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从《中国不高兴》看民族情绪的变化

  房宁

  近年来，在政治评论类图书市场缺乏热点的情况下，一本《中国不高兴》异军突起，引起了众多的关注。与十多年前《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畅销一时的情景相似，《中国不高兴》引发的兴奋点依然是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看来，这的确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十多年前的那些书，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读来有一种压迫感、紧迫感。以研究传播学和公众舆论见长的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曾将那些书中表现出来民族情绪称为“悲观”、“激奋”的“民族主义”。而新近的这本畅销书的基调却是一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无论是从书的群还是书的畅销来看，人们都有理由重视这本书以及从中反映出的社会情绪。书的中有人也曾是当年那两本畅销书的，而同样的话题十年后还能引来诸多的关注更是值得思索。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如果看得更远一些，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始终离不开的问题就是与西方的关系，无论是社会还是思想界，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始终都离不开西方的影子——或追随效法或对立抗争，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再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以至循环往复，不知有了几个回合。即使不直接与西方打交道、不直接提及西方，内心中也难免参照对比。中国与西方可以说有着百年的纠葛。

  这百年纠葛实在是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的宿命。春节期间，我去广东走走，到虎门瞻仰了林则徐纪念馆，看到了虎门销烟池。踯躅池畔，思绪万千。我想到：从那时起，中国的一切都和来自西方的冲击与压力联系在一起了。一百多年来，我们民族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再也离不开外部世界给我们的冲击和影响了。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20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阶层终于猛醒了，开始了上层改良的“洋务运动”。1894年的甲午战争打碎了政治精英的救国努力，4年后当时中国最有见识的“文化精英”发动了戊戌变法，结果是昙花一现。两年后，义和团运动兴起，可谓“草民”救国，表现了我们民族对外来压力与民族危机的本能反抗，结果也以失败告终。可是，义和团运动却给后来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一个“话柄”，动不动就被人贬为“义和团”！更有一些矫情的读书人，也许是为表现自己开通，显示自己“文明”、“进步”，常常爱拿义和团“开涮”。说句良心话，在中国，别人贬损两句义和团也就罢了，惟独那些以“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自居、自诩的人不能说义和团的坏话！不要忘了，义和团是在那时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败涂地，中华民族陷入万分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什么人有资格对这些民众英雄说三道四？！

  1919年的巴黎和会让当时中国的热血青年看到了他们原来寄予希望和试图效法的西方列强的伪善与奸诈，于是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人全面看待西方的开始，当然那仅仅是个开始。正因如此，同样来自西方的，却是颠覆西方主流思想文化观念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这也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结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匍匐在地的屈辱历史。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们民族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们依然生活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之下。于是有60年来的奋斗与探索，我们的苦与乐，我们的失败与成功，都与这奋斗和探索联系在一起。

  百多年来，我们民族的情绪起起伏伏，时而激昂、时而悲愤。百多年来，生存竞争压倒一切，中华民族的情绪及其表达也必须符合生存竞争的需要。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初现成果，综合国力有所增强的上世纪90年代，小平同志还谆谆教导我们的党和人民要“韬光养晦”。经过百年的奋斗，经过60年的奋斗，经过30年的奋斗，我们民族的梦想终于犹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灿烂的礼花一般绽放。经过百年的奋斗，经过60年的奋斗，经过30年的奋斗，我们中国人终于有了在全世界面前流露自己喜怒哀乐的资格与自由了！当然，我们希望地球变为一“村”，我们希望“同一个世界”有“同一个梦想”。但既然大家是平等的，那我们就不必时时处处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就不必时时处处把自己的情感埋藏于内心深处。这个世界上有不公平，这个世界上有人还想欺负我们，我们就可以不高兴，就可以把不高兴说出来，而且不必为把不高兴说出来而感到害怕。 (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火起来，背后的因素很多。一个很有些噱头的书名，安上一个“民族主义+新左派”的招牌，加上王小东式的“童言无忌”，再配以黄纪苏品人论事时的“入木三分”，这本书想不火也难。不过，火则火了，一些更严肃的话题也因此被淹没进火灰里，使得王小东所言的这本“面向知识界”的书也难以再严肃。

  但我还是想掉书袋般谈论一个严肃性话题：这本书火起来的背后，的确反映了国人时下内心深处潜存着的一种焦虑：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何去何从？

  按西方学者的说法，以是否拥有大规模动员能力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开始，前后不过60年光景。但就是这60年，前30年与后30年也大不同。从1980年代始，就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全球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威力荡涤着民族国家边界。一个刚刚宣告“站起来”了的国家，还没有来得及真正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位置，甚至还没有摆脱被列强欺侮的阴影，更遑论获得与列强比肩的机会，就不得不面对被列强引领的全球化洪流裹挟而去的现实，在这种大背景下，每一个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的中国人，都不可能不思考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未来世界中的命运，尤其是能否获得足够的主体性空间，获得应有的利益，甚至张扬本民族的特性等等。这种思考形成了内心深处潜存的一种民族国家主体性的焦虑。

  正因为有了这种“焦虑”，我们就不难理解，近些年来，关于今天的中国如何自处于世界的讨论几乎都会吸引读者。当年的《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是中国站在WTO门外向里窥探，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国家在想尽办法挤进去，而国民心理并没有完全做好融入的准备。主流下的是“入世界潮流”的功夫，非主流说的是“民族主义”的话，正好演了“双簧”。“入世谈判”背景下《说不》与《路》的面世反映的就是世态，因此火了；2001年，中国终于“入世”了，按某位大人物的说法，“是从‘摆地摊’终于争取到了‘进场做生意’的资格”，尤其是赶上了机会好，中国人或多或少分享了全球经济这轮快速成长周期的红利，赚了不少美钞，腰包鼓了，“大国梦”被复活，此时，《大国崛起》应运而生，撩拨的仍然是国人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这根敏感的神经，于是也吸引了无数的眼球。

  这回火的《中国不高兴》，面世的时间看似非常偶然，但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去全球化”正好“碰头”，却非常耐人寻味。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普通人都看到这样两个场景：其一是原来被视为“现代化样板间”的美欧，不仅制造了金融危机，而且在危机中遭受重创。其二是为应对危机，原来最主张并推动全球化的美欧，不惜以邻为壑，首求自保，明目张胆推出“债务货币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这样损人利己的政策。这极大地挑战了此前《大国崛起》所灌输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中国要想成为大国不必要彰显什么主体性与特色，只要融入欧美主流文明就行了”！而现在，普通人在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有了新的思考维度：中国还能不能师从美欧？中国还能不能指望得上美欧？中国还能不能继续融入这样的全球化？恰在此时，《中国不高兴》“不早一步不晚一步”，讲的就是这些个最吸引人的话题！

  所以，褒也好，贬也罢，仅从抓住人心这点看，《中国不高兴》成功了！当然，这也表明，在真正成为强国之前，由“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自处于世界”思考引发的“主体性焦虑”仍然远远没有结束。 (为国防大学教授)

  任何事件都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成为一个社会焦点也是如此。我认为不是中国外交出了问题，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和我们自身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来自我们在2008年大受刺激，或者说大悲大喜，或者说其后的戏剧性场面接连发生，这一切却都与我们的期待相差甚远。

  《中国不高兴》引发社会共鸣是件好事，但如果朝着情绪宣泄或者以民族主义为宣泄口，那么对内对外都不见得是好事情。还是那句话，满招损、谦受益。我个人不认为《中国不高兴》可以成为所谓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新路标，中国民间既有智慧也有火眼金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零和游戏，这早已为30年的实践所证明，中国从中受益匪浅。中国民间的智慧和火眼金睛不会盲目跟从这本书。书看后，感觉有的观点十分认可，也有一些观点经不起推敲，有诈唬的感觉。例如什么能源耗竭啊，文明退回去啊，“80后”最爱国啊，还有阴谋论什么的，一看就是在诈唬，不能让人信服。

  我认为这本书没有盲目反西方，书中许多地方强调的还是把国内的事情做好。特别是思想界、学界已经长期存在的不良风气，现在是到了纠偏以正视听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不是对着西方的民族主义，而是倒像一次民意的告白和中国必须奋发向上的宣言。

  这本书的热销和争议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已经多元化了，已经没有过去那种整齐划一的声音。我注意到对该书的反应基本是说什么的都有，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大家都没有盲从，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自由、开放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这种现象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我倒认为这种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本书的观点之一：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

  我肯定这本书的价值，它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良药苦口，它注定是打造中华民族之魂所不可缺少的一根木桩。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庞大的人口，没有整体意识和自我凝聚意识是不行的。

  （为北师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