地尤其是沿海省份经济一度主要依靠外需来拉动。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西方经济学说认为，拉动GDP，需要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但中国长期以来，外企投资和外贸出口是拉动GDP的主力。中国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就在毫无战略的中国经济改革派手上，被追求自身利益的外企大量的吞噬。外企在中国创造的产值就这样被纳入中国的GDP，实际利润却一毫也不会留在中国，完完全全纳入了外企属国的GNP，对于这种GDP的归纳法，笔者不得不说就是真正的卖国经济学。这种卖国经济学，通过炫耀“被平均、被强大、被幸福着”的GDP的诱人数字，以欺世盗名之虚，行卖国之实，无异于掩耳盗铃。
中国GDP不断增长，就快要世界第一，绝不是什么虚的，但这种GDP一直未能让国民真正享受到GDP带来的红利效应，相反，却带来了恶劣环境，毫无资源战略的贱卖使得资源不断匮乏，人均年收入世界排名不断下降，还要让人民为经济恶作剧买单。
中国GDP有相当大部分依赖外国创造已经是不容置疑，再除房地产企业贡献的10%左右的泡沫横飞的楼市GDP，也可见真正由本土企业创造的GDP严重低下。外企对GDP的贡献虽然成就了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但也让中国的经济对其过于依赖而充满了巨大的危险性，这种巨大危险性在于不对等的开放。中国确实需要改革开放，但实际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开放，尤其是中美开放的不对等，比如美国对中国的华为、三一重工等的封堵。在此基础上，中国却继续制造自贸区等金融独立王国的闹剧，不打击外企直接进入或者通过金融领域渗透房地产经济的情况下，继续以城市化建设为重点经济建设，为外资脱逃房地产经济和金融套现制造充足的时间。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外企是如何进入中国房地产经济。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4年房地产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767家，合同外资金额134.8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9.50亿美元。这些只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外资数量，不包括外资从市场上购买的房地产数量。在上海，外资购买的比例已经接近20%。外资购买国内的房地产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并于2005年达到了高峰。外资成为2005年中国楼市最大的新闻。2005年-2006年，中国房产销售市场的低迷与海外资金大举进入中国房产市场的迅猛势头形成了强烈反差。海外投资机构是2006年初几个月买房的主力军。最近的例子是，摩根士丹利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对浦东新区世纪公园旁的陆家嘴中央公寓连续出手，以约3.8亿元人民币先后吃进2栋楼近170套房源。而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前沿阵地的杭州，美国最大的商业地产商西蒙集团也把自己的第一笔投资“放”在了杭州，与摩根士丹利和深国投共同投资建购物中心。
2007年，《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国房地产和在国内外市场上市的股票的总市值已经是中国GDP的3.5倍(有一种说法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房地产市值可能超过了GDP的四至六倍)。
2009年底到2010年一季度，国内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当时美元套利交易升温很快，境外资本流入国内显著增加，许多拍出“地王”价的公司都具有外资背景。有数据显示，2009年在上海千万豪宅的购买者中，拥有上海户籍的仅占10%，而外籍人士和港澳台人士则分别占23%和16%。境外资本。其流入渠道和形式，以成立外资房地产公司或参股开发房地产项目方式流入的境外资本为主，而在非居民境内购买商品房中，以境外房地产基金在境内大量购买商业楼盘和高档住宅为主。
2010年，人民网刊登中华工商时报文章指出，摩根斯坦利、高盛、麦格理、瑞银、花旗、美林、瑞星思达、华平投资、软银亚洲、凯雷投资、凯德置地等顶级跨国投资公司已不同形式进入国内房地产业。近年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势头迅猛。
以上数据可能看不出背后深层次问题，但从原摩根大通的亚洲代理人方方创立华倩会组织笼络太子党，协调衙内经济开始，进行综合分析，从近十年官僚资本的爆发性增长看，中国国内官僚资本纠合国外大财阀集团已经形成了战略联盟。因此，他们也敢大胆派出人员参与“全球影子政府”会议。
很多人不理解美国的海外反腐败，实际上连贯性结合华尔街日报(美国对在华代理人的不信任文章登载)就可以看穿是战略联盟内的权利争斗，美国的战略东移，华尔街的海外反腐，南海的纷乱加剧，是实质性的必然。美国寻求的是战略联盟权利的主导地位，同时抛出摩根大通贿赂的中国高官，是一种战略联盟次权利的虚位以待，也是对华官僚资本集团权利变化的积极性观望。
中国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动作遭遇左派的不断质疑，在一片质疑声中，对官僚资本的祸害性的阐释说出了根本原因。
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在201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余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远东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报道：至2010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余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2932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等行业中，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官员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员(裸官)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官员配偶子女20多万人。
对以上三个方面论证中国官僚资本的雄厚如果有疑问，那么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则是有力的印证。
加上斯若登揭秘的“近十年来，近三十万亿黑金流入美国纽约”，由此我们可以推定，让无国界观点的大骂爱国贼的官僚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参与和重视的经济改革，是不顾国家金融的危险，为官僚资本寻找出路的所谓经济改革。如果说清末民初的军阀是各自为战，那么仅仅通过剖析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我们就完全可以看穿今天中国的官僚大财阀逐渐形成了与外部势力的纠合后对小财阀的绝杀伎俩。为什么中国不在金融领域反腐败?从国企改革习大的原则性提议到香会军方脱稿演讲遭遇许多所谓的专家谈外交理性甚至直接抨击军方发言，我们应该知道一股内外勾结的邪恶力量正在挟制中国难得的官方正义。虽然如此，但中央纪委张英伟指出社科院的“四大问题”：“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还是让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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