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吴稼祥批判有用吗?
今天(4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吴稼祥的“冰点”特稿《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评《中国不高兴》所推销的病态民族主义》。文章对最近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文章认为《中国不高兴》表现的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这种病态的民族主义呈现的是一种“暴发户心态”。这是一种病毒。吴稼祥认为,这本书宣扬的观点是“想用中国人深入骨髓的爱国情愫来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病态的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
吴稼祥的文章并非没有可取之处,譬如他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批评就有可取之处。问题是,他的这种批评有用吗?依我看,可能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可能适得其反,反而扩大该书拥趸者的阵营。这是因为:
第一,吴稼祥对此书的批评手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手法和文革“大批判”的手法毫无二致。凡读过此书的人都知道,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现在的书名是出版商自己加上的,不排除出版商吸引眼球的用意。书中虽有一些比较偏激的观点,但正如同样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曹林的文章所说的,“ 其间不乏深刻洞见和理性判断。比如,黄纪苏对民主的判断就很睿智,他从功用、能力和价值三个维度分析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比如,对一些媒体和精英的逆向种族主义的批评也很到位,一些精英“逢中必反”,一些媒体毫不尊重事实地美化欧美、丑化自己国家,这些倾向都值得深思。其对大时代、大目标的追寻,对内忧外患的判断,对“内修人权”的强调,也都非常有意义。”但是,吴稼祥对书中的这些观点选择性失明,一概看不见。只选取某些极偏激观点进行批判。这正如一缸水中有几根稻草,他看到了几根稻草就彻底否定了这缸水还可以饮用。这说明吴稼祥是很善于捞稻草的,他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手段进行批判,就让他的批判的公正性打了很大折扣。
第二,吴稼祥对那些“逢中必反”的伪自由主义者网开一面。吴稼祥的文章概括出了三类人。第一类是所谓“病态民族主义者”。这是全文集中批判的对象。第二类人是所谓“自由的民族主义者”,这是他肯定、褒扬的对象,他当然把自己也归入这一类人。
第三类人是“不能区分一个国家的体制和一个国家的利益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这个归纳很拗口,其实就是草根们习惯说的那种“汉奸”、“买办”、“卖国精英”。他显然不愿意用这样的词语,故意把话说得很玄乎。他举了这类人的例子:“这样的人因为反对中国的现行体制而反对中国的利益,比如他们曾经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反对中国加入WTO,等等;或者反过来,他们因为喜欢美国的制度而拥护美国的利益,比如1999年美国女足在世界杯上并不怎么公正地击败中国女足后,有些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并不觉得惋惜,反而为美国高兴。也有的学者,反对在任何意义上谈论中国的国家利益,似乎当前的中国,只有专制利益,没有国家利益。 ”
问题是,洋洋两三万言的文章,涉及这类人只提了这么一段话,而且不表明自己对这类人的态度是反对还是支持。当然,他更回避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这本书之所以问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由于当代中国确实有不少这样的卖国精英,他们见不得中国发展进步,看不得中国迅速崛起。这些人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美国、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恨不得西方重新组成八国联军把中国占领。可以说,如果中国没有这类人,这本书也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热销。这本书正是对中国存在的卖国主义精英兴妖作怪现象的愤恨和反弹。吴稼祥为什么对回避这类人的评论,更回避《中国不高兴》产生的原因呢?因为他心里有鬼!
第三,吴稼祥心中的“鬼”就在于他自己就是个“卖国精英”。吴稼祥把自己归入“自由的民族主义者”,这是他过于高看自己了。吴稼祥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了,尽管许多普通百姓不大了解他,但知识界和网络上的草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上世纪80年代末他因积极参与“颜色革命”。后来他和逃亡国外的民运份子过从甚密,也和台独势力有说不清的关系。他还是在中国搞联邦制的积极鼓吹者。正因为这样,他对“爱国”这个字眼特别敏感,谁要一爱国,他就攻击为“病态民族主义者”。他更是把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诬蔑为“民粹主义”。在他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东方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以及埃及的纳赛尔主义等等,基本上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可以看出,他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排除在外的。而他所赞颂的东方“健康的民族主义”,其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根本没有实现;凯末尔主义、甘地主义、纳赛尔主义的后果就是把土耳其、印度、埃及变成西方的附庸。
这样一来,我们就清楚了,原来他口口声声赞扬“自由的民族主义”,原来是想把中国变成为西方的附庸。
一个怀着鬼胎的卖国精英去批判民族主义,就像秦桧去批判岳飞、汪精卫批判抗战一样,他又能骗得了谁呢?谁能相信他的鬼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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