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代托派政策与清源策略观的相似性

1930年代托派政策与清源策略观的相似性

xinmalie　　

4月23日，我在贴出名为《反民族主义与反西方民族压迫——兼论革命原则性和策略性》的贴子（以下简称我文）。清源在我文的跟贴中贴出《这样的策略要不得－－就〈中国不高兴〉的争论与“xinmalie”探讨》的贴子（以下简称清文）。对我文关于革命者应积极反对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的观点，清文是反对的。清文认为那不是反帝斗争，而是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　　

对于我文讲反对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从策略上讲，又可理解为为打击主要敌人，应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与次要敌人结成反对主要敌人的同盟（哪怕是暂时同盟）”的观点，清文也表示不同意。清文写道：“在无产阶级以国家和统治阶级面目出现的时候是这样的，……在无产阶级以被压迫阶级面目出现的时候，应该是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所以，在无产阶级以被压迫阶级出现时，首先是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什么‘支持’‘联合’这个压迫自己阶级的阶级。”　　

按照清文所说，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时，不能采取“为打击主要敌人，应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与次要敌人结成反对主要敌人的同盟（哪怕是暂时同盟）”的策略。清文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时才能采取这种策略。　　

列宁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随机应变，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设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要想战胜比较强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31卷第51、52页）。列宁以上这段话体现出“为打击主要敌人，应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与次要敌人结成反对主要敌人的同盟（哪怕是暂时同盟）”的策略，他说那段话时，并未像清源一样说：“在无产阶级以国家和统治阶级面目出现的时候是这样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时不能是这样的”。即列宁并未说“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时不能”采取这样的策略。　　

而且请问清源，“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时”为何要“事先拒绝随机应变，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设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为何要采用列宁称为“可笑到了极点”的愚蠢做法？　　

而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制定（并在现实中实行）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即发达国家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反帝统一战线）策略，则无情地批驳着清源关于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时，不能采取“为打击主要敌人，应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与次要敌人结成反对主要敌人的同盟（哪怕是暂时同盟）”的策略的说法。而清源现在的态度，则与那时反对这一策略的托派的态度非常相似。　　

在上世纪30年代，在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及法国等国出现的法西斯派别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观察到帝国主义国家间区别，以及同一西方国家中不同资产阶级派别的区别。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都反共，但在反共的激进性上却有区别。希特勒政府“废除魏玛宪法中有关保证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一切条款”，宣布共产党非法，随后取缔社会民主党，法西斯取消了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才获得的民主权利，德共和整个德国工人运动遭到沉重打击。国际上，德国在把侵略矛头公开指向苏联同时，也鼓吹重新瓜分殖民地，这使其与英法等国有利益冲突矛盾。　　

而美英法也反共反苏，但没有德国那样激进，美英法还保留了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才获得的民主权利（虽然资本对这样权利进行限制）。而这民主权利更利于共产党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法国等国大资产阶级被30年代危机下“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吓得胆战心惊”，他们认为用德意法西斯取消民主自由的作法来压制阶级斗争是好方法。因此在法国等国，当时也存在法西斯上台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决定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国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区别对待帝国主义国家，重点打击对国际共运危害最大的德国法西斯，以及企图在其他西方国家实行法西斯政体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共产国际据此“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闫志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极左派——托派第四国际》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35页）。　　

部分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法西斯政策和人民反对法西斯而产生的矛盾、斗争，在30年代的西欧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而这斗争在法国、西班牙最具代表性。在大资本、大土地所有者等支持下，30年代上半期，法国法西斯势力极其猖獗。法国大资本、大土地所有者等从德国意大利看到压制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经验，而法国共产党从德意看到教训。法共认识到，要使自己组织存在、发展，应团结一切力量阻止法国的法西斯势力发展，阻止它们像德国意大利法西斯那样上台执政。法共代表会议指出，“当前的任务不是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抉择，而是在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作出抉择，要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使法国国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愿意保留资产阶级民主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组成人民阵线，同国内和国际法西斯主义斗争。　　

按照清文关于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时，不能采取“为打击主要敌人，应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与次要敌人结成反对主要敌人的同盟（哪怕是暂时同盟）”的策略的观点来看，当年共产国际和法共等的策略也有违清源的这观点，清源也应撰文对其策略批判一下才是。当年对共产国际和法共等的策略进行批判的托洛茨基及所属派别，其批判的理由，与清文观点差不多。　　

当年共产国际和西欧国家共产党区别对待帝国主义国家，重点打击对国际共运危害最大的德国法西斯和西欧各国的法西斯势力策略，受到托洛茨基的激烈批评。托氏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西方国家共产党应该进行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托氏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西方无产者应为着这个斗争目标不断努力、前进，而不应倒退回去进行捍卫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维持现存资本主义政体。因此托氏对当时西欧共产党反对法西斯，捍卫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批评说，“‘在发达国家捍卫民主的纲领是反动的纲领’。他认为只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可以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 （巴斯马诺夫《30至7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15页）　　

托氏的“不断革命论”从哲学上看，实际是唯心的认为历史是直线前进、发展，所以他认为西方国家共产党不应后退去进行捍卫资产阶级民主、维持现存资本主义政体的斗争。但历史实际是曲折地、螺旋状前进、发展，共产党反对法西斯，捍卫资产阶级民主是为了捍卫共产党较好生存、发展条件，为以后进行的、马克思所说的“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创造良好条件。因此这退一步是为了更好进步、前进。　　

托洛茨基反对区别对待各帝国主义国家，他要求同样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托氏“无视德国法西斯上台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威胁，坚持把德意日法西斯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等看待，说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饿狼与饱狼的区别，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与阴险狡猾的帝国主义的区别，反对对它们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反对集中力量打击最反动、最残暴、最好战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集团”（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极左派——托派第四国际》38页）。　　

托洛茨基反对在国际上区别对待法西斯国家和还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必然反对西欧各国共产党区别对待本国国内企图实行法西斯政体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和愿意保留资产阶级民主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政策。进而，对西欧各国共产党建立由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对法西斯的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阵线，重点打击企图在国内实行法西斯政体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政策，托氏认为也是错误的。托氏认为，国际上要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内，对企图实行法西斯政体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和愿意保留资产阶级民主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共产党人都应同样反对并与之斗争。托氏认为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政策是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参与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远离了无产阶级斗争。而清文也惊人相似地说，中国革命者反帝是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　　

托洛茨基从上述观点出发，所以认为，西欧共产党与包括一些资产阶级派别在内的各阶级、阶层人士联合，结成反对法西斯，捍卫资产阶级民主的人民阵线，是“背离阶级立场”的错误行为。托派“指责各国共产党搞‘联合主义’、‘背弃阶级立场’等等”。1938年1月，托洛茨基指责共产党搞人民阵线是堕入孟什维主义，他说“这里姑且不论‘人民阵线’政策的好坏，它始终是孟什维主义的一种传统的政策。”他还宣称：“一个人民阵线，另一个是法西斯主义——这两者是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的政治手段”（转引自《30至7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15页）。在这里，托氏不顾人民阵线和法西斯主义根本区别，把二者等量齐观，硬说人民阵线也是“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的政治手段”。　　

清源曾在“一国社会主义不可能”问题上正确地批评过托洛茨基。但清源在关于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时，不能采取“为打击主要敌人，应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与次要敌人结成反对主要敌人的同盟（哪怕是暂时同盟）”的策略的观点，与托洛茨基当年批判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上述观点是惊人相似。　　

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的上述政策，严重干扰了西欧各国共产党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例如，法国托派号召“立即采取革命行动，以代替建立人民阵线”。另一些“左”倾派别也跟着喊：“不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议会主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 （《30至7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18页）。　　

清源认为，“在无产阶级以国家和统治阶级面目出现的时候”（即社会主义国家），“为打击主要敌人，应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与次要敌人结成反对主要敌人的同盟”，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时）则不行。但看看上世纪3、40年代，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还是法共等资本主义西欧的共产党都认为，应该对帝国主义国家和一国内不同资产阶级派别区别对待，并采取“为打击主要敌人，应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与次要敌人结成反对主要敌人的同盟”的政策，把法西斯德国和国内法西斯势力作为主要敌人来反对。而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托洛茨基则认为，应该像一战时一样，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同样对待，同样反对。托氏认为，对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对待，把法西斯德国作为主要敌人来反对的政策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托派认为，应该像一战时一样，革命者应在本国实行反战、反爱国主义、使本国失败的政策。因此按此理论，使德国、意大利失败只是德国、意大利两国无产阶级的事情，其他欧洲国家无产者不应以爱国或抵抗侵略为借口抵抗德意入侵。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抵抗德意入侵，是无产阶级参与本国帝国主义与其它帝国主义间的斗争，是帮助本国资产阶级，企图使本国帝国主义胜利的行为，违背他的使本国失败的政策，因而是错误的。而清文也类似的认为，中国劳动大众反对美帝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使中国劳动大众参与本国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放弃对本国资产阶级斗争而帮助本国资产阶级，因而是错误的。在这里，清文完全无视左派平时对本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抨击和斗争。在他看来，似乎其他的所有左派已完全放弃阶级观点，而陷入民族主义泥沼中。　　

托派当时对法国共产党大加指责，因为法共在1940年6月6日德军兵临巴黎城下时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来抵抗。7月法共号召打击德国占领军和投降德国的维希政权，其后一直动员和参加人民抵抗。为此，托洛茨基在1940年6月专门写了《我们决不改变自己的方针》的声明。声明实际是说，西欧各国被法西斯德国进攻、占领，西欧各国共产党人也应坚持在本国实行反战、反爱国主义、使本国失败的方针。托氏声明“专门谈到本国政府的失败只是一件小小的坏事” （《30至7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52页），似乎这“小小的坏事”能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大大的好结果。　　

但是，托洛茨基要求西欧共产党实行以使本国战败为目标的“小小的坏事”策略，是和社会主义要求战胜反对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德国法西斯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托氏使本国战败为目标的政策，还不只是要求西欧各国共产党在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面前奉行投降主义，使本国战败，实际是要西欧共产党在国内建立一个“对内战线”，打击本国资产阶级。托氏似乎很左的使本国战败政策，实际是要使西欧各国共产党成为德国法西斯的附属力量。　　

在苏联被迫参加二战后，托派仍宣称坚持使本国战败为目标的政策。例如，英国托派宣称，“苏联站在帝国主义‘同盟国’一边参战，无论对两边的帝国主义者来说，还是对其他什么人来说，都不会使战争的性质有所改变。这也改变不了我们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战略”。（《30至7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65页）　　

在二战结束后，由于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西欧共产党得到极大发展。这说明区别对待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和不同资产阶级派别，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必要和正确。但在二战中逃避反法西斯斗争并指责这斗争的托派，仍指责西欧各国共产党，说他们“在反法西斯内战期间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目标”（《30至7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68页）。　　

因此，上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统一战线）的历史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时，仍能（而且应该）采取“为打击主要敌人，应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与次要敌人结成反对主要敌人的同盟（哪怕是暂时同盟）”的策略。那段历史实践也批驳着清源关于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时不能采取这种策略的观点。　　

清文认为革命者积极反对美帝不是反帝斗争，而是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清源这一观点，与托洛茨基关于法国等国无产阶级反对德意法西斯，是参与本国帝国主义与其它帝国主义间的斗争，是帮助本国资产阶级的观点是惊人的相似。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到二战，德日意法西斯是国际共运最主要的敌人，那么，二战后到今天，美帝一直就是国际共运的最主要敌人，一直是镇压各国革命和实施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主力军，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支柱和堡垒。这个基本形势估计一直没变，因此，反对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内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是一个革命者责任和义务。而清文借口形势变化，说革命者积极反对美帝不是反帝斗争，而是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并要求左派不从事反对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斗争，是极其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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