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画卷人民心声--推荐知青新书

推荐知青新书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到来之际，《知青视角·不应否定中国知青历史岁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此书献给从新中国建设热潮中闯出来的一代人，对知青父母意味一份欣慰，对知青本人意味一个鼓舞，对知青子女意味一种敬重。

30年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地位是最经典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该书就是这场屡起争辩中的最新著作，因集于资料性、透视性、辨难性、可读性而成为跨世纪的扛鼎之作。该书的，是《云南知青》副主编，倡议并参与实施云南第一片知青林，中国第一个石刻版知青历史文化廊。

每位知青都有一段感人故事，每段感人故事都有一位知青，该书叙述许多知青的感人故事……

网友评论

附文之二：本文由昆明老三届知青李培兰登陆全国部份综合网站、知青网站后，引起各种反映。现反馈于后，供读者参考。

○我们不能用当今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去解读毛泽东时代，那时一个以祖国需要为理想、艰苦创业、人人平等的伟大年代！

○看了疾风知劲草的文章后，有板有眼地，事实客观地道出了当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支边以及最后知青点安置，知青不论他们以什么方式，抱什么心态或理想，到了农村、边疆，或多或少，有意识或无意识都为落后的农村、边疆传播了自己有限的也许是很少的知识文化。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回农村、边疆探访过的知青心里是明白的。当然我是没回去过，尽管我心里好想好想那片我用青春、汗水开垦出来的层层梯田胶林，可我目前尚无能力回去看望。我们的劳动成果依旧在，知青精神依旧在。

○知青精神是一种爱国奉献；吃苦耐劳；忆往扑新；光大进取；永远征程的爱国精神！

○那时知青的待遇是何等的高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也是感人的。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伟人的智慧，也是必要的。

○正当交流是永恒的朋友；语言恰当是永恒的基础。

○知青精神：一吃苦，二牺牲。

读小学时，老师总拿教鞭指着学生说，要有学习精神，学生问老师，学习我知道，精神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妖精和神仙？

○好文章！阅后，对知青文化，知青精神有更深一步的理解，谢谢疾风知劲草，太好了！

○98年我回生产队去时，农民围着我说：“你们那时候真是太苦了，现在粮食多得吃不掉了。”我问他们“草够不够烧”，他们说：“够烧，农忙时我们草都不收了，让它烂在田里作肥料。”“那现在大家还斗不斗？”他们笑着说：“斗什么斗，有本事到北京、上海打工挣钱去，没本事在家打麻将，反正饭家家有得吃。”村里已有一半人家住上了二层楼房，那层高都在四米，比城里的楼房还畅亮。其他人家至少也是砖墙瓦顶，早就没人住草屋了，真是换了人间！

这几年每到麦收季节我都要追踪一条新闻：河南、陕西的一些农户购买大型联合收割机，从海南岛开始，广东、湖南、江西、湖北、安徽一路北上代客收麦。叫了几十年的农业机械化，最后竟然是由“私有化”实现的，呜呼，市场经济的神奇之手创造了无穷的生产力，竟然将它束之高阁，真是误国害民啊！

当年美国和我们国土面积差不多，二亿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万农业人口，却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我国已经有八亿农民，还要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多么无知啊！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亿农业人口流入城市，今年每年还将有二千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结果是城、乡经济都搞活了，这是花了三十多年才找到的富民强国之路。

○“知识青年这个称谓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具有特殊的含量和分量……也就是说在老人家的眼里，同时青年学子，下过乡与未下乡有很大的区别。”

○“青春献给党，到老应该管”。“国家关心，负责到底”。

○写得好。理智、客观、事实。为解决知青中的遗留问题指明了方向。

○因为否定“文革”，知青运动出现在“文革”，所以要否定知青运动。这种逻辑的荒唐性就在于知青运动早在新中国建设的1955年就已形成第一波热潮了……的勿视与无知。

○共和国的知青·最后的革命者

○我们的劳动成果依旧在，知青精神依旧在。

○上山下乡真的那么好？而且是“知识青年”即没读几年书的“知青”去农村去农场大有作为？连党和国家都予以否定事，大唱赞歌不知道为什么。如果那么好，我们为什么都回城？难道你还希望你的孩子在什么文化和专业知识都没掌握时再大批去农村去农场？还是再准备蒙骗大批孩子再来一场“上山下乡”？对知青的认识，已有定调，“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或许我没看懂您文章的含义。也是一个云南兵团的知青

○赞成疾风知劲草的观点，我们不能只要求政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我们自己却抱“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这是一篇好文章！写的有理有据，有事实，有情理，讲的太清楚了，历史不能断章取义，知青承下启下，这是否定不了的。我们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现在我们走过了，就走过了，已无法再回头了，如今我们也老了，很多知青，情况并不好，存在了很多问题，当初是国家叫我们去的，最后还是要国家来管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只要求给我们一个安慰，别让我们的晚年再寒心，为了文章的连续性，已将此贴内容复制到楼主的《不应否定中国知青历史岁月解读》文中：

○楼主的观点我不敢完全苟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与战争年代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是两个时代、两种情况，不可混为一谈。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吸引知识分子去延安，是为了充实和加强共产党及其武装的干部力量。众所周知，当党和军队的干部成分（高级干部除外）主要是来自工农，在抗战初期，党和军队的力量急需扩充，而长征后留下来的干部资源极其有限，敌占区及大后方的进步知识分子就成为共产党培养干部力量的首选。而六、七十年代的众多知识青年荒废学业上山下乡，给社会高级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上造成了一个断代，从而给我们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初期尤为凸现）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是出于一种无奈的选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社会上聚集了大量闲散人员无法安排。这种情况下出台的政策，显然是缺乏深思熟虑的。它只是简简单单地把许多应届毕业的学生（水分相当大）推到了城市外面，没有具体的跟进措施，也造成了后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从宏观上看，这并不是什么英明的举措，而只是当时的一个权宜之计罢了。千千万万的知青成了这一决定的牺牲品，否则也不会出现后来的返城大回潮。

○好文章！阅后对知青文化、知青精神有更深一步的理解，谢谢疾风知劲草，太好了！心地无私天地宽。感谢疾风劲草对你我知青那段经历作如此深刻详实的评述。这是理性的成熟，值得你我知青朋友们学习，再次谢谢你！

○有的精英处心积虑想出理由：“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是下‘地狱’，那么请问在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几亿农民难道就该生活在地狱了吗？”难道城里学生就是“高等人”了？为了挑拨城市学生不满，已经不顾一切了。

○有新的认识、新的见解、新的建议。

○少数人主导的自残和互残闹剧又充斥咒骂之词，让全国知识青年蒙羞受歧。此等闹剧也该收场了，上演时间太长了。“黄钟毁弃，瓦釜轰鸣”的荒诞诡谲的局面该反思了。

否定知青运动就是割裂和否定中国现代发展史。

○谢谢楼主转来的好文章！很赞同此文观点！什么是中国知青精神呢？

知青精神可以列举许多，核心精神而言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舍己报国，舍身为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推动农村边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干精神。什么是中国知青的形象呢？中国知识青年的形象，就是自己伟大最贫穷落后时期祖国的建设者、创业者和爱国者的形象。

○有理有据的论说，有时间在细细拜读。知识青年应该振身而起，笔之于书，留下时代的真相……赞同。我觉得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后代得到借鉴。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李讷也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0年6月，她给毛主席写信说，她在那里劳动受教育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都认识她，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对她总是照顾得多，锻炼不大。她说她愿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主席看信后很高兴，就派谢静宜去帮她，对谢说：“我非常同意她的这个想法，现在我叫你到江西去帮助李讷上山下乡，跟知识青年一样。”临走时主席写了一封信，并交待工作人员不要封口，让谢带着。谢深知毛主席这样做既是对她的信任，也是让他的女儿知道这种信任。所以，李讷接信之后，开玩笑地说：“爸爸派来了钦差大臣了。”后来李讷病了，主席第二次派谢去看望。谢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个轮流做饭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诉她，李讷跟着老乡去砍甘蔗了，发烧还劳动。待会儿李讷回来了，还是挺高兴的样子。但是，李讷的病老是不好，老是发烧，老是不退。谢回到北京，向主席作了汇报，问是不是让李讷回北京治疗一下再回去。主席说：“不，她在哪里就在哪里治，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城去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就是不能回北京，难道江西人民病了，都要来北京治病吗？”感动！

○知青是那个火红年代里最优秀的青年，老三届知青永远怀念他们的领袖毛泽东！

总之，中国知青精神，来源历史上的五四精神，红军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又同这些精神融合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应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有一席之地，大放异彩。高度的总结、高度的概括、说得太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道路，正是在各种精神的熏陶下而与之紧紧地陪伴着，今天有人会认为它是一种畸形，但我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它是一种成功！帝国主义者最怕这一点，对他们而言精神上的强大比什么都可怕，他们处心积虑，动用了大量的人才、金钱首先从这方面挖我们的基石和墙角，但斗争之说已让许多人烦，甚至让人厌，这是在较量中，帝国主义的胜利，要清楚地认识到斗争并没有结束与停止，他们在苏联解体上已得到了成功。今人感慨的是公务员太失职，他们也许是头脑不清，走极端搞片面，只讲经济只谈钱，从不提及斗争与精神，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有失职的一面。精神不能丢，它是一个法宝，成功的保证。在今后要还要捡起来，要树立、要发扬，走经济与政治并重的路线，不要让帝国主义者有了可趁之机！

○现在上亿农民进城打工事实没有什么可赞与自豪的，一是缘于农村落后，农民的贫穷，农业不发展；二是农民进城多数干最脏最差的活计，无任何劳保福利，生命也无任何保障，其中一些少女和妇人沦为妓女暗娼……拿农民工反讽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实在是精英们的天才发现！

○如果没有文革，也就没有老三届这个概念，也就没有这批人的悲剧经历。它是文革的“衍生物”，必然随着文革的被否定而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

老三届的绝大部分后来转换成了知青，而且成为一个知青运动。这个知青运动是文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的一次错误的实践。政府用缓冲政策否定了它，知青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它。它以“三个不满意”而告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宣告了它是荒谬的，极其错误的，以牺牲青年一代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的一次错误的运动。

否定知青运动当然不是否定一代知青，恰恰是对知青做出牺牲的肯定。否定知青运动也不是发泄个人私愤，因为这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否定知青运动也不是要乞求什么“施舍”，青春是无法偿还的。否定知青运动是还历史一个真实，给后人一个警示，我们这代人用自己的身躯做一个路标：此路不通！

注：因《不应否定中国知青历史岁月》文本的撰写与出版匆忙，来不及向引用过材料的一些书刊和逐位告知，在此深表歉意，谢谢。

时代画卷人民心声

李鉴钊

程约汉同志是我20多年的忘年之交。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任职云南日报，分管文艺部工作；当时程约汉同志风华正茂，20岁左右，喜欢文学，经常为云南日报文艺副刊《花潮》写稿，刊出率很高，是几十位撰稿者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颇受读者好评，如《小店风波》、《桥》、《五十年前的预见——读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等等。因此，他在我的大脑屏幕上留下了难忘的形象。我离休以后，变换了工作岗位，虽然不再同他有直接联系，但每当谈及云南的青年文艺工作成长的这个课题时，我常常默默地祝愿他也深信他一定会在创作道路上勇往直前，获得新的成就。

果然，20多年之后的一天，程约汉同志把他的杂文随笔和一份关于述说全国知青经历的资料送到了我的案头，如同当年在云南日报编辑部收到他的作品时一样，我高兴得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展开欣赏。嗬！顿时，一幅幅时代的画卷映入我的眼帘——“工笔的”、“写意的”、“白描的”……我把这一幅幅画卷所表现的内容联缀起来仔细品味，我仿佛通过了“时光隧道”，又重新留连在那些令人难忘的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岁月之中，而且听到了当时一位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知青”，与社会中真善美和假恶丑现象撞击后发出的心音，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呼声。

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之后，商品大潮奔涌，名利主义当道，在文化艺术领域中，难以数计的“舞文弄墨者”，也被“孔方兄”俘虏，依附于富豪和权贵，成了他们的吹鼓手、应声虫，成了人民群众的催眠师，而甘守文化艺术正道的却寥若晨星。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这位忘年之交程约汉同志偏偏“粪土金钱禄位”，坚守清贫，耐得寂寞，经常深入群众之中，探索生活本质，勤于思考，笔耕不辍，而且选取了被鲁迅先生名为“投枪”、“匕首”的杂文随笔这种文学形式，作为传达人民心声和真理光辉的武器，这实在难能可贵！

在这里，我不用逐篇介绍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哲理、透露着当时人民对社会生活反响的作品，这应该留给每一位读者朋友自己去品味。我只想再强调一点：程约汉同志这种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与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不畏艰险、执着追求真理的勇气，应该学习，而学习这部著作的最本质的收获也应该是这样！

云南省杂文学会会长

二○○八年六月

代序

吴丹江

约汉兄将多年心血结集成册嘱我写序，我和他曾有过昆明市委机关同事的渊源，人生易老，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时间地点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在这个浏览迅猛，审美多元，抚摸和欣赏纸质阅读品日渐衰退的时代，任何图书都存在选读选购危机，因此，我不认为这类以钩沉为主题的书籍会引发传播的热潮，连是否有人会用心阅读我都表示怀疑。

逐一读完书稿，我对他在写作领域长久的坚持感到吃惊，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旧作中整理出的代表性随笔杂文，细品慢嚼，不能说篇篇珠玑却弥漫着陈年老窖的仓味余香；另一部分则是最触动我的中国知青章节，全篇点评与叙述结合，用“从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对家里的年轻人说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四个历史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谁在妖魔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四个章节剖析知青历史的起落沉浮，解读知青归宿的种种悬疑，姑且不论立意写法是对是错，仅凭一个知青一介草民敢于求真相要说法的执著和勇气，就值得静心翻阅。

每个人都会享有自己的时代，但很少有人会把自己所生活时代的特定历史标记留作纪念，以致许多已经落幕的时代因为缺乏佐证而无法还原真实面貌。约汉兄作为昆明64届的老知青，不但能够坚持数十年，把自己收存到的知青时代的文章逐项归类圈注，而且能够在中国知青历史终结30年后予以出版面世，使知青那段史料散失严重的模糊过去，有了更多可资回忆与纪念的凭据。这些凭据作为特定时代的遗留物，虽然还需要权威机构的等级认证却无疑成为了民间少有的档案珍藏，虽然失去了现实发展的指导意义却无疑具备了见证历史的文物价值，使后世不会因为修史者的粗糙心而找不到历史的真正源头。

拨开岁月的丛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后期，有一支不着军装的青少年部队，餐风露宿昼夜兼程，奔赴广阔天地，准备大有作为。

这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三千万未成年大军，以董加耕、侯隽、邢燕子为先锋，一位叫名金训华的上海青年在东北激流中牺牲生命的勇敢，使这支部队曾经不倒的军旗涂满了悲壮的色彩。

非常不幸的是：这支知青部队误入了历史的盲区，以致光荣贬值为悲怆，庄严氧化为浩劫，大约30年前，整支部队成建制归零。于是，在新中国的史册上，他们除了留下一个“原罪的知识青年”番号，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成了名符其实的有军无史的部队。

在求新求变的二十一世纪，像他这般站立于风雪垭口，痴迷于手书知青历史指路牌的恐怕微乎其微，但愿有人愿意倾听知青潮涨潮落的奉献老故事，但愿有人会对浸漫在祖国大江南北的知青产生哲学新兴趣，但愿有人会对中国知青行一个迟到的军礼。

当今时代，被注销被忽略被掩埋的历史性痕迹越来越多，何况其他非历史性痕迹。约汉兄穷尽半生积累奔波出书，完全出自对痕迹历史的担当负责，是最起码的知青家族人格尊重诉求，有勇敢也有冲动唯独没有功利，这种精神非常难能可贵，这种态度特别值得欣赏。

看完全书，阵阵苍凉，袭上心头。知识青年——虽书写了历史却被历史拒绝记载，虽创造了历史却被历史一笔钩销。如今事主尚在，已经滑稽天下；一旦物是人非，岂不哀莫大焉？

中国知青，在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猛烈爆炸的年代，把人生的初恋献给新生的祖国，把青春的花季绽放在贫瘠的农村，把生命的躯体匍匐在历史浩劫的崎岖路段，难道，就因为他们勇于默默无闻分担祖国的苦难而被理所当然地漠视和忽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三千万知青不仅仅是枯燥的数据，更是有血有肉不容践踏的生命，历史学家是否应该良心发现，使中国知青不再成为新中国史卷上最黯淡苍白的一代。

终于，《人民日报》在2008年7月18日刊载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型画册》征稿启事中称：“在新中国的历史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史无前例的壮举，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漫长的岁月中，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同广大农民群众一道，战天斗地，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

虽然，这仅仅是历史性礼仪的简洁肇始，却与本书的愿望一致，是对天下知青的一丝抚慰。

二○○八年七月

对中国知青文化节的几点想法

至今年12月22日，中国知识青年分赴祖国各地上山下乡已整整四十周年。倘若上溯至1955年，那就是半个世纪，潮起潮落，日月如梭，壮怀激烈，感慨万千！

当年，正值旧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第一次当家作主的亿万劳动群众开始建设与创业的伟大历程，上千万知识青年在祖国发出号召的时候，积极响应，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参与奋斗，用青春与热血推动农村边疆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随着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知识青年先后走上新的岗位，以新的姿态书写自己的多彩人生篇章。“知识青年是共和国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人”，这一命题越来越为各种群体和社会接受。每位知青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每段感人的故事都有一位知青。这一代人无悔于国家，也无悔于自己。

今天，当开国领袖发出上山下乡号召四十周年这个历史性日子正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的时候，历史会再次发问：两鬓染霜的你们，会不会裹步不前？还能对社会做什么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吗？

相信你我他，在缅怀大半人生经历的时候，也积极思考这个问题。

云南知青文化研究会，在知青上山下乡三十九周年的纪念会上，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向全省乃至全国知青倡仪成立“中国知青文化节（中国知青纪念日）”在每年12月22日都争取政府支持举办内容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为何创立12月22日中国知青文化节（中国知青纪念日）呢？我们认为：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展经济创功立业，人数之多，跨度之长，空前未有，堪称新中国建设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知青的汗水没有白流，对新中国繁荣昌盛作出基础性的不可磨灭贡献。第二，千百万中学生第一次深入社会最底层，磨炼意志、增长才干，谙熟国情，同农民结下友情，为今后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走到各条战线后，他们没有也不会轻视农民，这是了不起的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这也为“就业——升大学——成功”的杰出人才模式提供最典型的、最多的范例。第三，知识青年在最落后边远的农村和边疆，同最艰苦的劳动群众辛勤劳作，风雨同舟，在当时对美国、阿尔巴尼亚等国产生影响，引起世界的关注；至今热力四射、魅力未减。即便脱去斑斓的政治油彩，已体现着正义、公道、平等的普世价值，闪烁着人类精神的永恒之光。第四，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精神的力量，更需要理想、道德和情操的力量规范和支撑。请问，什么是中国知青的形象？是新中国一代建设者、创业者和爱国者。什么是中国知青精神？就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实干精神。中国知青精神延续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受“五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的熏陶，在新中国的困难重重建设史上产生过精神变物质的巨大作用。挖掘、总结和传承中国知青精神，仍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课题。这也关系到我们这代人留下什么遗产给子女后世的问题。在农村和边疆，多数知青表现是好的，比较好的，思想单纯上进心特强，这是历史的真实。将艰苦而光荣的中国知青历史岁月，涂抹成一部血泪史、灾难史，有很大片面性。忽视、曲解和否定中国知青形象和精神，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曾付出青春和热血的千百万知青及其父母，以及关心和培养过他们的毛泽东、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和各级领导者，更对不起那些安家落户在当地的知青朋友们，包括在上山下乡中献出宝贵生命的知青朋友们！第五，对上千万知青在政治上肯定，精神上弘扬，经济上优抚更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广大知青及其支持者的努力。现在还有些知青滞留在农村；有些病残知青、边缘化的陷于贫病交加的知青；有些“青春献给党，到老无人管”的下岗知青；有些因冤假错案仍未平反的知青，有些“献了青春又献终生”的知青，其子女要求回原籍等问题都需呼吁解决。“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倡导，躬行实践，值得后来领导者思考。苏联优恤卫国战争老兵的经验，值得借鉴；1985年中央解决知青工龄的范例值得借鉴。关爱知青是一项涉及社会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上述内容的宣传、实施和落实是我们每个健在的知青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12月22日中国知青文化节（中国知青纪念日）具有巨大的容量和深邃价值；

12月22日中国知青文化节（中国知青纪念日）拥有最广泛而深厚的民众基础；

12月22日中国知青文化节（中国知青纪念日）是城乡互动和谐的新载体；

12月22日中国知青文化节（中国知青纪念日）是奋斗、平等和公正的精神象征。

知青朋友们，因为人民共和国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的一次历史选择，我们当年走到一起来了，而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号“知识青年”。共同生活与工作，所形成的知青情结具有巨大凝聚力、亲合力和创新力。现在在虽然年过半百，但任重道远。一位云南知青诗人说“人是不容易伟大的，良心却很伟大。一般说来，当过知青的人，都容易表现出良心。”无论自愿上山下乡的志愿知青，还是祖国号召上山下乡的潮流知青；也不管当年在农村，还是在边疆农场；也无论今天的生活际遇如何，让我们携起手共同努力吧！

顺致知青的敬礼！

程约汉

一群当代大学生专访老知青
费鹏辉

2007年5月19日，阴雨连绵的昆明突然天空放晴,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8人，骑自行车从昆明出发，来到32公里远的安宁古城，参观云南省的第一片知青林和纪念碑石,沿途的劳累不能冲淡对上一代人的钦佩之情。1964年昆明知青——昆明日报社的程约汉和在安宁的杨永进热情充当“导游”——他俩是营建知青林的发起者。
密实茂密的绿草坪，亭亭玉林的翠树眯笑着给这一行人以崭新的惬意。大学生们轻手轻脚地踩着绿地毯中的窄窄条石，好奇的目光瞅望着一切。清新空气拂去年轻的面孔上一丝倦色。
来到两个身材高大的青石构成的纪念碑前，大学生们不约而同默读着录书体的碑文：
“这一片树林，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螳川大地上留下的永恒怀念，是一群赤子对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
1957年至1979年，昆明市8000多名品学兼优的萃萃学子，响应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自愿到安宁插队，分配到村村寨寨参加农村建设。他们中有老红军的女儿、高干子女、名人之后、归国华侨、工农子弟。在插队的岁月里，他们在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关心帮助下，战胜了各种困难，磨练了意志，增长了才干，在农业科技、水利建设、植树造林、文化教育、农机修理、合作医疗等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改变当地穷困面貌作出了贡献，并与安宁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后，他们奔赴各条战线，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中坚，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2004年9月2日，在安宁开展创建全国园林城市之际，已两鬓斑白的六四届知青又回到了安宁，捐款植树，为安宁托起一片绿荫，以作下乡四十周年之纪念……”
略显富实的博士生小柳率先看完，由衷地叫出声“写得好！”，并用照像机拍下珍藏。接着周围，响起几声相机的“咔嚓咔嚓”音。
一位年近七十岁的附近厂矿老工人，在半年前慕名参观了新建知青林后，激发了内心深处一种神圣的情愫。于是，他不顾儿子盖新房子需要人手，也不顾老伴的怨艾，每天到知青林旁边，粗直的一株株桉树间，小心地辟出供休闲的台阶、石桌椅，并很有匠心地亲手雕刻配设了拙朴的一个个象形的石制品。上午、中午和下午，他会一面聆听自配佛乐，一面绕小广场行走。没有一分报酬，搬运砂石料也没有帮手，可是这位上年纪的退休老工人干得很起劲。无言行动感动着来游览的人，人们要捐款支持他，可是被婉言谢绝了。
大学生们在诧异之后，对这个红色知青精神和兰色宗教音乐的奇妙结合场景，不禁深深地探究起来。
匆匆吃完午饭，他们乘车赶往27公里外的上禄月表村拜访一位昆明“六四届”知青曹志强。曹志强在插队期间就是人民公社一个管理10个生产队的大队队长，当年为解决当地缺水状况，带领群众艰苦奋斗修沟打坝，主持和推动了当地的科学种田，发挥了知识青年的作用。四十年后，他又重返第二故乡，创建了应用优良品种、机械化耕作的具有现代格调的果园，大学生们听说后，就下决心长途拜访，他们非常想了解新中国的一代知青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与自己父辈同龄的老知青们，是有些不可思议但又是确确实实地站在现实生活中，气息扑面。
晚上的话题，是从“上千万城市中学生下农村和乡亲们风雨同舟，内心没有歧视农民的想法，成为那个时代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开始的。在听完曹志强回忆难忘的知青岁月后，大学生们纷纷提出10多个问题，学习、生活、爱情、工作；所喜、所苦、所思，所为；人生、社会、追求、现实等无不涉及。两代人在被关掉电视机的小会客室里，交流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们素昧平生，第一次见面，但很快拉近心灵的距离。三位老知青的坦诚、睿智、开朗和独到让年轻大学生们受益非浅。尤其对曹志强，深度的厚眼镜片与已经结下硬茧而无法弯曲的手指，在省城公司当经理的头衔与沾着泥点草屑的简朴穿着，再加上两次不愿在热闹舒适的城里呆着，却跑到高一脚低一脚只有鸟声和溅水声作伴的大山里的经历，在来访者心里曾暗暗产生一个念头——是否“荒唐”！可是没多时打消了，反而自问：产生这个念头岂不有点儿“荒唐”？
“今晚的交谈，胜读了十年书！”一位女大学生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而说。
夜深了，老知青们担心大学生们累坏了，忙催促：“休息，用热水烫烫脚！”座谈会勉强结束了。
上禄月表地处安宁城远郊的西端，山大沟深。天色微明，这片洋洋三百亩的果园在蒙蒙晨雾里渐渐展现出布满一架大山的风采，十分壮美。一行行苹果和板栗，一垄垄破土出苗的玉米，一声声杜鹃清脆悦耳的“老倌好过”，一蓬蓬卫兵似的花椒树，都吸引了一早起来大学生们的视线，好奇地问这问那。不知不觉中，大家两脚沾上带湿的红土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曹志强全身打扮是一个地道的老农，但谈吐又是资深的专家口吻，俨然一位善于谋算的经纪人。又是一次心灵沟通，也是一场两代人和谐融洽的场景。
历史和现实在这里深情地握手。

昆明安宁县大小黄塘村知青问题调查记

杨兴

“知青”，对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词语——我们呱呱坠地时，知青早已回城多年；而上山下乡，媒体电视书籍网络，几乎无一例外的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那个疯狂得令人无可理喻的年代的又一注脚。现在，国家又提出要搞新农村建设，要大学生深入农村。一个疑问盘旋脑中，久久不去——当年到农村的知识青年都做了些什么，对现在有什么借鉴意义。于是邀约了几个朋友，联系了昆明安宁知青联谊会的李开新、马崇林、吴丹江三位老师，准备到知青生活工作过的农村做一番调查。

11月30日，6位来自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不同高校的大学生在云南师范大学门口碰头，同行还有四位当年到安宁县插队的昆明知青程约汉、陶正刚、贾培，而我们要去的村庄是知青李新忠老师当年插队的地方。

十个人共坐了两辆车，一路上当年的知青和同学们就聊了开去，他们几位都是1964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安宁县连然镇大黄塘村。一下车就围过来了七八个人，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他们大多是和李新忠一起由半大娃娃变得成熟的村里人，如今也都六十多了，其中有一两位属孩儿辈，如今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村民小组长也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简单寒暄几句后就进入了正题。本次活动共分两块，一块是开座谈会——向村里干部和群众了解这个村庄的情况，村里知青的情况，以及他们对知青下乡这项政策的评价；另一块是分组到村里进行随机的调查。随机调查时以本村为主，兼及一旁的小黄塘村。

我们特意设计了两张调查表：一张针对55-70岁左右的老人，他们的年纪和知青相差不大，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里记为表一）；一张针对20-4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或者没有接触过知青，或者知青在村里时只有几岁，还不懂事（这里记为表二）。表一共有三个问题：知青下乡好不好，为什么；知青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村里知青你印象最深的是谁，为什么。表二也是有三个问题：听过知青这个词没；谁告诉你的知青，怎么叙述的；当时城里的知青到农村和农民一块生活劳动工作，你觉得好还是不好，为什么。当然，我们在调查时并不是把表直接交给村民来填，也不是对着表来念，而是把问题融入和村民的聊天之中。而调查时也有村里老人陪同，这很快就消除了隔阂，拉近了我们和村民的距离。调查表各有30张，当时村民也有不少在田里干活，我们在村里村外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访谈，到调查结束时，表一共填了27张，表二共填了19张。

经过近一天和村民的零距离接触与调查，我们发现了全新的历史、全新的知青：

大黄塘村距安宁县城10余公里，紧挨西山区，螳螂川畔，可谓滇池出口第一村。平时水流平缓，到夏天雨季水川水汹涌湍急。现在全村有三十余户，300多人。1964年，该村迎来了第一批知青，共22人，其中大黄塘村一队9人，二队6人，小黄塘村7人，1971年大部分调返昆明工作。在1974年，该村又迎来第二批知青，这时恰是第一批知青全部返城后不久。

我们从收回的27张表一中，明确了解到，村里大多数干部群众（60岁前后），是赞成和拥护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重大国策的。

在表一中，回答“毛主席当年号召城市中学生到农村建设新农村，好不好？为什么？”时，27张表，称“好，很好”的有25张，占92.6%，而称“不清楚”的有2张，占7.4%.关于“为什么”，可归纳为五点：①“下乡来嫩手嫩脚，对农村一无所知，跟我们下田泥一脚水一脚，学农活，我们文化少，但是比较重视教他们农活”；②“毛主席当年号召来农村很有必要，现在进城，有的骂‘烂农民，箩箩将人带倒’，我想没有农民，天下人吃什么”；③支援农村建设；④“能锻炼知青，明白农民的苦楚，工作才会上进”；⑤缩小贫富差距。小黄塘村的刘美仙大妈今年七十二岁，她说：“好！因为城里的孩子学到的知识是丰富的，但缺乏实践，不懂得当时处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农民的辛苦，不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通过对底层社会、农民的学习，包括做饭、砍柴等农活的学习，让他们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痛苦，为以后学习社会，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打下良好的基础。”小黄塘村韩绍忠大爹说：“非常好！知青从中学到了怎样去生活，怎样去和别人做事，学习为人处事的方法。通过学习，尊重别人的劳动果实，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并影响后人。”

在表一中，回答“当年村里的知青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27张表都予以肯定，没有说没有作用的。知青在农村发挥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①“传播文化知识，用现在的话说，科学知识是第一生产力，当时他们实践了”，“当民办教师，教村里人认字”，“宣传毛泽东思想，读语录，教唱歌、跳舞”；②“村里分粮食，掌称安排他们”，“同我们打成一片，农民的知心朋友”，“队长、出纳都不识字，他们慢慢锻炼，又有文化，当上干部后带动群众干”；③“对发展经济其带头作用，指导农民科学种田，铺路、架桥、解决村里通电问题，建成灌溉农田用的抽水房”；④“为农民利益考虑，组织红卫兵，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地址歪风邪气”；⑤“带动农村致富，种果树等”；⑥“工农和谐，城乡和谐”。大黄塘村的董兴华大爹说：“当年我属狗，李新忠属猪。我们好奇，城里学生为什么来呢？后来教他们煮饭、找柴、用背箩、背板，他们教我们唱歌，相当融洽。六十年代，村里文化相当欠缺，有小学文化就很不错了。账单发票都藏在腌菜罐里，做账、查账时从罐里掏出来用。昆明没有去过，都不敢去，有事都让知青去。后来他们分工到海口洗衣粉厂，还相互找在一起玩。”大黄塘村二队的杨跃钢当时只有5岁，她回忆说：“知青教我背老三篇，所以后来读书读到高中。前些日子，碰上74年下乡的知青到村里，我说，我们会接待你们的，有空只需来玩”。

在表一中，回答“印象最深的知青是谁”时，他们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他们总会说出四五个名字：段光明、李新忠、高玉珠、甘亚光、席瑾。比如当时任赤脚医生的席瑾。有两位老人就讲到自己长辈当时犯病，席瑾马上找人把病人送到昆钢医院，昆钢医院治不了又连夜送往昆明城的大医院。几十年过去了，她们讲起这事时，浓浓的感激之情还含在其中，让人感动。一位姓余的阿姨说，自己的启蒙老师就是64年到村里的知青高玉珠，如果没有他们或许自己当时还读不了书，而最令她感动的是，几年后一次偶遇，她没认出高老师，但是高老师却认出了她，并主动和她打招呼。

我们从收回的19张表二中，明确农村多数干部群众（30岁上下）是听说过“知青”这个词的，其中普遍认为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毛主席号召城市中学生到农村同农民一块劳动工作，很好。

表二有15张听说过知青，占78.9%，没听说过的4张，占21.1%。

回答“毛主席号召城市中学生到农村同农民一块劳动、工作好的”有13张，占总数的68.4%。在回答“为什么”时，归纳为4点：①“体验真实生活，认识真实世界”；②“给了农民很大帮助，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③“互利互助”；④“付出汗水，体验农民的艰苦奋斗，说到底，就是要防止社会变质”。

对这一个问题，回答有好有坏的有3张，回答其它的也有三张，各占15.8%，可归纳为两点：①“现在更需要知识，以前知青下乡更多是向农村学习，现在知青进入农村的话更有实用性”，“没有现在的大学生下农村具有现实意义”，“听别人讲不好，现在文化人进入农村有必要”；②“国家的政策，知青不下来，农村照样发展”。

除了调查表所反映的，在交谈中我们听到的大多是64年知青的故事，我们了解到，知青给大黄塘村带来的最大变化大概是修桥和拉电了。大黄塘就在滇池水出口螳螂川边上，村里人要出去必须过川，当时只能渡船或是走木桥，雨季来时，河水上涨，就很容易冲垮木桥，船也很难渡，并且木桥很容易朽掉，两三年就得重新换一次。村里68年开始就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知青段光明任队长，李新忠任副队长，知青们会同村民想办法从昆钢买回一些废旧钢轨，又从厂里借来焊机。就是在这种没有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全村人集思广益、通力合作，找到了材料，也找到了合理的架桥方案，建成了新桥。据说，当时村里一位军人开了辆吉普车通过新架的钢轨桥后，村里一老人高兴的说：“你是大黄塘自屁股分两瓣以来，第一个开车进村的人。”据62年回村搞建设的高中生杨宝树介绍说，他们是68年村里完全通上电的，也同样是在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材料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的。老人记忆中最清楚的是67年武斗时他们正到城里拉电机，在小西门还听到枪响，也是那一段时间他们进城必经之路碧鸡关武斗死了不少人。他们想法联系到一些旧电杆，电杆用马车拉到麻园，在麻园把电杆搬上火车，由火车运到昆钢650，卸货之后再用马车，如此辗转，电杆才到村里。据说那台电机用了很长时间，而有的电杆现在都还在用着。老人们说，如果没有知青，无法想象村子会在那时候修桥通电。

当然，知青到农村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最初也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苦头。据村里大爹大妈们讲，当时知青虽然有文化，但毕竟都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小伙半大姑娘，从来没离开过家，没吃过苦，许多人连饭都不会做。村里人给他们找来柴火，并教会他们煮饭、拾柴（刺柴）、种菜种粮。可以说知青们在农村人的热心帮助下，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什么都不会到变成各方面的模范和骨干。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74年知青，他们是64年知青全部离开后不久入村的。他们同样主动的帮助农村，比如把烟厂的废旧烟叶弄到村里当肥料（都是烟厂子弟）。或许由于政策不同，两批知青的表现还是有些差异。首先是心态上有差异，下乡时64年的知青品学兼优自愿下乡，而74年的知青是在社会大潮中下的乡。第二，待的时间不一样，64年知青待了近十年，74年知青待了三四年。第三，组织形式上不一样，64年下村后和原单位就没有关系了，住的是村里借的房子，是和农民一起种集体的田；而74年知青下村后，烟厂派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干部来作指导，同时烟厂也出了些钱安置他们，再者他们的房子是烟厂盖的，他们种的田是集体单独划给他们的。或许因为这些不同，村里人说到74年知青时同样说好，但是对人对事的印象并没有64年那一批的深；对于64年知青，他们只说过有一个小毛病多一些，而74年知青，就有偷鸡摸狗的。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村里人对两批知青都给予了不低的评价。

虽然做的只是一个村庄的调查，但相信它代表了许多农村的真实情况。

调查结束后，我们感慨万千。

如果没有当年知青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中国农村封闭落后的面貌恐怕很难改变，也恐怕很难大范围的普及初等教育，为世界卫生组织引为典范的新中国毛时代的合作医疗恐怕也难以实施；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必然是农村依然封闭落后，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国民大多数是文盲，人均寿命很低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恐怕缺乏现在这样高速发展的基础。

而最令我们感动的是64年这一批知青，他们年轻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动要求到农村，或许在别人看来，他们失去了很多机会，但是他们青春无悔；而到农村后他们不计名不计利，默默的奉献着。或许只有这一句话能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重：“甘洒碧血写春秋”。特别是当村里有人说，你们下来待几年才有用，我们无法回答时；当我们看到周围许多朋友当村官，并不是冲着改变农村面貌去的时，我们的敬重之情更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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