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辽宁日报》《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看了张鸣等大批自由派公知大V对《辽宁日报》的讨伐，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关系着明天的中国，必须引起中国共 产党、国家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对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 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想，没有人能够反对吧?
所以，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学校在孕育着明天的太阳，在燃起未来的希望。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教育。新中国建立在满目疮痍极度贫困的国度上，百废待兴，但是，国家投入了大量 资金发展教育，普通学校学杂费几乎就是书本费，我1951年读中等专科学校，国家每人每月的助学金竟高达15元。更主要的是，对学生进行的是全面的德智体美教育。那时还没有专门的政治 课，学生们主要是通过语文、历史课，通过参加农村减租退押、土改活动，支农劳动，抗美援朝宣传活动，等等等等，了解社会，参加生产，培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 共财物的公德。那时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对英雄模范的崇敬，怀着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社会的志向。
我不能不说，改革把一些不该市场化的事业市场化了，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教育方针改了，教材变了，许多学校不再教书育人，而是争生源，谋钱财，染上了铜臭味 ;因此，教师队伍不仅有滥竽充数，而且混进了坏分子、罪犯。这些人“讲课”呲必中国，赞必西方;向学生灌输崇洋媚外，脱离社会，蔑视劳动，做官发财思想，教唆学生“厚黑保身”。 一位学生致信《辽宁日报》发出警示之问：“我们毕业之后将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个社会?谁来给予我们建设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力量?”
所以，《辽宁日报》对省内外几大高校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听了将近100堂大学专业课，发表《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是做了一件天大好事!张鸣、孙立平、贺卫方 等一批右派教授气急败坏地跳出来围剿《辽宁日报》，也是大好事!大家一起来揭开了教育战线的盖子。
张鸣的指斥，“世界新闻史上，有过记者对大学教师上课进行过暗访的吗?偷偷记录，偷偷录音录像?辽宁日报不是在劝告教师，教训教师该怎样上课，而是在收集罪证，最终治这些教师的罪 …这不是正常的采访报道，而是文化特务和间谍之行。这样做，把教师当敌人也就罢了，置当地的信息员和大学的党委于何地?…一直有人警告说要有新的反右斗争，开始还不信，看到辽宁日 报给高校教师的公开信，信了。这回，要抓多少右派呢?”他是当众招供了他们有罪，干的是右派勾当，所以回避事实，专攻形式，惊恐地感到，把他们的黑话公开出来，是“文革前夕的山雨 欲来风满楼。”对他这样的辩解和攻击，还需要批驳吗?
贺卫方说：“大学教师乃专业精湛之群体，是大学的主人，学生也是成年人，切磋学问，探讨自然物理、人间关系以及国家治理的合理途径，是自主事务。”复旦的邓建国身宣称：“教室是 思想传播的城堡，教师是城堡的国王。”说的是如此清楚，教室是一个个与社会隔离的城堡——独立王国;教授是“国王”，“主人”;在他们面前，学生是什么呢?自然是国王的臣民，主 人的奴仆。学校、教师、学生，是如此状态，社会能不因此为我们希望的明天的太阳担心吗?
再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的：“抹黑祖国?祖国多大了?你哭天抹泪地口口声声声讨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那一段的中国算祖国吗?…一个不黑的东西是别人可以抹黑的吗?”需要分 析吗?算了，我只问孙教授，你抹黑你的母亲吗?如果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好，你就不认她是你的母亲吗?至于黑的东西抹黑不了，那当然，但是，就可以容忍抹黑，而不可以谴责吗?孙教授 这样教书育人，真让人担心中国的明天!
感谢这些教授的自白，较之于《辽宁日报》的文章。更能使我们惊醒到中国教育的危机。
国家领导者们，请你们高度注意《辽宁日报》的调查和由此引发的论争，高度关注中国的未来由什么样的人来继 承?!教育关系着中国的明天。教育必须改革。不改革真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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