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患寡,患不均”一切政治制度最终落实到分配制度,而分配制度造就了阶级格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昭七》)在这样的格局里“蛋糕”做得再大也满足不了金字塔尖一小撮人的无穷贪欲,于是才有阶级斗争,并且你死我活。古老的旧中国正如同其他地区的压迫性社会一样,执行着吃人的法则。在统治者看来稳定永远是压倒一切的,而他们也确实实行着法治。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书·吕刑》)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礼》)
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鲁语上》)
考据派的徒子徒孙总愿意把古代社会描绘成田园风光,但是作为改良者的孔孟一派的空头支票从来没有兑现过: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说空话的理想家们到处碰壁,最终在书斋里成就了他们的万世师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他们的鬼话牢笼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大同的画皮下是他们调和的嘴脸。
《论语》载齐景公问政于孔丘,其对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学》称这样的理想国“止于至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庸》对其作出注解:“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些道德在不触动分配制度的前提下,自然是一副和和气气的画面。反之宣扬阶级仇恨则为先圣先哲所诟病:
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离娄上》)
彼将厉厉焉,日日相离嫉也;我今将顿顿焉,日日相亲爱也。(《荀子·王制》)
相反倒是一些当局者能说出一些真话。较早些的齐相晏婴描述过齐国人的生活状况:“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两千多年过去后,孔孟朱程的王道乐土还在招摇撞骗,人民的生存条件愈加窘迫,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清·湖南巡抚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当统治者营造乐园的时候,他挥霍尽土地的一切产出,只给人民留下了贫瘠的土地。
于是反抗开始了,新中国在燎原星火中起航。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述: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三
历代人民起义的矛头都指向了不公正的分配制度与阶级格局,这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基本诉求。直至1840年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人民背负起更为沉重的枷锁,他们受着资本主义列强与本国统治者的双重盘剥,阶级斗争的局面空前尖锐起来。民族独立的诉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路该怎么走,中华民族付出了惨痛的学费。
毛泽东作过这样的回顾: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在打“中华民族”这张牌,从“自强运动”到“伟大复兴”,统治阶级似乎都很关心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豪奢糜烂的统治集团并不希望嘴边的美味与西方列强共享,至于利益均沾更是别谈,所以他们总觉得洋人是夷,按照老祖宗的说法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僖二十五》),可是几场败仗把他们的自信心一扫而光,于是就转换成另一种说法,也即所谓“抚夷”,把失败的责任都归咎于老百姓不懂国际规则,所以他们必须“屈民以从夷”,而总体方针是在民和夷之间居中调停,“总期民夷两安,怨讟悉泯,以安民情而消夷衅”(《道光夷务》),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使整个当局沦为列强屠戮中国人民的得力工具。于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再地应验在这些时代的弄潮儿身上。韬光养晦的说词成了最后的遮羞布。从引进炮舰到学习制度,他们一切聊以自慰的丰功伟业全面破产了。为了维护可耻的虚荣,他们祈祷和平,等来的却是更大的浩劫。
统治阶级自绝于中华民族,卑劣无耻的卖国行径早已把他们推向列强的怀抱。对于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言,更为纯粹的中华民族正在形成,无产阶级民族是对其最恰的描述。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真正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来源于阶级的觉醒,超越阶级格局的民族自尊只是空话而已。对此具解释力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人民逐步掌握她则要等到十月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旧式革命党人企图运用本土思想资源,其三民主义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们逐渐认识到所谓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是由阶级格局决定的,欲求民族之彻底解放,必须诉诸国际范围内的全面阶级斗争。孙先生晚年痛定思痛:“余至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可见要实现民族独立,旧军阀靠不住,资本家靠不住,列强更靠不住,唯一可靠的是发动挣扎在贫瘠土地上的人民共同奋斗。
毛泽东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拚命,当然不是偶然的。”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偶然中孕育着必然,世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阶级格局把落后民族不断地边缘化,其民族内部的败类则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所豢养的走狗享受丰厚的奖赏,他们已为不断无产阶级化的民族所不齿。在中国,一切自诩精英的帝国主义走狗是不配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这就是答案,中国人民流血百年所得到的答案。资本主义不灭亡,这个答案永远有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历史舞台的揭幕词,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武装革命与思想解放的利器一旦掌握在人民手里,新中国开始真正书写本民族谋求独立的历史篇章。在此之前的一切努力只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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