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题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一位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述，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唤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收获了众多的赞叹和泪水。
在2017年04月26日《人民日报》05版的右边，刊登了人民日报评论员张铁的一篇题为《感谢那些心怀文学的人》的文章。作为中国主流媒体的《人民日报》，也能开始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发出正义的声音，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文章的最后一个自然段的文字：是的，因为好看，《我是范雨素》一文展现出文字表达、文学书写对于个人、对于社会的意义与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好看，而忽略了文章指向的个体遭遇、社会问题。从农民工子女就学到农民征地补偿，如若一篇好看的文字，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公义的到来，也就能在实现文学社会价值的同时，展现人文精神的另一个向度。
一、底层的劳动者的遭遇。
《我是范雨素》中写道：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京城，做了育儿嫂，看护别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
范雨素是个底层的劳动者，育儿嫂、保姆都是全天候的工作，不会象《劳动合同法》里规定的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碰到好的雇主还好，一旦遇上了一些不好的雇主，简直就是受罪。如果受到雇主侮辱虐待，或者发生如拖欠工资之类的劳资纠纷，因为雇主不是用人单位，不具备用人资格，劳动仲裁部门不管，只有通过法院打官司来处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司法公平正义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处在弱势群体地位的劳动人民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要解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只有回归社会主义制度，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资本主义私有化社会中，在没有钱办不成事的社会氛围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的。
“打官司”对于底层劳动者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因为底层劳动者是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在强存弱死的丛林法则中，弱势群体的遭遇是悲惨的。他们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在强存弱死的丛林法则中，法律的天平是倾向于强者。我们回到现实社会中就可以看到或听到许多悲惨的故事。
打官司首先是要请律师，请律师就要花钱。全世界都知道，正是因为没有钱才贫困，正是因为没有钱才成了弱势群体。现行的律师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因为律师制度的本质是为资本(金钱)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打官司，搞选举本来就是有钱人玩的游戏，都是金钱的作用，法律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谁钱多谁就会赢得官司。打官司要花钱请律师的制度是中国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经验后，中国的法律天平开始向有钱人倾斜的最明显特征。
其次是打官司要耗时间，现在一场官司下来，少则半年，多则好几年。劳动者是靠劳动生存的，不劳动就衣食无着落，无法生存。劳动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为了生存的劳动者哪来这么长的时间去耗官司?弱势群体的人们玩不起。
再次就是当今社会有目共睹的司法腐败现象，没有钱去打官司等于是“天方夜潭”。
那些身居庙堂之上的一些官僚和社会精英们，因为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带领人民闹革命的“初心”，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不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们以为天天胡喊着“法治”，这个社会就会变好。好象社会上的一切乱象，只有高喊“法治”就能摆平。他们也许不知道底层劳动人民的具体遭遇，难道还不知道所有的“法律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个真理?
要在中国实现“法治”社会，首先必须遵照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劳动人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向资产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离开了这个原则的“法治”就成了资产阶级向人民群众专政。
现在中国所采用的“法”是学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用资主义国家的“法”来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这就等于是“削足适履”。中国政府的官员现在是用资本主义国家买来的小鞋穿在社会主义国家这双大脚上，不得不要削小自己社会主义的脚来适应资主义义这双鞋。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法治”，劳动人民还有活路吗?
二、是谁“忽略了文章指向的个体遭遇、社会问题”？
《我是范雨素》一文展现出文字表达、文学书写对于个人、对于社会的意义与力量。确实让许多人产生了共鸣，所以觉得好看。《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我们却不能因为好看，而忽略了文章指向的个体遭遇、社会问题。”
文章中所指的“个体遭遇、社会问题”有哪些?
1、一夫多妻的社会问题：
跟着范雨素的描述，范雨素到北京后，做了“育儿嫂”，负责看护一个三个月大的小女婴。 范雨素说：“我运气真好，我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两个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给男雇主的如夫人看护婴儿的。”
范素雨的雇主是一个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她所看护的是这位土豪的如夫人也就是小老婆所生的婴儿。“女雇主比男雇主小25岁。”也就是说，这位土豪的小老婆比他小25岁。
文中说“”有时我半夜起来哄小婴儿，会碰到女雇主画好了精致的妆容，坐在沙发上等她的老公回来。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脸比那个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够了苦，不作无用的奋斗。
每每这时，我就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我没有特异功能，我也没有穿越过呀!
在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怕女人比男人年轻25岁也不是资本，还要“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社会现状，导致恍惚起来。
有的人因为穷，娶不起老婆或者说是不敢娶老婆。有的人因为有钱，有几个老婆，这是由于财富的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婚姻不公。听说中国有个著名的导演有许多老婆，生了7个孩子。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就算现在放开生二胎，也有许多人不敢再生，因为没钱，养不起。有钱人不但能娶几个老婆，还可以生许多孩子，这就是金钱的作用。这种社会现象是因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搞私有化而形成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
2、子女受教育的问题。
从《我是范雨素》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土豪的如夫人所生的“大儿子在国际学校上学前班”。
另一边是范雨素的大女儿交的两个同龄不上学的朋友，一个叫丁建平，一个叫李京妮。“丁建平不上学是因为妈妈抛弃了爸爸，爸爸生气。爸爸还说，公立学校不让农民工的孩子上，上学只能到打工学校上，这样的学校一学期换好几个老师，教学质量差。反正上不成个器，就省点钱不上。”
“李京妮不上学，是因为她的爸爸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可还去骗李京妮的妈妈，生了李京妮。李京妮的妈妈发现受骗后，气走了。也不要李京妮了，爸爸是个善良的人，没有抛弃李京妮。可爸爸说，李京妮是个户口也没有的黑孩子，城里的打工学校，都是没办学资格的黑学校，娃子们在里面上，没有教育部的学籍，回老家也不能上高中考大学。李京妮是黑人，没必要再上这黑学籍的学校，来个双料黑。”
针对这一社会现实，范雨素产生了同情心，并发出了路见不平的声音：“心想，这倒霉催的教育部，谁定的这摧残农民工娃子的政策呢?报纸上说，教育部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下面的学校虚报人数，冒领孩子的义务教学拨款。可教育部为什么不弹劾吏治，非要折磨农民工的娃子?”
一边是土豪“给大儿子雇了一个少林武校毕业的武术教练，在自己家盖的写字楼里辟出了一块三百个平方的场地，装上了梅花桩，沙袋，单双杠…… 给庶子一个人使用。除了学武，又找了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霸，做家庭教师，包吃住，负责接送孩子，指导孩子写作业，领着孩子去习武，还教六岁的孩子编程序。”
另一边是范雨素说的，“大女儿学会了看小说后，我陆陆续续去潘家园，和众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大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为啥买了这么多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论斤买太便宜，二是这些进过废品收购站的书太新了，很多都没有拆下塑封。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
我在广东深圳，对于随父母进城的农村孩子在城市上学的问题深有同感。政府的城镇化政策说是号召农民进城，可这种城镇化政策只接受有钱的农民进城买房，对买不起房的农民则拒之城外。深圳一直打着“来了就是深圳人”口号，对农村来的买不起房的农民，深圳这座城市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作过深圳人。最近出台了政策说只要父母有居住证，随迁的孩子在深圳就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可是办理居住证的首要条件是先要有社保。试想，象范雨素之类的育儿嫂、保姆以及各类非用工单位雇请的人，流动在建筑工地、室内搞装修的工人，实行代理制与保险公司合作的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以及保险代理人(经纪人)中收入较高的团队管理者由于工作量大需要私人雇请的助理、秘书，还有长期在深圳打临工的搬运工、钟点工、私家司机、外包的劳务派遣工，拾荒者……这些众多类型的外来者在深圳不下百万人，他们哪来的社保?没有社保办不了居住证，没有居住证的众多类型的城市建设者永远成不了深圳人，他们的随迁子女也永远享受不了国家的义务教育。更有一些父母因为违反计划生育而出生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在计划生育政策中已经受到过处罚，就算犯了罪也不可能一罪多罚吧?更不应该把父母的错误由孩子来接受惩罚。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理由拒绝这些孩子享受国家义务教育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更是没有人性的。
3、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
在《我是范雨素》文中，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我所居住的北京皮村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村子。中国人都知道，京郊农民户户都是千万富翁，他们的房产老值钱了。土豪炫富都是炫车炫表，炫皮包，炫衣食。这些炫法，我们皮村都不屑。我们皮村群众炫的是狗，比谁家养的狗多。……皮村的一位村民，每天领着一支由十二只狗组成的狗军队，去工棚巡视，羞辱住在工棚里的农民工。”
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常有发生。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有钱人生活反而越来越空虚。为了打发时间，中国旧社会的有钱人一般都热衷于栽花、养草、喂鸟，一些有文化的人闲聚在一起时还搞什么摆弄字画、猜谜、猜拳、行令、吟诗、赋对等。如今的人们有钱了，对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并不爱好，一味追求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学习西方国家的人们养起宠物来了，这些人以养狗为乐，养狗为荣、养狗为优，养狗为尊。就象范雨素所住的皮村一样，养狗是有钱人炫耀富贵的一种方式。幸运落到了狗狗头上，狗狗由原本吃屎的动物上升到吃狗粮超越人类的享受，因为这些狗粮的价格比一般的人吃的食物价格还要贵，遛狗也就成了他们最大的乐趣。有的富婆自己暴露无遗，却给遛的狗狗身上穿上华丽的衣帽，养宠物狗也就成了中国富人炫耀财富的表达。更是有的人因为学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居然公开以外国人的口气，要改变中国人民的饮食习惯，要求中国人必须按照西方国家的饮食标准，“不准中国人吃狗肉”!这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养宠物狗只是中国贫富差别的一个方面，由养狗引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有人驱狗咬人，有人强迫他人向狗狗下跪，在江苏的连云港市，一个小伙子和女朋友一起走在路上，经过一个小区时，遇到一条宠物狗，恶狗咬伤了小伙子的女友，女友住进了医院。小伙子再经过这个地方时，这条宠物狗再次要咬人，被这个小伙子打死。连云港公安部门没有追究狗主人纵恶狗咬人的过错，反而把因恶狗咬人为了自卫打死恶狗的年轻人抓进监狱。连国家的公安部门都护着养狗的富人，这个世道还有什么法理可讲?
贫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贫富社会矛盾，有些别有用心地人把这个责任强加在穷人头上，说什么是穷人“仇富”，说这种话的人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逻辑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的古训，富人不欺侮穷人，穷人会仇富么?贫富矛盾的恶化是有钱人为富不仁造成的，就象官民矛盾的恶化是为官不正的官员造成的一样，怎么能够反倒过来责怪穷人呢?
4、征地补偿问题。
《我是范雨素》文中揭露的因征地补偿问题而引发的当地政府与人民群众矛盾恶化的问题只是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一个小小的镜头。
文章中说：“村里征地，一亩地只给两万二千块，不公平。……母亲告诉我，她跟着维权队伍，去了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走到哪里，都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推推搡搡。维权队伍里，队长六十岁，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打断了四根肋骨。母亲八十一岁了，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只是拽着胳膊，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
“一亩地，二万二就全部买断。人均地本来就很少，少数不会打工的人，怎么活下去?没有当权者愿意想这些，没有人愿意想灵魂。神州大地的每个旮旮旯旯都是这样，都认命了。”
范雨素说得对，在整个中国，强征暴敛又岂只是她的老家?更何况她老家湖北襄阳这次征收土地是为了“建郑万高铁的火车停靠站”，应该属于国家建设项目吧!看看正在热播的《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为了政绩，为了GDP，为了光明峰的项目，单单大风厂的厂地就值十个亿。腐败官僚和山水集团资本集团勾结在一起，由市委书记李达康亲自带着拆迁队对私有化后的国营企业大风厂实施强拆，引发了一场大火。这样的群体事件和各地发生的个体事件，正如范雨素文中所说的：“神州大地的每个旮旮旯旯都是这样”，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有什么办法呢?
1956年11月15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坚决支持河南农民用民主的方法，集体抗议官僚主义者强迫农民搬家的行为。毛主席说：“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可是，毛主席已经逝世几十年了，没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农民都成了弱势群体，他们也只好“都认命了”。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郊的土地补偿是个什么样子。范雨素文中写道：“京郊农民户户都是千万富翁”，为什么“京郊农民户户都能成为千万富翁”?相比之下，过去贫穷到讨不起老婆的深圳农村，现在建市后也同样都是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为什么?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原来城郊的农民比别的地方的农民聪明能干吗?显然不是。我看到，过去身份是深圳农民的深圳人现在什么都没干，除了收房租就是享受村里的分红，钱多得没地方放。当然这些钱都不是他们劳动得来的，是党的私有化政策恩赐给他们的“改革红利”。
《我是范雨素》文中所提及的问题，看书的人并没有忽略。忽略这些问题的是制造这些问题的人。一些高居庙堂之上大力主张搞私有化的人，如果不是忽略人民群众的这些种种遭遇而执意要搞私有化，那就是大大的恶人了。
《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最后说：“如若一篇好看的文字，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公义的到来，也就能在实现文学社会价值的同时，展现人文精神的另一个向度。”说得有点道理，但如果寄希望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发出的声音，是不可能。
《我是范雨素》是发自底层劳动者的声音。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我们只希望这种声音能够让高居领导听到，然后仔细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是如何恶化的，能够反思“私有化”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哪些灾难，这就是中国人民之大幸。
一篇文章能够起到的作用有限，要“推动问题的解决、公义的到来”，中国共产党政府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中国共产党政府才能重新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才能重新建立党群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希望越来越富强，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才能够如期实现。
贺济中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c41cf8160102wtv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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