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3月23日，国际先驱导报 发表了一篇对《中国不高兴》之一宋强的采访报道，乌有网站也进行了转载（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03/75543.html，标题《专访<中国不高兴>宋强：对西方要有条件地决裂》）。
实际上，报道的全文有9000多字，结果又删又改，和谐到只有2000多字。记者很郁闷，授权俺在乌有全文发表报道全文。当然记者整理采访内容的时候也作了一些处理，有些措辞如“共产党”改成“执政党”，有些跟个人有关的句子被删除，有些问句删掉直接用宋强的回答。
记者要俺特别声明：这个报道未经宋强本人审阅~~
宋强：我们不指望改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口述 宋强
■采访 刘科
【提要】
■中国知识界二十多年就可以写一部新的儒林外史
■中国想成为中间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无法不显其大。这不是个帝国主义，要么上去，不然你就滑下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
■一个国家在战术上是可以潜伏的，战略上是没法潜伏的
■一个多元的社会可以容忍流氓无赖的存在，但流氓无赖无法建立一个好制度
12年前，《中国可以说不》出来的时候，美国之音讥嘲我们为“乌合之众”。某种意义上，《中国可以说不》出来后，我们五位的使命就完成了。包括我在内，我们五位都不是什么国际问题的专家，甚至后来有些报社评论部聘请我作主任，我说我的专长不在这块，我也不想吃这碗饭，这五位都干别的去了。
但是，写了《中国可以说不》后，我觉得一些思想意识，包括世界观，引起很大变动。而因为这么一本书，我也得到像王小东、宋晓军等人的呼应，这么多年来，我们彼此还是比较关注主流知识界的，也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介入的争论，包括他们对中国未来、中国社会的建言献策。
中西方撕破了表面的温情默默
为什么要写《中国不高兴》这本书？主要我们觉得2008年奥运前后，当时国际社会比较抵制中国奥运，虽然抵制没成，但是我们有种判断：事实上中西方已经撕破了很多表面上温情默默的东西，进入了现实主义的一种阶段。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写一本书告诉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爱思考国际时政、内政关系的这些人，我们掺杂这些东西，比如说，有没有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选项，如果这种决裂到来，我们要准备什么东西？
事实上，我们一直看不惯一些国内知名学者，杰出的批评内政的批评家，他们老是把国家利益和自由民主截然对立起来。知识界就经常吵。我就觉得，2008是特别戏剧化的一年，黄纪苏甚至说“新世纪是从2008年开始”。
事实上，国家利益，中国和外国在西方的利益博弈从这一年才真正显露。我在书里举了例子，我说奥运以后，我观察到国内确实出现了言论的争议，比如《南方都市报》的那个评论，我在北京做节目的时候，一个总编说，他说看不习惯南都为什么在奥运火炬问题上老是阴阳怪气的，大家不是说南都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它的意思大家理解反了。比如《北京晚报》去批驳他，虽然非常左，但我觉得不管左不左，文章立意没错，但写法不对。
我觉得主流知识分子像是永远站在一个高端，对民族感情非常疏离的状态，有一种优越于民众的感情，他们有一种质朴的反应（现在的新闻报道都是）愚民。其实是对的，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有个界线的，拥有这种情感并不就低俗，这种情感就像一些大妈在大街上生活，非常简单的，这更接近真相的。
从这点上说，《中国不高兴》涉及到内和外的两种中国的迷局。怎么把这个脉，事实上，这本书的名字像第二章的标题“中国的主张”，虽然原来李登辉写过一本《台湾的主张》，我觉得我们民间的草莽知识分子也可以写一本中国的主张，这也是民主的表现。但是有关部门禁不禁这本书，是另一回事。我们造一种言论姿态，我们有这个资源，有这个能耐，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征。所以我们几个人，在北京的一个度假村侃了三天。然后，这个书的轮廓就出来了。我们把自己多年思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各人分工，因为会上的主题分内政、外交、军事、国外、经济等几方面，内政删的比较多，涉及到中国的民主删了小部分，删了一些措词，黄纪苏是社会学家，他对民主的构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方法，他用一种十分灰谐的表现方法，比如对警察的无法无天的批评啊，这些东西在出版物里是不可以的，但在网络还是可以刊登出来的。
我们为了出版安全作了些过滤，几个人都有一定的分解部分。王小东本身是作民调的，他被栽上“中国民族主义之父”的标签，他的言论是比较多，而且那么多年非常执着，他被贴上标签，也很乐意。宋晓军就不说了，他从国际战国际博弈，涉及外交来谈。黄纪苏从文化构建方面来谈。
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建言和主张
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草莽的建言分子。因为在所有中，我年龄最小，另位我也没进入什么级别的知识分子，我甚至觉得我就是个知识青年，文学爱好者。你可以看《中国可以说不》的五个，都是季羡林说的小平头，五个都不是学有所长的专家，而今天的五个包括现在的我还是原来那个位置，还是个小平头。我是从日常经验，从生活里的故事里来谈，来应和他们的东西。从直觉上我来应和他们的东西。
《中国可以说不》的意义在于它的客观效应。就是说这本书的替换性很强，谁写这本书都行，谁都能火起来，碰巧是我们写了而已。后一本《中国不高兴》更有一些策划，有目的，比如人物的角色和话题有对接的地方。因为这几位学者都适合谈这方面的话题，他们的观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在公众实视眼里隐瞒，只是他们的思想的会集，是在2008年特殊的年代，有这个由头。
2008年中国处在一个戏剧性的年代，可以说命运转折的年代，各个专家肯定有话要说。所以，我觉得《中国不高兴》是越越了前者，更成熟，更理性，更有知识含量。宋晓军的一些话，“从统计学上拎出了一些东西”，书里表达的思想是真实的，不是吸引眼球的东西，小标题可能会造成误解，但这是图片的一种包装方法。书里实实在在的一些观点，逻辑上都能说得过去的东西。就是为了中国的现在、当下和未来的建言和主张。
我们的能量就是写给一般中国人看，写给一般装蒜的国际主义者看。因为国际主义者的名声很好啊，他们都是一批杰出的批评者，他们可能会在中国未来的变革中，他们可能在自由民主的先贤祠堂里有一个排位，他们会得到岁月的酬劳的。但是，他们还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象，把民主与国家利益、和民族认同截然对立起来，这是非常有害的。这是十几年来没有变过的故事。
王小东和黄纪苏和这种逆向种族主义斗争了二十多年，他们的东西能说服我。他们不是舒服呆在体制里的，反而是那些逆向种族主义的人非常舒服。我昨天还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我想了想，他们举了李大同的例子，李大同也不是利用执政党的垄断资源，而现在你就变成了一个殉难者了。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在体制内拍党委的马屁，就是那样，就是现代儒林外史的东西。有人说，这是不顾大局。我就说，这个东西未免是大局。这帮人得了势，我当时跟美国记者举例，我说“后马克思时代的菲律宾”怎么样？菲律宾又成了亚洲民主的“徒高（音）”了，现在怎么样——那里的穷人比马克思时代的穷人还悲惨。新贵上台后，还要重新掠夺一遍。
知识分子光图言说的痛快
现在质疑的人说我们有政治投机的成份在内，说我们都是“极左派的胡言乱语”。这种评论我也都看到了。博客中国的王振秀（音）也是我的朋友。你知道他的思想感情，他是右的。他说宋强啊，我们中左和中右一起做点事，他们的批评和质疑，你说的绝大多数我还不太认同。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个猫腻在里面。
现在有这样一个，现在的舆论空间跟当年无法比，他们对现在的政治状况极端的不满。我们一说到国家利益，就会招致这样的嫌疑，但这没办法，无论你如何解释都没用，反而会显得你心虚。我何必过多去解释呢？
政治投机投机了谁？我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体制外人物，我有时会开玩笑，我们做一个南都。我说做什么南都的，当时汪洋打普世价值的牌，我不可能天生去反对普世价值的牌。这里有邓XP、叶JY的家族，上面有人就是这么回事，这帮人是改革开放的前端，摇身一变，会很热心地支持南都的。哪些人是政治投机呢？这些人捏准了执政党会出事，捏准摆出了一幅无畏的姿态。
现在中国人都是聪明人，比起来谁更投机呢？我知道的王小东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有人说他是不是睚眦必报啊？他是永远咬定青山不松口的人，这么多年执着的下来，他的有些观点一直未变，像现在很多善变的人反复无常，他变了吗？他没有因为得势而变一个身段来说话。黄纪苏做格瓦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怀，可以说就是一种泪水盈盈的情怀。
投机投什么机呢？我觉得这些人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传统——图言说的痛快。如果说按照我96年的心态，有人故意歪曲批评我，我会气得哆嗦。
你刚才讲的批评，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的心态。豆瓣上批评很多，直接原因是王小东得罪了那个英国乐队。图书行业的人讲了一句：豆瓣你为什么这么无耻！我们都是行业的人，豆瓣讲的那些东西，绝大部分人都是文艺腔，是没读过这本书的。他看到你的身份，不去读原书马上拍砖。这是一个很蹊跷的事情。
豆瓣网上也会辩解，一看就知是什么玩意。我说那些右派的东西，跟我对立的，我至少还有耐心把人家的东西看完，博客中国的首页上四篇东西都是豆瓣网的。豆瓣网上稍微客观点的评论都被压下去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这事的。我一看，有人说哥们撤吧，不显现了。
博客中国主要从豆瓣网上拿东西，正面的东西没有。四篇质疑的都是豆瓣网上的，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案例，宏观的说法又是那一套，只不过是语体和角度换了换。比如什么叫常识？我们是人类反文明的怪物？他们才是常识，这是很流行的用法。他们这些人都是正义的代表，我们就是左了？我们是为了还原一种常识，来向中国公民说，极左思想很危险，然后涉及到每一个具体的自然段的评论时候，语气评判的时候，没有一个是能说服我的。
一帮垃圾不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好制度
你仔细看下就知道，你说的“绝大部分的反对”是造出来的，这种效应是造出来的。当然，也可能到了最后，虽然这个书卖的好，叫倒好也是绝大多数，但在主流知识界如何不得而知。因为王小东、黄纪苏对主流知识界的描述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对早一步晚一步反对并不乐观，我昨天非常累，上午英国《卫报》，下午《时代》周刊采访，我就对他们说实话，“从96年开始，我们就不指望通过与你们的交流、介绍我们的观点来改善关系。”这个东西是框好了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当年我和张小波介绍西方议会民主，美国的宪法，那种仰幕和欣赏，对美国机制的欣赏，我们也有大量的时间来介绍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好感。但西方报道是不会讲这种平衡的，这种平衡是没有意思的。我昨天就对外国媒体说“我们不指望改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而且有些批评说我要扮演国师。我完全没有时间去争论这个问题，我就想把这种观点抖露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主要问题。昨天我说我们说不的几个人，我们比中国的精英清白的多，有些人是左倾路线的打手，双手沾满知识分子鲜血的人，有些人就拍党委的马屁，取得名誉和学术地位。我永远都没改变，我觉得20年的中国的知识界就可以写一部新的儒林外史。王小东曾经在澳大利亚时说“西方人是垃圾，但一个好的制度能够允许垃圾存在。但是，不相信一帮垃圾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好的制度。”流氓无赖也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我们说一个多元的社会可以容忍流氓无赖的存在，但流氓无赖无法建立一个好制度。
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多多少少了解这帮人的为人，他们一惯的言论轨迹，他们活动的轨迹。如果对这我们的观点有一个客观的评论，只要有一个客观的评论，哪怕是完全批评，我觉得都能接受。
至于有意误读，那些小孩写的东西，怎么能特别认真对待呢？我不说小孩子写的东西，像春树啊、张悦然啊，我和他们都有些很好的私交，但他们有时模仿王小波，模仿他们的一些老师，我觉得不值得认真对待，只是一种情绪。从统计意义上说，是可以认真对待的。但从言论批评的具体案例本身来说，是不值得特别对待的。所以这个东西，一些小记者造成误解，说恶评一片。
我们都是风风雨雨过来的人，还怕批评吗？我二十年前就是这个观点。现在网上跳得特别厉害的，十几年前也是这帮人，这帮人连亮相公关的技能都没有的人，坐在台面抬不起头的人，这是一个特点。
我们不希望意气用事， 96年时有人这样问，昨天也有个英国记者这样问：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中国？我说，这是一种误解，我知道你的担忧——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帮神经质的。像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样，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有一种自尊的洁癖。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也在批评中国社会的现状，对我们认真的批评我们是能接受的。
为什么知识分子自我矮化大行其道
我们并不会介意主流知识界知识分子对我们进行批评。
第一，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代，一个出版物批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回应，这是媒体喜欢做的事，因为这能成为一个新闻的兴奋点。我问过所有的，我点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名，只是想论证一个观点，你看了我的文章，老是去找角度，根据我们平时的追赶求是有关系的。批评知识分子不是想造新闻点，批评只是想说明一点：为什么知识分子自我矮化大行其道，愤懑主义以第三帝国的姿态批评自己民族国家的东西，为什么会得到响应？还变成一个非常正义的东西，为什么还以第三帝国宣传家的口吻来评批自己的民族者，什么“愚笨者的繁殖是最快的”，我根本没有意地去摘取这些话。比如朱学勤说天谴，很多人说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不是那个意思，其实就是那个意思。比如黎鸣也是一个很执扭的批评中国现状的学者，你恨执政党就恨，你何必来个天谴，这个东西没有人误读他的。
所以，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是必要的。我必需要论证，民主自由、国民性反思走形了，有些例证，比如周孝正，他的思维逻辑是有害的，为什么网民会欢迎。我的意思是批评不是吸引眼球，某种意义上说，人去读的时候会思考，这个没有琢磨到。这些都是案例，我并不是想借这个东西来壮自己的声威。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些批评不能说是政治上的指控，我觉得主流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出了大问题。王小东是非常了解这帮知识分子的，他的批评会是更狠的，我在书里比较多的摘选的一些案例，包括对南方周末的揭露。南方周末老是愤世嫉俗的，伪装成历史学家。喜欢历史的东西，历史是一种消费，历史也是一种情怀。因为我写过中国电视的历史，我对这块中国革命史，我也有我的看法。
主流知识分子故意压灭一些东西。现在有一些非常庸俗的历史。为什么说庸俗呢？你说党写的东西，把爱国，把近代史，把爱国主义教育弄得非常恶心。但是，现在突然一下子，因为我去调皮一下、颠覆一下，就走了形，完全走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是极左极右，这是黄纪苏的话。事实上，极左和极右在思维方式是高度一致的。40年代一些反共思想家的语言，他们也是另外一种共产党，连“匪党”都出来了，以为这样就很勇敢，很多人为你叫好。这非常庸俗，书里涉及到很多批评。我是这么一种想法。
中国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
在书里，我们提出对西方要有条件地决裂，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
有条件地决裂出来后，有人说又要搞大跃进，又要折腾了，极左思潮又回来了。这样的解读，我就懒得去回应。我觉得有条件的决裂，就是跟2008年的国际形势有关。事实上，中西关系就是国与国的关系，都是一个利益博弈。布什在任时有一次用错了一个典故，一下引起阿拉伯的不快。法国人怎么说？他说在布什和美国精英眼里，除了基督教文化外，其他都是泛伊斯兰教文化，这些东西必须是剪除而后快的。你说撕去那些华丽的词藻，国际关系就是丛林法则这么个东西。
我只是从一种感觉上，从基本判断上，有条件决裂，前面是“有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当外国轮番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在外交上能够安抚国内就安抚国内，抗议了就完了，生怕闹崩。我的意思是，就是不闹崩也可以偿还。那么，决裂了又怎么样呢？一说起这些东西，有人就说外交上的难度，维护国家利益的难度，我们也是爱国者，我们是很痛苦的爱国者，我们是国策派，还是不要把事情搞僵了。
这些人只讲了一点。还有一点，没有人神经兮兮地坐着说话不腰痛。我就是举了一个例子，男人应该懂得害怕，害怕不是一个卑劣的东西。害怕了以后才敬畏，我是明白，张承志说“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投降是一种不失尊严的选择，但是我们讲，很多人词典里没有这个东西。
这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的经验得来，我们北面看到了俄罗斯，南面看到了印度。俄罗斯是照着西方的路上走的，但西方对他们更好了吗？俄罗斯民族卑劣吗？苏联解体的时候，国民素质非常高的，想想还是挺悲惨的，所以普京就在恢复过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们老是说天佑美国，天佑美国，跟着这个旋律，我觉得真是天佑中国。
南边印度。国内有一帮蛊惑人心的知识分子蛊惑人心，说印度好，印度穷人活得有尊严。看，我们中国怎么对待拆迁户的？你这样的说法不是蛊惑吗？我们说民主自由是非常好的东西，但硬要歪曲事实，说中国必须走这条路。刻意把印度神话，这在道德上是有罪的。第二，书里有个最基本的判断，中国想成为中间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无法不显其大。这不是个帝国主义，要么上去，不然你就滑下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
知识分子还停留在80年代
记者：这不是给外国人找到了“中国威胁论”的把柄？
宋强：两会期间，很多港台记者也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无法不显其大”，12年前问这个问题，12年后又问这个问题，你不是做实了“中国威胁论”了吗？我觉得王小东回答非常好。“这里一个目标，一个国家在战术上是可以潜伏的，战略上是没法潜伏的。”当时有个军队高级干部质疑，你们这不是暴露了目标吗？王小东说你是职业军人怎么不懂这个道理呢，国家目标是没法潜伏的，事实上，中国表达的很温柔敦厚，中国做的小得不能再小了，但人家还是在指控你啊。现在我们的宣传连和平崛起都不敢谈，这不是可笑吗？中国崛起就真那么邪恶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绥靖的思想。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信的一种体现，这是不对的。什么中国一流大国的雄心，至少中国还有一帮人，他们能表述出对国家更高的期望，做一个骄傲大国做一个英雄国家，这不是土里土气的思想。有人说这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壮烈情怀吗？这是两码事。爱国是吃饭，关系着中国普通公民的吃饭。为什么？中国不能做中间国家。这个时候，我们也梳理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内修人权、外争主权。这两个可以并肩。
有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台湾的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都说自己要做一等国家，而我们中国（注：俺强烈鄙视这样的说法。）留学生就说，我做二三等国家就可以。这就讲到美国人，七八流的美国人到中国来还是爷爷，这是占着国家的伟大，每个人都有了种光环。我觉得这种表述没有什么邪恶的成份。什么做实了西方的口吻？这些东西，不是西方人解读的。12年前，我回击王小波的时候，我感觉读他的文章不太舒服，他喜欢拿中国社会和二战时的日本和德国相比，这不是蛊惑是什么？那是最坏的蛊惑。
记者：提到王小波，书里批评王小波的话似乎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宋强：在十年前，我在做《全球化下的阴影》讲座上，有个学生的字条里提到王小波。我说你不要觉得王小波的文章有多好，国家利益和自由关系没有王小波说的那么玄呼，没那么对立。
“王小波是当代最邪恶最丑陋的神话”，我觉得这句话就是韩寒的语气。王小波的神话很俗气的东西。有帮小资装典自己。
事实上，这些东西是可以揭破的，黄纪苏写“你说什么个人，解析，他骂了我，我没那么高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主要的还是那篇文章讲什么，是不是讲道理的，重点是这么去看。我觉得应这么看。
事实上，十几年来主流知识分子转得很厉害，他们见证中国的每个变化。你像摩罗，他有些变化。黄纪苏很真诚地说，如果小波活到今天，他也能转。现在很多人都说成为王小波的门下走狗，黄纪苏主要是说你们能不能把文艺腔改一下？
我说这里面如果出现了一些过节，像王朔的《我的千岁寒》时候，他没有由头骂一些人，这是商业炒作。我们这本书完全不一样的，是带着事，带着观点来说的，普通百姓也易于接受的东西。
很多知识分子还停留在80年代伤痕文学的时代，不求长进。
我们就是扮演了一个跳蚤
记者：听说中宣部、出版总署也在调阅这本书？
宋强：这是港台媒体的东西，我不知他们信息从哪来。
记者：《中国可以说不》在当年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压力？
宋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人准备动手把这书禁了，但后来又缓了一步。这书没什么大的坏处。《中国还是不能说》后来被禁了。很多人开始解读。其实解读都是错的。
《中国可以说不》当年是我操纵的，《全球化道路下的阴影》这本书非常好，但突然被封堵了，主渠道不让卖了。生活在模仿戏剧。王小东就说，你看这群素质低的人坐在这位置上，你能不生气吗？所以中国有内政的愤瞢，一是外交的难受。
这本书既有内政的也有外界的，所以《中国不高兴》内外都有，但中国的国情使然，内你只能说到这个程度，更多篇幅都放在外上。这本书主要是刺激知识分子的，写给中国人看的。我们老是按美国的要求去改造，这不行的。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特别悲剧，整个莫斯科差点冬天都过不来，而且美国的导弹系统照样架在你脖子上。难道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吗？
有些话现在不是辩论道德不道德的事，像宋鲁艺就讲中国民族是下流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下贱的民族，像余世存的那句话我就觉得没什么，故意扭曲语境。对文革的愤，对毛的愤，呈现一种惯性，扩大到中华民族的愤。我不是故意去夸大，其实这就是知识界的一种精神状态。
记者：有没有预料这本书可能会遭遇比《中国可以说不》最大的争议呢？
宋强：我觉得会出现争议，我觉得会是一种比较好的理由。《中国可以说不》的客观意义大于其他意义。克林顿96年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情，美国大使馆的人见了我们两次，一般美国人民对中国不了解。做外交的人和搞政治的人就是不一样，原来美国人民肯定认为，99%的中国青年都是反对政府的，有伤痕在那，制裁中国，老百姓会很高兴。结果这个情况不对啊。严家其在当年说，《中国可以说不》这几个也是自由知识分子，就是这帮人扮演“说不”角色，是真实的，不是所谓的暗箱操作。这样一种情况，和一帮民运分子和吃中国饭的，或者拿民主基金会钱的人，这些人完全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建了功德无量的事，它的客观意义大于它的文本价值。《中国不高兴》也有很多真知灼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些重要的观点，启迪一种思考。但描述的形态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至少它有启迪意义。有人说是不是我们想影响时政啊，言论影响国策在今天也算是有可能的。因为网络时代嘛，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比网络上的言论更有水准，影响就影响吧，当然它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它能刺激一些人，不再是过去那种想法——不会还抱着过去的那种想法，理直气壮，不求思变。有这么一种声音，虽然让人不舒服，但是这个声音在，那就对了。因为文人只能这个作用。
记者：那这一次到底是你们被民意唤醒，还是民意唤醒了你们？
宋强：《中国可以说不》在96年是社会思潮的标志性事件。而这一次到底是我们被民意唤醒，还是我们唤醒了民意，应该是两者都有吧。大家的情绪都在，有几个小平头站起来，说出来了。这个意义非常大。
我们就是扮演了一个跳蚤，我们就是想让美国人知道，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是可以被认真对待的，即使从学理上、从观点上、从对中国建言建策上。
估且不论我宋强这个人，但这些观点不能因为你感情上的原因而去低估它，这是低估不了的。我觉得我们要认认真真去对待它，不能从文化大角度上。比如“爱国主义的破旗”这样的话，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事。不要动不动批评一个东西口气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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